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军主帅张作霖即已认识到：“乌合不教之兵不堪作战，无学识的将校尤不足指挥”，故决定锐意草新，严加整饬，令长子张学良主持改革。晏阳初适时地找到张学良，说明识字教育的旨趣与方法，商定实施计划。1924年夏，奉军系统内强迫教育计划开始实施。首先成立了士兵识字教育委员会，由张学良任主席。之后进行识字测验，发现士兵中有84％的人是文盲。晏阳初采用法国华工营中的“导生制”办法，在军营中指定官长为教师，识字士兵担任助教或指导。每日上课两小时，第一小时由官长用幻灯教学，第二小时将各营文盲分组，每组15至20人，由助教个别指导。晏阳初为推行这一空前的军队识字教育实验，供应了五万套《平民千字课》，六十部幻灯机，并率先主持执教了有三百名军官参加的师资训练班。此外还刊行了《士兵周刊》，文图并茂，受到欢迎。
还在法国时期，晏阳初就已认识到，华工营中的苦力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乡村，乡村就是中国的缩影。所以乡村平民教育是救国建国的根本。这一思想体现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机构上，就是特设乡村教育部，聘请曾在法国主持《华工周报》的傅若愚任该部主任。该部与总务、调查研究、平民文学、推广与训练、供应与设备五部并列。同时，将全国划分为华北、华南、华中、华东、华西、东北、西北七大区，分别进行普遍的提倡与集中的提倡。其目标是：在农村，第一，完全消除文盲；第二，引入卫生保健方法；第三，实施农业改良。
1924年11月，确定河北省的保定道20县、宛平县、通县、获鹿县为农村平民教育的试点。晏阳初与傅若愚先后步行来往于这些乡村，作实际推动。为了配合识字教育，晏阳初在《平民千字课》之外，又编印了《平民常识》，创刊了《农民旬刊》。《农民旬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农民报纸。该报登载有关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常识，对农民进行科技教育。如1925年5月11日出刊的一期上，第一篇文章是傅若愚（葆琛）写的《一个种树的好教训》，记述了1917年洪水冲坏了定县境内沙河堤，灾后重修河堤时，种上了树。河堤旁的邰村，因平日注意保护堤树，结果在7年后的1924年，沙河再次发大水，护堤完好，免受水害。而30里外的另一个村，因乱坎乱伐毁坏了河堤，结果大水将全村都淹没了。文章提醒广大农民，绝不可因眼前利益而乱砍树林，要注意保护树木。
农村平民教育的实验取得了很大进展。以保定20县为例，至1926年冬，两年间，先后接受平民教育的农民达五万余人，共有三届毕业生，共计三千余人。
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农村集中开展农民识字教育运动的一次实践，同时也是晏阳初面向农村进行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的预演。
定县实验
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从事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始于1926年，止于1937年，这也是闻名中外的定县试验。
1925年，平教总会在通县筹备集中的农村平民教育实验，因军阀战争连年不断，所以被迫中止。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积极物色更为适当的地区以便继续。恰在此时，一本《翟城村志》的书引起了晏阳初的关注。翟城村位于河北省定县的东部，以米姓人口占多数。清朝末年，乡绅米鉴三应顺天府乡试，没有考中，返乡后誓不再参加科举，并严令子弟今后也不准再涉足科举。米鉴三出资在翟城村全力倡办国民学校、半日学校、女子学校，成绩斐然。其子米迪刚从日本游学归来后，继承与发展父业，在翟城村大办地方自治事业，创建自治公所、自治讲习所、通俗演讲所、图书馆、爱国会等，被省县标为“模范村”。但终因内战连连，人事纷更，不能长久维持而告失败。米迪刚愤而移居北京，从此精神不振，染吸毒品，不问国事。晏阳初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赶往米宅拜访。
米迪刚早就听说近年来平教总会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情况，双方一见如故，谈话自然融洽。晏阳初开门见山，直接说明了来意。他说：“我们想选择一个县，在农民兄弟中开展平民识字教育的实验。但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最终想使农业科学普及于农村，对农村进行全面的建设。我们将集中人力与物力投入这个县境内，工作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将这个县建设成二十世纪中国所需要的模范村、典型县，然后把它的经验推广到全国，推动全国的农村建设。”米迪刚被晏阳初的计划深深吸引，他爽快地说：“这是建设中国的一条很切实的道路，我将尽全力帮助你们，欢迎你们到定县去，就在那里去创造改造乡村、建设国家的经验吧！”
定县位于河北省西部，距北京西南约二百多公里，在京汉铁路线上，居于保定与石家庄之间。全县面积3650平方里，可耕地160万亩，约占总面积的81％。土地肥沃程度属于中等，在华北农业区颇有代表性。全县分六个区，包括大小村落453个，住户70034家，人口40万。其中男性占51％，女性占49％。县内人民90％从事农业，其次为经商或手工业。定县地处华北一隅，并无特别优越的自然条件，但在历史上却有着相当显赫的地位。“自唐建国以来，历代皆占重要位置，视为河北重镇，地势冲要，兵家所争”，成为拱卫京畿的要塞。
1926年10月，平教总会在定县设立了办事处，选定了定县翟城村作为开辟农村平民教育道路的试验区，划以东亭镇为经济中心的62村为第一乡村社会实验区。为了进行大规模的乡村改造试验的先期准备工作，傅葆琛、冯锐、刘拓三位留洋归来的博士与一些同仁率先来到定县开展工作。
之后，晏阳初与平教总会的全体人员与家属于1929年的秋天全部来到定县。总部设在定县城内的考棚，这是宋代建成的贡院，专供进行科举考试的场所。工作人员分散住在租来的民房里。
定县实验吸引了大量的国内一流人才，当时的大批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平教会，他们都认为这将是救国的唯一途径。
平教总会平民文学部主任陈筑山，16岁考中秀才，旋往日本、美国留学11年，主修政治与哲学。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曾愤怒抨击袁世凯。后专心教书，任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与晏阳初长谈后，他毅然辞卸校长职务，到平教会服务。
平教总会视听教育部主任郑锦（耿裳），是梁启超亲近的友好。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即由他创办。晏阳初曾当面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不用你的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郑锦大受感动，半年后即辞去艺专校长参加平教工作。
孙伏园是平教总会创办的《农民报》主编，他曾留学法国，并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很为时人重视。他对晏阳初说：“现在晨报副刊约有五千人阅读。”晏阳初提醒他：“国内几万万平民正需要有人为他们撰写他们看得懂的文学，你何不到乡村去创造新的平民文学？”孙伏园极以为然，很快也辞去了旧职。
熊佛西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回国后担任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他同意先为平教总会编写农村戏剧；等学校接替有人，即以全部时间居住定县乡间。
瞿世英（菊农）是另一位哈佛博士，回国后志愿参加平教总会且屈就平民文学部干事。平教总会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梯霞），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回国后曾担任广州岭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另外还有陈志潜、汤茂如……
众多的留学归来的博士与国内知名学者、青年知识分子，拖家带口，离开都市，走向农村，来到穷乡僻壤，进行大规模的整体的农村改造的实验工作。可谓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著名的“博士下乡”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尤其近一百多年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回到农村”，实践了“回到民间”的口号。正如晏阳初所说：自北京迁移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这标志着中国文化人观念的深刻变革——与官本位封建意识的彻底决裂。
晏阳初指出：“定县的实验最先注意的就是社会调查”，即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实地调查定县一切社会情况，使我们对于农民生活、农村社会的一般的与特殊的事实与问题有充分的了解与明了的认识，然后各方面工作才能为有事实根据的设施。他认为，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有特色，符合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以达到改造农村的目的，必先对农民的实际情况作广泛而细致的调查，在彻底弄清问题的症结后，才能有根据地制定方针，设计教育方案。
注重乡村社会调查是要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先验论，从农村社会的现实出发，发现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案。这充分体现了晏阳初力图使教育改革走中国化道路的务实求真精神。
在实验期间，晏阳初设置了专门的统计调查处，聘请社会学博士李景汉任主任。调查处经常配有一二十名工作人员，还吸收来自北平、天津各地参加平教实验的大学师生以及当地中小学毕业生上百人。为了准确了解和掌握定县社会情况，他们历尽艰辛，奔走于大小村庄之间，踏人田间农舍，用两年多时间，对定县472个村庄的政治、经济、教育、民俗、娱乐、卫生以及农户的土地、职业、人口、生活状况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记载，整理出上百万字的调查资料。1933年，平教会汇总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时至今日，它仍为定县地域最完整、最详尽的调查资料，为定县实验提供了大量事实依据。在此基础上，平教会制订实验方案，拟定教育内容，确定教育方式，表现出高度的科学精神。
定县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本特点是：第一，从农村与农民生活实际中找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结论；第二，依靠“农民学人”作调查，使所得材料比较可靠；第三，在调查内容上重视整体化、系统化；第四，重视调查的实际应用，强调“不是为调查而调查，必须着眼于社会的实际改造，根据改造的需要去调查事实”。第五，在调查方法上灵活使用个案调查、抽样调查、随机抽样、间隔选择、特别选择等，尽量从实际需要出发采取简便适用的方法。
晏阳初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中就社会调查的意义说：“一为教育的意义。本社会调查，非为调查而调查，为的是要知道农村生活的究竟，寻出生活上的问题，进而解决此项问题。即整个工作要以社会调查为指南针，先求知道生活的依归，然后再事规定教育的实施的方案。二为社会科学的意义。……以中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活动中始终重视、强调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这是有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的。从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看，他们第一次把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手段运用于较大规模的社会教育活动；而且，从主观上讲，还自觉地意识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不能依样画葫芦般的抄袭应用，而是追求一种“中国化”，这种努力是难能可贵的。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讲，体现了创新精神并事实上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通过调查，他们认识到，农村的基本问题可归结为“愚、弱、穷、私”，而要解决这四方面的缺憾，须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晏阳初和同仁们耐心劝说农民读书识字，每当上课时，许多农民都好奇地前来观看，以后也就纷纷报名。平教总会开始设立实验学校六所，到后来定县472个村，几乎每一村都有自办的平民学校。平民学校对农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影响。在定县，平教会的知识分子们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和喜欢的方式，编写了六百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了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以救农民之“愚”。例如当时熊佛西在定县不到两年就发现：农民对话剧的兴趣非常浓厚，还自动地组织剧团，演戏给他们自己看。据此熊佛西认定农民戏剧必能唤起农民“向上的意识”，他当时写的《锄头健儿》、《屠户》、《喇叭》等，演出都相当成功。他们进行农业科学研究，创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开办生计巡回训练学校，训练比较热心、能干的中青年农民“志愿者”作“示范农户”，以带领其他农户使用新技术。组织农民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以治农民之“贫”。他们实施卫生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培养卫生习惯，还创建农村三级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以救农民之“弱”。他们对农民进行公民教育，以救农民之“私”。
晏阳初在“定县实验”时，深感大学毕业生对本国情况与问题缺乏认识，且耽迷于都市，对农村不屑一顾。为此他决心将乡村建设学院扩充为平民大学，包含四个学院：平民教育学院、平民生计学院、平民卫生学院、平民政府学院，以储备平民教育及经济建设的各种人才。
定县实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20世纪80年代初河北省的材料，由于平教会当年的工作，定县已成为无文盲县，已消灭天花；当年平教会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现在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抗战爆发后，平教总会迁至四川，推广定县实验的经验。平教会在成都、南充、泸县等42个县展开平教运动，发动各地小学教师及曾受教育的成年人，向五十多万农民讲述抗战要旨，同时教他们识字。晏阳初与各方人士多次商谈后，拟订平教总会工作的三大要项：建平民大学、平民印书馆、平民电影厂，利用多种样式与传播工具将平民教育办好。1945年11月初，晏阳初往洛杉矶演讲访问，他向好莱坞著名华籍摄影师黄宗沾讲述办平民电影厂的计划，企盼黄宗沾协助。黄宗沾欣然同意，并获得华纳公司支持。后因政局变化，这一计划没能实现。熊佛西到四川后，创办了国内第一所注重广大农民需要的戏剧实验学校，担任了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首任校长。平教总会卫生教育部主任陈志潜还力图将定县创造的乡村保健卫生制度推行到四川各县。
20世纪50年代之后，晏阳初将他的事业延伸到国外，将定县平教经验推广到其他国家，在泰国、印度、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加纳等国继续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