1948年9月23日，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举行。在朱家骅、翁文灏之后，最年长的院士张元济致辞，在回顾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军阀混战之后，他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地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地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他呼吁：“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
当天，美联社发出《内战破坏文化，张元济痛责陈词》的南京专电。上海等地的报纸也都报道了这一消息。蒋在内的国民党政要没有人作出任何反应，也许他们知道82岁的老人的发言初衷与政治无关。
9月29日，王芸生写信给张元济：“先生在中央研究院之言，正是人间正气、人民心声……今日中国之舆论，真可怜极矣，我们报人实惭愧万分。”
10月4日，黄炎培写信给他，“先生正论，大众称快”，问是否能在《展望》发表。
10月6日，张元济给萨本栋寄去60本发言稿的小册子，请转给各院士，信中自述开会之日，同人推他作为代表致辞，回到上海看到各报纸的报道，“多与原意未符，因追忆所言，印成小册”。大概张元济担心自己的发言被误解、曲解，甚至被利用，所以才会有此举。
到11月5日，费孝通还在《中国建设》北平版一卷8期发表文章称，认为张元济的讲话“是一篇大家应当读而不易读到的重要文献”，“因为张先生在这短短的致辞里，说出了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民要想说的话；同时也以他学术先进、年高德劭的资格，对我们这些侧身文化界的后进发出衷心的警告和期待。他警告我们：学术不能在战火遍地中存在象牙之塔里。警告我们：不应当做埋头在沙土里的鸵鸟，不看血淋淋的现实……”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张元济首先想到的是给青少年编一本书，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以决死之心抵御强暴，抗拒横逆。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小册子，这是一代出版家张元济亲手编写的。当时，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上海也已在风雨飘摇之中，面对民族危机，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书生报国一支笔，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给青少年编一本书，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以决死之心抵御强暴，抗拒横逆。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撷取8篇故事，对原文作了适当的删节，译成白话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8篇故事包括《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所涉及的人物却不止上述九人，比如《荆轲》一篇就记录了田光、樊于期、荆轲、高渐离四个人的慷慨就死。张元济在《编书的本意》中指出：“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底，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夫子说是大丈夫，孔圣人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无愧色。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张元济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还有一个原因。他在1937年9月应《大公报》胡政之的约稿写过《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一文（现已收入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新版的《中华民族的人格》附录部分）中说：“近几十年来，设学堂，讲究新学，如今国内的大学有了几十处，造就许多新人才，做成了许多新事业，国家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他认为这是当时的教育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造成的，因此他主张教育要培养“艰苦卓绝的精神，高尚廉洁的节操”，从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认为敌人的炮声恰好震醒了我们。很显然，张元济之所以编写这本小册子，就带有对症下药的意图。他的这一初衷在1940年3月2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弟于三年前辑有《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选自《左传》、《国策》、《史记》，凡十余篇，译为白话，意在供中小学校学生之诵览。颇慨叹近来人格之堕落，思从少年身上加以挽救。不料近来堕落日甚。”所以他编撰此书不仅有抵御外侮的意思，更有扭转社会风气、抵抗人格堕落的宏愿在内。这两者往往是难以分开的。
张元济在书中选取了历史上十几位慨当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义的人物，倡导一种浩然之气。张元济在《中华民族的人格》里所选择的十几个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慨当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义，他们的人格也是在他们的死亡中得到升华。他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的“批评”是全书的亮点，几句话就点出了这些豪杰人格力量的所在，他所仰慕的是：公孙杵臼死于忠，程婴死于信；伍尚之赴死，对父亲尽子道，对弟弟尽兄道，在他心中孝是人生的美德；“利其禄必救其患”是子路恪守的做人道理，所以朋友善意的劝说、阻止因此都无效，他认为这是子路的“见义勇为”，所以子路才会“结缨而死”，那么的从容不迫；以报仇著名的豫让报仇有道，宁可舍易就难，显示出“正直的精神”；聂政之死乃是“士为知己者死”，英雄本色；荆轲刺秦王不成，千古流传，殉难者中田光为守信而死、樊于期为仗义而死、荆轲为尽职而死、高渐离为复仇而死，他们都是“虽死犹生”；当天下已定于一，田横英雄末路，虽也可不死，但他知“耻”而死，五百多人本可不死，但全部殉难，他们心中都有一个“耻”字；贯高九死一生，忍受无数重酷刑，仅是为主人辩诬，一旦达成目的，立马就死，决不苟且，因为“吾责已塞”。
张元济本人一直很看重此书，他认为：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元济曾无比感慨地在好几本《中华民族的人格》书前题辞：“一·二八”后，敌军欲亡我国，严禁此书，妄冀消灭我国人之人格。岂知消灭不，反益发扬。欣喜之余，书此记痛。
这是他在8月20日，即日本乞降后五日记的。9月4日，盟军在东京湾受降后二日，他再次在书前题辞：“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书，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国人无忘此耻，11月18日，他又一次在书前写下：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张元济自己一直很看重这本小册子，早在1937年6月25日，他写信给住在庐山、尚未最后下定抗战决心的蒋介石，除了送上新出版的一部《二十四史》，还送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信中说：“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济近撰小册，冀唤醒一般民众，附呈一册，并期裁教。”到1940年他还要给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适写信，“乞赐小序，当俟再版时录入简端，借以增重。”直至1949年改天换地之后，他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开国盛典，期间还不断地将这本书送人。仅从他日记中不完全的记录，就可以得知他曾先后将此书送给张治中、邵力子、高汾、张难先、吴玉章等人。
张元济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几千年来史不绝书的英雄人格，虽不能成为普遍的人格底线，但仍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张元济何时都不敢忘怀的。早年他投身戊戌变法如此，主持商务印书馆、编印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如此。抗战八年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先迁香港、再迁重庆，而他则以董事会主席的身份留在上海，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铁蹄踏进租界后，他也坚持不向日伪当局注册，为防止日伪势力渗入董事会，他托故不开股东大会，仅以印行古籍等少量业务苦苦支撑下来。在他自己身上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即孟子所说的那种浩然之气。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张元济说这些都是塑造中华民族崇高人格的名言，无论如何的世变沧桑，这些人格底气、做人准则都是不会随着时间而化为灰烬，而却会在新的时代里获得新的内涵。一部二十五史从来都不乏慨当以慷的英雄，“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志士，无论面对外敌入侵还是专制压迫，国人并不是没有拍案而起的愤怒，长歌当哭的生命情怀，以及血性的反抗，舍生取义、毅然决然的选择。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趋利避害、苟且求生几乎是一种本能，从容赴难、慷慨就义也只能是少数人、个别英雄的选择，而很难成为芸芸众生效法的榜样。从这一意义上说，张元济所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几千年来史不绝书的英雄人格，是一种高调的要求，而不是一条普遍的做人的底线。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向来缺少单身鏖战的武人”。其实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更重要的不是一两个、乃至更多特立独行的英雄站出来，而是成群的普通人站出来。
当张元济在危急时刻倡导民族人格的良苦用心，怀抱对古老民族的真实情感，对今天来说依然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