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一上台，便向袁世凯开刀。他下诏曰：“不意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立刻将他开缺回籍养病。袁氏奉旨，仓皇出都。严修上疏力保，未果；袁世凯归去，严修等人送行。载沣因此恨及严修，于是下令召见。严修入宫，先到兵部报房小坐。随后，入干清门，出月华门，入遵义门。门内有北房三间，东门军机大臣先在，于是他在西门等候。军机下，他进入，先向御座一跪，然后入东暖阁，肃立。载沣先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令严修不解的话，之后与其对话片刻，便说无事了，于是严修悻悻而退。两日后，张之洞告诉他，是因为他提出小学课本宜与立宪相合。严修听后，慨叹说：“朝廷日日言立宪，而政府之所见乃如此，将来之结局，不堪设想。”不久，载沣又命张之洞传谕严修，责备他“礼仪生疏”。严修不明其意，想问明原因。张之洞说，摄政王先是连续说“严修于礼生疏”，然后又迭语重复“生疏”二字，但最终也没说出哪里错了。严修又带领引见游学生，完毕，即奉上谕：“本日学部带领引见，侍郎严修、宝熙奏对错误，殊乖体制，均着交部察议。”袁氏离京时，宝熙也去送行，所以也难逃干系。一周后，吏部察议下来，罚俸半年。“系公罪，应否抵销？奉旨，不准抵销。”
人心惶惶，张之洞、宝熙俱告假，严修也萌发了辞官的想法。他游宦京城，本不为官，又不图钱，开销用度均以家财贴补。他以自家盐业作抵押贷款，以应付在京城的开销，成为家族经济的一大包袱。他在学部任职，本为立宪，既然立宪无望，不如归去！
于是他决定辞职了。辞职前，他又办了一件事，即与外务部会奏“赴美留学办法折”，设游美学务处，于北京西郊清华园旧址建肄业馆，即清华学校。此次赴美留学的考试共有630人报考，连考2天，发榜时，仅录取了47人，其中有两人——金邦正、梅贻琦为南开中学毕业生，他很欣慰。然后，严修以回乡扫墓为名，向荣庆荣尚书请假。荣庆明白他的苦衷，“请假修墓折”一奏即准。严修从此挥手去，与旧朝廷诀别。
虫覃香馆藏书
严修一生嗜好藏书，四部邺架。他将自己的藏书之所命名为“蟫香馆”，蟫是一种啃书本的小虫子，借以自喻。严修十分珍爱自己的藏书，镌刻藏书印章两方：一为“蟫香”白文长方小印，钤在书签下端；一为“蟫香馆藏书”朱文长方印，钤在封面和卷端处。
纵览蟫香馆旧藏，可看出其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实用。中国自古以来注重宋元善本，几乎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但严修的藏书却几乎没有一部宋椠元刊。他是为读书而藏书，所藏之书虽非珍本秘籍，但都是精心挑选的通行本。这一点，与梁启超“饮冰室”的藏书相似。在他所撰的长达五十余年的手稿《日记》中，你随处可以见到他写的读书笔记，每年精读、校勘典籍数十部，如据1889年《日记》记载，他精读了《诗经》、《左传》和《庄子》等二十部书。
第二，类全。蟫香馆所藏之书，经史子集四部咸备。经部，有清康熙刻本《书经近指》、明晋藩刻本《春秋左传类解》和明正德刻本《四声篇海》等；史部，有明嘉靖刻本《史汉方驾》、清康熙刻本《明名臣言行录》和明天启刻本《筹海图编》等；子部，有清顺治刻本《儒宗要理》、明崇祯刻本《大学衍义》和明刻本《锦绣万花谷》等；集部，有明任城杨氏刻本《蔡中郎集》、明崇祯刻本《黄御史集》和清康熙刻本《午亭文编》等。此外，他还将丛书单独别出一类，有《汉魏丛书》、《津逮秘书》和《正谊堂全书》等。
活到老学到老
严修的后人严仁赓在书中是这样回忆其祖父的：祖父自幼聪颖，喜读书。科举考试前，曾勤读经史，习诗词。1882年22岁中乡试，次年取进士。1886年26岁，授翰林院编修，兼国史馆协修。此后八九年，借工作之需要和便利，得博览群书，大扩眼界，犹鱼得水，攻读益勤。
祖父有一套把公余时间用于充实自己的办法。1892年日记中有云：“余尝与大儿言，吾有三课：枕课，辫课，车课，各以一书为程。积日累月，所得甚多。大儿闻而慕效之。”
祖父兴趣广泛，尤喜天文、算学、医学诸实用学科。曾谓：“治学应以实用为主”。早在中举之前的1877年17岁时，得识邑人陈奉周，即师事之。“奉周博文，通西学，深受讲贯之益。”1880年20岁，初习算学，用功甚勤。在此后日记中，屡见攻读算学、天文、医学等学科的心得和质疑。根据1884到1892年日记中零星记载，钻研的科目包括数学、开方、音律、天文、格致、医学、化学诸门。攻读过《勾股举偶》、《数学论》、《数理精蕴》、《九章数学》、《白英堂算书》、《代数术》、《九数通考》、《格致入门》、《格致启蒙》、《天文启蒙》、《地球新录》、《洄演医案》、《伤寒明理论》、《霍乱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
1890及1891年，在京寓五老胡同，“每夕与陶仲明、王庸卿同学习，习毕，辄笔记之。”
1894年奉命使黔。轻装简从，惟囊橐中书籍为多，共14大箱，途中勤读不辍。抵黔后，所携书籍，连同任内捐廉购置的中西图书全部捐赠当地助学，并曾多次托人到上海译学馆采购汉译科技图书及名人译著，供自学及教学之用。在黔期间，加习英文，深究数学，通微积分。
1897年，祖父创建贵州第一所学堂贵州经世学堂时，将算学定为入学考试科目之一。学生入学后，须学习格致、算学诸科。陈廷缜在所著《严修与经世学堂》一文中认为，当时严修的贡献，是引进西方的科学书籍，并先自学习，再为诸生答疑解惑。
是年，因任满前奏请开设《经济特科》开罪以慈禧为代表的宫廷顽固派。北返后不久，辞官回津，一心办学。从此，获得更多读书时间，尤偏爱科技读物。1899年家居时，更能与张伯苓相互探讨。公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至是乃益贯通。
此后，1907年5至6月，在学部任职期间，于京寓请日人小幡讲植物学，无一日旷课。是年冬，读经济学若干种，兼及理化、格致、法政诸科。均见当年日记。看来，仍然贯彻他的以“实用为主”的初旨。
就我记忆，20年代初，祖父津寓书斋设在正门内二进西偏院，名曰枣香书画室，以院中植有枣树二株而得名。室内东壁置书柜，其旁陈设文房四宝，包括一些古砚名墨，长屉内珍藏一些名家字画。西壁、窗旁悬一挂钟。钟旁悬一副木刻楹联，上联曰“小鸟枝头亦朋友”，下联曰“落花水面皆文章”。前窗设书案，案头置台灯，供夜读。后壁备简易寝具，供午休或夜寝，室后有小门，经甬道直通藏书丰富的藏书楼旧罩棚大厅。大厅上额悬横匾曰“十万卷楼。”书籍按经、史、子、集分类陈列于一排排书架上，泰半为几代人积累购置。祖父辞官返津后，除增购线装、旧籍外，旁及汉译外国名著和各种科技\，医学图书以及如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等当代名人著作，并订阅《国闻周报》等。天津图书馆建成后，捐5万卷以实之，仍余1600余种。
20年代初，锁式楼建成后（一楼一），祖父移至新居。楼之东半部辟祖父和祖母起居室，向阳一间为祖父的书房，西半部为饭厅，接连客厅。此时，旧罩棚的存书已移至新罩棚和槐厅，以便取阅方便。1923年，严氏女学停办，创建南开女中，一部分图书又移至近在咫尺的女中楼，更便取阅。
祖父每日除有事外出或迎接来宾外，终日闭门书斋，偶尔提笔为人书写对联或泼墨作画，其余时间，自晨至夕手不释卷。他坚持每日记日记，有信必复，均留底稿，生活十分规律。
祖父曾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得以粗通日语。但早在督学贵州时，即已开始从祁听轩习英文。此后，时断时续。1907年在学部任职期间继续于公余学习英文，成为日课见当年日记。1913年7月，受袁世凯之托，送袁氏三子去英国留学，住伦敦。于次年5月返程回国。往返途中，历经欧陆各国，深感英语用途广泛。这期间，他的英文水平又有提高，可以阅读诸如欧洲历史等类书籍。
到了1917及1918年，年近花甲，更延师于家，集中学习英文，想是为了访美考察教育作语言方面的准备。但毕竟年事已长，进展不快，做到能听能读，而讷于口头会话。但即令如此，犹能在北美半年余时间内，访晤许多美、加两国教育界知名人士和参观各级学校及文化机构，得以深入了解彼邦学校教育制度和社会教育制度，颇受启发，颇有心得。为回国后开办南开大学奠定感性认识上的基础。
游美归来，有人问他印象如何？他答：“彼邦为事择人，故无废人，亦无废事。我邦则为人择事。易言之，用废人，斯事无不废也。”可见，当时已能正确观察到吾国用人弊端。
1942年，当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时，胡适博士曾手赠所著《张伯苓》一长文的英文打印稿，并指给我看其中讲到有关祖父的几段话。现将其中一段的中译文照录如下：1918年，范源廉陪同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为了安全，美国政府派了一位特工人员随同考察团做保卫工作。严修不懂英语。但那谦虚稳重的举止，给予那位特工人员很深刻的印象。在考察工作结束时，那位特工人员对同行考察的范源廉（曾做过教育部长）说：“我受命陪同外国著名的来访客人很多，但我没有遇见过比严先生更可爱的人。”这是一个外国人对严修的评价。
其实，当时还不能说祖父不懂英语，而是口语不很灵通。他一贯态度严肃，不苟言笑，对陌生的外国人就更怯于启齿了。
自美返国后，祖父仍继续攻读英文，直至垂暮之年而未止。并且，仍然保持多年来嗜书成癖、手不释卷的老习惯，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
我觉得，祖父读书的志趣和习惯可概括为：一、学以致用，不尚空谈；二、锲而不舍，坚持不懈；三、见缝插针，利用一切可用时间；四、从旧学逐渐转向新学。
1929年3月15日南开校父严修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遍及全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捐款，在南开中学建范孙楼，并塑造了铜像。1992年，南开大学又塑铜像于校园，以此来纪念严修一生矢志新学的功绩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在他逝世的第二天，天津驰名的《大公报》专栏称严修是旧世纪的一代完人。最为难得的是1989年全国人民政协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肯定了严修创造新学、培育人才的贡献，这是历代教育家办学的特殊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