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他留过学，出过洋，也亲眼见到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先进的东西。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强烈反差，深深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有着一颗强烈爱国之心的陶行知，深切地感受到祖国繁荣富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热切地希望祖国能够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因此，他怀着强烈的改造环境、改造社会的愿望，自觉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渐渐地由一个信奉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最终成为一个“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路线走”的“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原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后迁居安徽古溪地方，不久又移居古城徽州（歙县）城西黄潭源村。陶行知自小聪敏好学。6岁时，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以为神童，免费为其开蒙，后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15岁时，其母在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做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些事，后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
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繁荣富强而发奋学习。他学习刻苦，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08年17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即愤而退学。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他更加自觉而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便能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读大学期间，在他倡导并主编的中文版校刊《金陵光》上，他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大放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他写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发达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思想和志向。毕业后他赴美留学，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因为他认识到学市政只能做官，不能救国。1917年毕业后，他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踏上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神圣之路。他在归国时乘坐的船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今后的抱负，豪迈地说：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从此，陶行知开始了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不止的光辉一生。
1918年秋，27岁的陶行知担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为改革陈旧教法，提出用“教学法”代替“教授法”的精辟主张，表现了非凡的胆识和创新精神，由此开始其改革旧教育、创造新教育的伟大实践。
1919年，他继续深入研究探索教学革新问题，在《教学合一》一文中明确提出：“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应根据学的法子”。这一思想从根本上改正了长期被颠倒了的教法和学法，成为今日教学民主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学思想的先声。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他号召师范生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去改革中国的旧教育，开辟新教育的光明路。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一文中提出“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的自我教育思想，为专制沉闷的教育界带来了清新的气息，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1923年，他创办了安徽公学，并任校长，用“义则居先，利则居后；敬其所长，恕其所短”作为自己做校长的准则，并倡导师生应相亲相爱、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他深刻认识到平民教育的伟大意义，深刻指出：“中国以农业立国，一百个人中有八十五个住在乡村里。”因而他大力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上下求索，八方奔波，去为农民创造受教育的机会，以实现他那要让农民“成为快乐的活神仙”的美好理想。
1926年，陶行知开始其乡村教育的艰苦创业。为解决农民后顾之忧，解决农家幼儿受教育问题，他大力开展创办乡村幼稚园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
1927年，他在南京创办了我国第一所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学校。在这里陶行知提出了他的伟大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1928年，他提出师范学校和小学总的培养目标是具有“康健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的创造性人才。他尖锐指出：“全民族的命运都操在小学教员手里”，“中国之所以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之宰割，追到根源，也要算教书先生为罪魁”。这些话表明了他对小学教师地位和作用的极端重视和殷切期望，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
1930年，他在《晓庄三岁敬告同学书》中满怀深情地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他爱人类中最多数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之农人。”陶行知出身贫寒农家，自幼饱尝农家孩子为得到受教育机会而受的艰辛，因而倾注满腔心血和无限挚爱去为贫苦农民创造受教育的机会，这一发自内心的、诚挚博大的爱心是促使他奋斗一生的最深刻的动力和原因。正因为如此，他终生艰苦卓绝，虽九死而不悔。晓庄的革命实践和巨大影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当局派军警封闭了晓庄学校，下令通缉陶行知，使他被迫流亡日本。
1931年，他回国隐居上海，用笔名发表文章，抨击不抵抗主义，主张抗日救国。他倡导“科学下嫁”运动，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号召把科学带给人民大众和千万儿童。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仍很落后，科教兴国任重道远，这不能不使我们从心底钦佩陶行知的远见卓识。这一年陶行知在《手脑相长歌》中写道：“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歌词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批判了旧教育，倡导了新思想，至今仍能给我们莫大的启迪。
1932年，陶行知发起普及教育运动，在上海郊区大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引导工人、农民边劳动边读书，这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实实在在进行平民教育的最真诚的实践。陶行知从他对人民的真切挚爱出发，以他对人民子女极端负责的精神，严厉警告某些糊涂先生：“你的学堂成了害人坑！你的墨水笔下有冤魂！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这些话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铭记在心里的，应该看到世界上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毁灭人才的行为，毁灭了人才便是毁灭了希望和未来，是以陶行知说在教师的手里握着人类的命运。对此现实的教育工作者应该牢牢记取，在实践中更要慎之又慎，不要做那误人子弟的糊涂先生！
1934年，43岁的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一文中提出富于远见卓识的终生教育观：“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这体现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可贵精神。在他所创办的《生活教育》半月刊上，他发表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见解，标志他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彻底形成。因此，他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1936年，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陶行知发起成立了“国难教育社”，被推举为社长。7月，他被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任为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救国精神，动员侨胞们共赴国难，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1939年，陶行知开始他一生最后时期的光辉实践——为民主和平而奋斗呐喊。7月，他在重庆凤凰山创办了著名的育才学校，培养难童中的人才幼苗。在这里，他提出了著名的“每天四问”：第一问：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们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们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们的道德有没有进步？督促师生每天自省。同时鼓励育才师生“人人成为创造之人”。
1943年10月，他在《创造宣言》中说教育者“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的创造技术”。在给广东百候中学复校10周年的题词中他写下了“千教万教兮，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兮，学做真人”的名句。
1946年1月，55岁的陶行知与李公朴先生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并任校长。4月，陶行知到上海，积极投入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百天内演讲百余次，在十万人大会上高呼：“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闻一多、李公朴先生先后被国民党暗杀了，陶行知得知自己被列在特务暗杀黑名单的第三名，他以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说：“我等着第三枪！”7月16日，他在给育才师生最后的一封信里谆谆告诫：“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7月25日晨，陶行知终因“刺激过深，劳累过度，健康过亏”，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于12时30分溘然长逝，终年仅55岁。周恩来同志闻讯赶到陶行知床前，他悲痛至极，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指出：“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下了“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的悼词，对陶行知作了极高的评价。宋庆龄女士写下“万世师表”的挽词。
1946年12月1日，陶行知的灵柩从上海运往南京安葬，全国53个人民团体的数十万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参加了葬礼。陶行知安息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劳山之麓，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的陶行知遗教：“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的一生是伟大的爱国者的一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一生，是为国家为人民艰苦奋斗、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是不断进取、勇于献身、富于创造的一生。他用自己光辉的一生实践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