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大致是清末民初学习日本，五四后学习美国，20世纪50年代后学习苏联的过程。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和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可以视为是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起点。比较显著的坐标，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手中完成了现代性的改造。在我国现代大学生长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如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潘光旦、张伯苓、唐文治、竺可祯、郭秉文、罗家伦、吴有训、傅斯年、茅以升、陈垣、钟荣光、刘湛恩、陆志韦、吴贻芳等。
事实上，每一所大学的成长都与教育家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陈垣之于辅仁大学，钟荣光之于岭南大学，陆志韦之于燕京大学，吴贻芳之于金陵女子大学等等。这些大师正是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他们在不同方向上的可贵探索，丰富着生长中的现代教育文化。
缅怀那个逝去的年代，最值得回忆的就是精神领域的成就，教育的成就，大学的成就，大师的成就。大学校长这一极少数极精英之群体，自然是最辉煌的一道风景线。提起北大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的梅贻琦、罗家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和东南大学的郭秉文，提起这些不朽的名字时，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感会油然而生。与这些前贤并列，钟荣光当之无愧。Willian Ernst Hocking（前岭南理事，哈佛大学教授）在《岭南大学》前言中说：“岭南大学校史讲述了一个关于勇敢精神与冒险经历的极珍贵的故事。”钟荣光就是这段历史的代言人。
钟荣光29岁中举，在广州文场上大名鼎鼎，与刘学询、江孔殷、蔡金刚并称“四大金刚”。他的老友胡继贤在《我记忆中的钟荣光先生》中说，钟荣光中举后终日花天酒地、放浪形骸，嫖、赌、饮、吹，无所不会，做枪手、收赌规曾是他的生涯。
生于凋零之世，钟荣光又是血气方刚，性情潇洒，渐趋玩世不恭。他文采飞扬、逻辑缜密、观点新奇，老儒博士也为之惊诧，但钟荣光又不屑功名，不求闻达，却自设大馆课授徒众。课外兼为枪手，就是在贡院顶替别人入场，或者在邻位为考生代笔。当时科举作弊之风盛行，还有专门之经纪公司，钟荣光也从中获利。
1896年，钟荣光加人兴中会，成为早期兴中会会员之一。与孙中山一样，他也短发改装，示与清廷决裂。他从此一改过去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戒绝鸦片；实行一夫一妻，和妾侍邓主依脱离夫妾关系，供她学习医科。
皈依基督教，使钟荣光精神世界更加超然。1907年6月17日，他因公进京，在京津路上，被袁世凯密探以革命党人罪名扣留。那时他在广东已有很好声誉，教育界问讯，就由南武学校校长何剑吾领衔联名具保，请求把他释放。35天后的7月22日，就以“查无实据”开释。但钟荣光对牢狱之灾并无惊悚，当时他自问必死，诚心祈祷，并作诗云：“世间并无不死药，我生最爱自由花。”
成为教育家之后的钟荣光以严谨著称，但内心却平和冲淡、睿智圆通。在黑石屋里，他曾为岭大的教职工温和地讲解一个个圣经故事；在二楼的小茶室里，钟荣光曾与孙中山先生就着一杯清茶，聊起同乡情，说起救国说起革命，说起他们醉心的教育事业；就在这里，他把他的婢女收为养女，教她知识教她做人的道理……
早在1920年代，就有“北张（伯苓）南钟”之称，其实钟荣光声誉早著，他比蔡元培还要长两岁。两人的经历也很近似：早岁中举，后来投身革命，终以教育为名山事业，经历是“传统士人一职业革命家——现代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这一点他们有别于梅贻琦、竺可桢、茅以升等的科学家出身。
如果将钟荣光和蔡元培作一细分，也极有意思。蔡元培一生更“宏大”、更“主流”，无论在同盟会还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地位都极显赫，伟大领袖一句“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奠定了蔡元培的圣人地位；钟荣光相对隐微，功名不及蔡元培，从事革命也只是“票友”身份，极少担任公职，因此更加超然。孙中山之子孙科说道：“钟先生才智过人，资格最深，办学成绩斐然！但只名闻于乡，不闻于国，殆亦只求集中，不事他骛之故。”蔡元培出掌北大，最大之事莫过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主张，更重内心；钟荣光所为，主要在将岭大收归国人自办以及此前之全球筹款，偏于行动。
这只是事功层面的对比。在个人魅力上，钟荣光更富于传奇色彩。1915年，他冲决名教罗网，与钟芬庭同姓再婚，比蔡元培举办新式婚礼更富叛逆色彩。更有甚者，他在甲午战争之后，愤世嫉俗，自甘颓废，沉沦于声色犬马，流连于风月场所，过起明末士大夫式的放荡生活，他的超人的聪明才智，都于不经意间流失了。“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恐怕是温柔敦厚的蔡元培不敢想象的。1915年，钟荣光元配何夫人去世，当时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悲伤不已。年内邂逅新女性钟芬庭，也是年轻丧偶。钟芬庭致力教育，曾在香港创办安怀女校，此时正在檀香山教书，为钟荣光而辞职。二人感情日笃，不久商议结婚，但港澳人士竭力反对，以为同姓不婚，还有人扬言要驱逐二人出宗族。钟荣光不以为然，后来二人恩爱美满，舆论自消。1942年钟荣光去世，钟夫人活到1952年。旅美华人陈之昭回忆道，“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钟师母。她弹得一手好钢琴，我们一群孩子常去他们家串门。钟师母美妙的琴声经常使我们陶醉。”
以基督徒身份而为中国著名大学校长，钟荣光不是唯一，却是第一。但钟荣光管理岭大时却坚持社会办学、国人办学的道路，办学经济来源并不仰仗教会。课程方面，学校也开设神学教育，格致书院时期还是必修课程，后来逐渐淡化。最重要的是钟荣光从不要求他人皈依基督，推崇信仰自由。于基督教义之中，他撷取平等、博爱等理念，结合儒家的“大同”古训，教书育人，并且身体力行。
钟荣光对岭南大学最大的贡献一是1908-1917年间的筹款，他周游全球，向爱国华侨币和国内各界集资办学，使岭大成为国内社会办学的先驱；还有就是1927年1月，经过钟荣光和爱国师生的奋斗，将岭大从美国教会势力手中收回，这与当时以收回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主权化运动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作为一个虔诚的墓督徒，钟荣光对爱国的理解也更为深邃。他爱的是语言和文化意义上的祖国，而不是作为统治机器的国家，他的爱是不夹杂功利目的极为纯洁的。对国如此，对家亦如此，他与结发妻何女士和生平知己钟芬庭都十分恩爱，却没有后嗣。钟荣光一生结交权贵无数，经手款项极巨，从未以此谋个人之私，身后无余财。他视学校如家，爱学生如子，他的身上，完全是由赤子而圣贤的气质。钟荣光的相貌，身材极高而瘦，额头宽广，颧骨转高，嘴唇厚常紧抿，目光专注，一派严师气度，但他的眼神里分明又是不为人察的笑意，如春风化雨一般慈祥。“君子三变，望之俨然，即其也温，其言也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