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是上海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作为出版大家、文史巨擘，他的思想、品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求真务实，值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
一是改良社会振兴中华的宏大志向。张元济1867年10月出生于浙江海盐。他幼年入塾读书，从秀才、举人到贡士、进士。1892年6月，光绪皇帝在太和殿召见新科进士，授张元济等为翰林院庶吉士。至此，25岁的张元济完成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所要经历的所有重要考试，进入京城这个社会权力中心。当此之时，正是清王朝衰落，外患频仍的时代。张元济等一批年轻官员经常在陶然亭聚会，议论朝政，主张改革。他和几位志趣相投的友人结成健社，在此基础上又创办为年轻京官讲授新学的“通艺学堂”，卓有声誉。1898年6月16日，光绪召见张元济，询问通艺学堂事，兼及铁路、外交等问题，张元济一一作答。建铁路、开工厂、办外交，都是当时变法维新的紧要之事，其关键是培养新式人才，这也是张元济与光绪谈话的核心。在此之前，光绪曾广开言路，鼓励朝廷各部司员上书言事，张元济接连上奏，提出满汉通婚，除发辫，去跪拜等，这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的言行。他与当时一批具有匡时济世的青年士子一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寄希望于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但戊戌变法终以失败告终。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张元济也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据分析，张元济是维新派中的稳健和非主流人物。他清醒地认识到，“夫以数千年之古国，一旦欲效法欧、美，变易一切，诚非易事。”因此，他虽然拥护变法，但对康、梁脱离社会现实的激进做法是有保留的。政变前他曾劝康有为“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这可以看作是张元济的变法思想，即主张通过和平的、“勿伤和气”的方式，渐进式地改良社会。虽然不论何种改革社会的方略，都不能不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规定所限制，成败固难逆料，但张元济改良社会、振兴中华的志向和抱负是令人钦敬的。
二是昌明教育、启迪民智的求实作风。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痛切地感到中国的变革缺乏社会基础。因此，他接受李鸿章的推荐，到上海进了盛宣怀创办的新式学校南洋公学任译书院主事。他在给盛宣怀等人的信中说：由于“今中国民智过卑”，对“国之危亡非所问，种之衰灭非所计”，兴办铁路，则谓有碍本地风水；废除书院，又说绝了寒士生路。在这样的情势下，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难以奏效。出路何在？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普及教育，使“民智大开”。在南洋公学任职三年后，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创办人夏瑞芳的邀请，到商务筹建编译所。入商务之初，他就与其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以后，他始终把商务看作重要的教育机构。商务办的讲习社、幼稚园、师范班、暑期班、励志夜校、同人子弟学校和函授学校等，遵循张元济关于面向社会，开启民智的教育理念，因而都办得很有社会影响。“昌明教育平生愿”，商务成为张元济实施宏愿的“良田”、基地。他在商务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比较突出的，一是出版新式教科书。这套“最新教科书”按学制、分学期、分科目编写，适应了近现代学校教育体制。张元济亲自参与编写的《国文教科书》，在内容上提倡爱国主义和中华传统美德，摒弃了“三纲五常”、宣扬“忠君”的课文，适当引入外国政事和科学知识，以及民主、平等、博爱等新观念。书中还有用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印制的彩色插图。商务教科书以新颖的内容和形式，上乘的编辑质量，得到教育界的欢迎，长期保持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二是译介国外著作。他充分发挥商务的优势，大量出版翻译西方的学术和文艺著作，来开拓国人视野，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严复翻译的《原富》等八种学术著作，林纾翻译的一百多种小说，都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思想文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张元济等商务同仁的努力，商务发展成兼有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大型出版企业，成为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基石，在普及教育、哺育造就中国新式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作为维新人士，张元济非常重视“西学”的介绍，但他从来没有将“西学”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而是主张两者结合。他认为中国人首先要学好中国文化。吸引国外学术新知，是为了“扫腐儒之陈说而振兴吾国民之精神”。他把编印古籍，“为古书续命”，看作是“事关国脉”的大事。早在1909年，张元济因编译工作需要，陆续购置图书，并在编译所三楼设立涵芬楼图书馆。涵芬楼所藏善本，不少就是从外国书商藏家的觊觎中争购来的。当时一些外国人凭借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大肆掠夺我国珍贵文物，包括秘笈典藏。为了收购陆氏所藏稀珍的近百部宋元版书籍，不使之流出国门，张元济与同仁商定，愿斥巨资买下这批书。但后来还是让日本人以更高价钱抢先买走。张元济在痛心之余，不得不亲赴日本商借摘抄和影印一部分回来，力求减少损失。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失坠，此为应尽之责。”张元济主持影印古籍，广借国内外藏书，通过比较选取最佳底本。如《四部丛刊》所用底本，除涵芬楼已存的外，又借用国内外52家公私藏书，仅整部藏书即达277种，还不包括其他零篇散页。张元济对这部书的辑印，从版本选定、成本核算、到纸张采购、预约发行，都亲自过问，一丝不苟。《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古籍中的煌煌巨著，共3301卷，分订820册，准备工作用了近10年时间，校勘由张元济一人承担，他为各书写了后跋和校记，有的一册即写了上千条校记。“书贵初刻”，张元济以丰富的学识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为许多古籍正本清源；“书贵流传”，《道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等，都是在张元济的大力推动下得以印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理想，在张元济身上体现为既开拓创新又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并以其出色的工作和人格魅力，使商务成为各方面知识分子汇聚的中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
商务为知识精英提供用武之地，也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史专家和业务骨干。如今看到由商务出版的诸多版本优良、校勘精细的古籍，深为张元济保存国故、惠及后人的历史责任感和辉煌业绩而感佩。
四是贯穿一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由“士”致“仕”，参与戊戌变法；还是从“仕”返“士”，投身出版事业，张元济忧国忧民的思想一以贯之，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怀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与时俱进。
1932年“一·二八”事件，处在闸北区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日机轰炸夷为平地，张元济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全部焚毁。张元济痛心疾首，但没有消沉。事变后，商务迅即成立以张元济为首的董事会特别委员会办理善后事宜，几个月后即在上海各报刊登复业启事。
“七七”事变后，又将租界外工厂设备迁入租界内，利用日本暂时还没有与英美宣战的时机，在上海租界与香港坚持出版事业，称为“战时体制”。他在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信中说，“吾不信我中华民族终长此被人蹂践也！”抗战胜利后，张元济从国家民族前途考虑，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1948年9月，他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开幕式致词时，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他指出，“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这义正辞严的讲话，引起很大震动和反响。
1949年，82岁高龄的张元济欣喜地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政协第一次全国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议期间与张元济等民主人士同游天坛，在中南海寓所共进晚餐、亲切交谈。10月1日张元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饱经内战外患，感喟太平盛世的到来，国庆之夜，他给毛主席写信，祝贺新中国成立，并赠送《林文忠公政书》一部，希望在毛主席领导下“发愤为雄，力图自强”。毛主席回信致谢。
1957年6月，张元济在病榻上写信给台湾的蒋介石，希望他效法五代时吴越王钱氏父子，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以国家统一大业为重。张元济去世前，有告别亲友七绝一首：“维新未遂平生志，解放功成又一天。报国有心奈无命，泉台仍盼好音传。”台湾回归，祖国统一，是张元济最后一个愿望。虽然生前未能见到，仍盼望死后能听到祖国统一的好消息。爱国老人的惓惓之意感人至深，永远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