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运动
晏阳初赴法一年后，矢志回美完成学业，然后归国，终生为苦难同胞服务，以解决中国的文盲问题。1920年初夏，晏阳初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他踌躇满志地说：“中国如不能消除极大多数的文盲国民，即不能进入民主时代。我根据在法国编行的华工识字课本，再用科学方法重加选订，更求适用。如有大量志愿人员共同努力，愿每日提供二小时教授文盲，四个月一期，中国在短期内将可达到消除文盲的目标。”
1920年7月29日，晏阳初搭乘“俄罗斯皇后”号海轮，启程回国。辽阔的太平洋海面上，海水一样的湛蓝，波涛一样的汹涌，但和四年前相比，晏阳初的心情却大不一样了。学成归国的他壮志满怀，雄心勃勃，在经历了科学民主洗礼与基督教文化的进一步熏陶之后，胸中的烈火燃烧得更旺。他的人生目标已经确定。对于苦难中的祖国，他早已以身相许：回国后，不做别的事，专心致志从事教育劳苦大众的事业。他坚信，“四万万同胞，勃然兴起，普及教育，人人自振，个个自新”，中华民族一定会强盛！
1920年8月14日，“俄罗斯皇后”号在上海港靠岸，晏阳初终于踏上了已阔别四年的祖国的土地。游子回乡，心情本该格外兴奋，但是，眼前的一切却使他的心感到无比沉重。黄浦江边，高大的西洋式建筑群与马路边衣不蔽体的饥民强烈的反差依旧。国家没有进步，贫困与落后仍笼罩着祖国的大地。走出港区，晏阳初叫了一辆人力车拖运行李，忽然一个洋人驾着一辆马车从后面驶来，那洋人神气十足，威风凛凛。当马车将要超过人力车时，洋人扬鞭猛地向人力车夫抽打下来，随后扬长而去。见此情景，晏阳初悲愤至极，洋人仍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苦力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还在遭受蹂躏和践踏。残酷的现实使他从事平民教育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回国后的晏阳初，满腔热血，一心要把在法国开创的劳动群众的教育事业在国内推进。茫茫海宇，当从何处入手呢？此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与民主被提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国民教育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还只是零星的，慈善性的，以儿童为范围的。以一般苦力为对象的平民教育，虽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蔡元培、邓中夏、罗家伦等人的倡导，却多为思想理论的宣传。用系统的、科学的方法有组织、有系统地从理论的研究到具体的实验推行，还未见到。这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需要借助团体或机构的力量。根据离美前福勒且尔·薄克曼的建议，晏阳初立即赶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部，拜访了总干事余日章。
余日章，湖北蒲圻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获硕士学位。武昌起义后，组织红十字会，自任会长，并充任黎元洪临时总统的英文秘书。1917年脱离政界，接替王正廷出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此时，余日章正在为青年会物色人才，他早已知道晏阳初的经历，所以当即邀请晏阳初参加青年会。晏阳初告诉余日章：“我很钦佩青年会的工作，但是，我的志向是办平民教育，把在法国开始的事业继续在国内推展起来。”看到晏阳初的决心如此坚定，余日章说：“平民教育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青年会将全力支持。现可在会内增设一个‘平民教育部’，就请你来主持。青年会总会设在上海，人力、物力供应较为方便，会内的美籍人员饶伯森（Dr.C.H.Robercson），还有皮特医生（Willian Wesley Peter）也都倡导用图表、仪器、幻灯片为辅助工具的直听教育，让他们协助你好了。青年会在各大中城市都设有分会，他们也会协助你在各地开展工作的。”
晏阳初为青年会平民教育科制定了“用科学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以实用目标编写教材进行教学”的工作方针。他认定，做好这事先要调查，因此，从1920年冬至1922年春，他跑了十九个省，缜密的调查各省平民教育现状，访查各地的通俗学校、工读学校和平民学校，详细考察它们实施的情形，收集教材教具，观察各地平民的生活。经过调查，他发现在中国举办平民教育有三大困难：第一是“穷难”——老百姓贫穷，一天到晚忙于生计，没有钱支持他们去受教育；第二是“忙难”——他们终日忙碌，没有多余时间接受教育；第三是“文难”——中国文字难认难写。解决“三难”的对策，就是举办经济的（以最少的金钱，收最大的效益）、简单的（以最短的时间，获最充分的知识）、基础的（授与最适用的读写知能）民众教育。因此，平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工作，就须以识字运动的姿态出现。急需干的几件事情是：第一是“选字”。中国文字数以万计。清代出版的《康熙字典》收有汉字47035个，一般的中国人，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学会。生活中常用的汉字有三千多个。但要求已成年的中国文盲掌握这三千多字，也绝非易事，还需最大限度地精简。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大工程。晏阳初前后动员了五十多人，搜集当时民众日常使用的有关文件以及白话文书刊，如小说、戏剧、民歌、帐簿、文契、告示、街名、商店招牌等等，共搜集了150万字的材料。然后，他们统计每个字出现的次数，选取出现频率较高的字，确定为常用字。最后，他们又从常用字中筛选出出现频率最多的字一千多个，作为基本字。
第二件事是编教材。这是更困难的事，要考虑平民大众的接受能力，还要考虑到课文先易后难的原则，并需注意内容的精炼。晏阳初等初步编写了白话文课本《平民千字课》两册，以供急需。1922年2月，晏阳初主编的《平民千字课》由青年协会书局出版，全书共96课，分四册，每册24课，每课有十或十一个生字，供平民学校四个月用。晏阳初将教法国华工队读中文生字及注音字母的方式融合为一，在每课生字旁附书注音字母，以便读音。书中每课前有图画一幅，把课中的意义描绘出来，帮助学生明了课意，并引起他们的兴趣。《平民千字课》除认字之外还注重常识，这与当时其他课本相比，更是一大进步。
第三件事是选定实验地区。第一个选定的地区是湖南长沙。1922年的春天，晏阳初与工作人员抵达长沙。工作步骤分五步：第一，分别拜访当地各界领袖、社会贤达，说明来意，请求支持帮助。第二，扩大宣传。发动全城大中学校学生进行宣传，张贴宣传图画，散发传单，上街直接向民众宣传。组织中小学生与各界青年代表游行，向街旁群众喊话：“你们识不识字？”、“不识字就是瞎子！”、“我们办平民学校是为瞎子治病的！”一路上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第三，招生。游行后的第二天，将大中学生组织起来，将长沙全城分为52段，分头挨家挨户去动员劝说。一连三个下午，共招到年龄六岁至四十二岁不等的一千三百多名学员。第四，找校舍。工作人员与学生骨干分别去借行会、机关、寺庙、居民的空闲房屋。由于各界对动员民众识字有了认识，纷纷支持，校舍顺利解决。第五，请教师。晏阳初召开了全市中小学教师会议，进行动员，讲明开展平民识字教育的意义，并申明工作完全是义务的，没有任何报酬。他请愿意义务教学的人站起来。结果全体到会的教师都站起来了。所需150名教师的问题顺利解决。短短十多天，五十多处平民教育就办起来了。
五十多处识字班同时开学。虽然条件极差，课桌椅、黑板、纸笔都不齐全，但教师与学生都热情高涨。万事开头难，教学中困难重重，在一个城市内如此大规模地开展识字教育，没有先例，没有经验，出现问题也在所难免。这一消息传至全国，招致许多非难、反对。有一些顽固的旧派人物站出来指指点点，甚至在许多报纸上冷嘲热讽，攻击诋毁。如责难用白话文教学，反对采用简笔字等等。但同时这一运动也受到了许多开明人士的热情肯定和大力支持，特别是受到广大民众由衷的欢迎。这给晏阳初以极大的鼓舞和勇气。
在法国的华工教育中，晏阳初迎合时代的进步潮流，创造性地运用白话文首创劳工识字教育，与国内新文化运动大众化、民族化、民主化的方向不谋而合。回国后推行平民教育，仍坚持改革的方向，坚决地提倡和实施白话文教学，采用简笔字与注音字母，从一开始就避免了文言文教学中的缺限——模仿古人的表达方式，运用古人的语言工具表达今人思想，误导被教育者背离现实的经验世界的错误。这是一种思想方式的转变，它说明了晏阳初和他的同道者们已经走出了传统文字教育筑成的高楼，而扎扎实实地回落到了民间。
在学界朋友们的帮助下，《平民千字课》的续编修订工作也在进行。朱经农、陶行知、瞿菊农、孙伏园等人积极参加。以后在试用中又不断充实提高，一套崭新的、面向新对象、包含新内容、运用新方法的平民千字课本逐渐完善成型。这成为中国近代教材史上的新篇章。
长沙的平民教育进行了四个月，第一期毕业有956人，学生年龄从14岁到58岁，代表着52种不同的职业。举行毕业典礼时，省长赵恒惕发授毕业证。打赤脚的民众有史以来第一次领到过去秀才才可以领到的文凭，开中国教育的一个新纪元。长沙的平民教育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头，随即产生了长沙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组织，继续推进识字运动。几年后，受过识字教育的平民有20万之多。青年毛泽东也曾参加过长沙识字教育的宣传工作。
继长沙之后，1923年春山东烟台基督教青年会电邀晏阳初前往推动平教工作。该地已于半年前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机构已臻完成，加上有长沙的经验，抵达烟台后，工作颇为顺利。先组织了50个团体的15000人参加游行宣传。第一期招收学生两千多人，开一百多个班，聘请义务教员100人，于7月底结业，毕业学生1500人。8月1日，举行毕业典礼，朱其慧女士特地从北京赶来，为毕业学生颁发“识字国民证书”，并在大会上讲演。她十分感慨地说：“今天这样的毕业典礼，我从未见过，使我非常感动。毕业生中有64岁的老婆婆，有十来岁的小孩子，有372名家庭妇女，有打着赤脚的泥腿子，有男的，有女的。这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平民教育。这才是实现人民政治的真正方法。”她越讲越激昂，最后表示：“今后我要发一个深心大愿，从今天起，我要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平民教育的事业！”
朱其慧（1876－1931），字淑雅，江苏宝山人，北洋政府财务总长、国务院总理熊希龄的夫人。她支持协助熊希龄创办时务学堂、湖南西路师范讲习所、北京香山慈幼园等新式教育机构，1922年加入中华教育改进社，后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长。朱其慧以缠足之“名门淑女”，平生不畏艰难，热心教育事业，对教育工作赞助颇多，在教育界享有很高声誉。对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她尤其给予关注与支持，出资出力，在所不辞。在烟台平教工作之后，她又在晏阳初的陪同下，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影响亲赴嘉兴、武昌、南京、杭州等地协助推进平民教育运动。
嘉兴的平民识字运动中，晏阳初创造了幻灯教学新方法。嘉兴有平民学校两所，一在城南，一在城北，共计学生二百余人。晏阳初用幻灯教《平民千字课》，第一次月考，全都是高分。课堂上教学次序为先画片、次课文、后单字。如教一家人吃饭的教材，教师先用幻灯在幕布上打出画面，询问画面上所表示的人物与活动。然后进行“一家人口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一同吃饭”的课文教学，反复领读。最后再教认单字，进行复习。教学过程符合由已知到未知的教学原理。这一教学过程约需40分钟，听讲学生可容纳200多人。
长沙、烟台、嘉兴三个人文环境各不相同的城市，应用科学方法作开展平民教育的比较研究，异中求同，获得若干可适用于全国的原则与方法。一时间，大江南北大中城市，平民识字运动蔚然成风，成千上万的男女民众涌进了平民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著名社会人士熊希龄、梁启超、胡适之、陶行知、袁观澜、蒋梦麟等也积极参与其间。
为适应全国范围内平民教育运动发展的需要，亟需成立一个总的领导机构加以协调与推动。1923年5月，朱其慧邀请晏阳初、陶行知、朱经农、袁观澜、傅若愚等在上海沧州旅馆召开了筹备会议。会议讨论了将平民教育推行于全国的计划，决定改编《平民千字课》，由朱经农、陶行知负责，聘请教育专家刘伯明、任鸿隽、王云五、卫廷生、郑宗海、陈启天、王伯秋、陆志韦、朱君毅、陈鹤琴等参加。修改后的《平民千字课》于1923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每册千字课的扉页刊载《目的》三项：“（一）培养人生与共和国民必不可少的精神和态度。（二）训练处理家常信札帐目和别的应用文字的能力。（三）培养继续看书读报和领略优良教育的基本能力。”
1923年8月21至26日，在北京西郊清华学校，由朱其慧主持召开成立会议。晏阳初致词，阐述平民教育之宗旨、真义、要项。强调平民教育“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教育事业，且系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平民教育事业”。会议通过简章，宣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正式成立。选举朱其慧为总会董事长，陶行知为董事会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主持工作。经朱其慧恳切函商，余日章忍痛割爱，准予晏阳初辞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24年8月，晏阳初北上北京视事，总会机关设在熊希龄、朱其慧捐助的北京石驸马大街22号宅院内。
总会成立之后，平民教育运动又有了新的进展。继城市平民之后，又举办了妇女识字与士兵识字运动。其中军队的识字运动颇值得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