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奉公
张伯苓一生致力于南开教育，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小学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南开的成功和张伯苓科学的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廉洁奉公是其中重要的一点。
在旧中国，南开作为私立学校，办学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它不同于国立学校，也不同于教会学校，一切经费来源都有赖于私人捐赠。从经费筹措、校址选择、校舍兴建、设备购置，无一不经过张伯苓的精心筹划。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时代，办学经费竭厥，处境十分困难，特别是在筹办大学时，屡遭挫折，学校有时因经费无着，不得不暂时停课。张伯苓惨淡经营，本着与人为善的原则，爱人以德的精神，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使南开不但维持下来，并且逐年都有发展。尽管他在筹措经费上时遭碰壁，但从不灰心。他曾自喻“不倒翁”，谓“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他还时常对别人说：“人生当如拉马车之马，左右两眼被蒙着，只许往前走，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四十多年以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甚至每个小树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需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愈滚愈圆，路也愈走愈宽的。”这番话反映了他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形象地描述出他内心的矛盾和苦恼。
张伯苓一生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凡属公款、公物一丝不取。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欢迎师生查看。
他不辞辛苦为学校兴建校舍种花植木，把荒僻的八里台，打扮成天津郊外的风景区。兴建舒适合用的半西式房屋作为教职员的住宅，但却没有计划用学校的经费替自己建一所校长公寓，而是住在毗郊被人称之为“贫民窟”的贫民住宅区。小院仅有简陋的坐北朝南平房数间，左侧靠大门处，加盖一排厅房，右侧加盖两间厢房，勉强凑成一个三合院。室内外清洁整齐，陈设十分简朴。
张伯苓出门，起初学校还备有“洋车”，方便外出洽谈、办事，但他不主张专用，任何同仁均可使用。每次公干到北平，他都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的北京旅馆，店费每日一元。他每次都带上一盒臭虫药，一包茶叶。北京旅馆的臭虫很多，臭虫药是必需的防护用品，这一包茶叶就算是他唯一的奢侈品了。
张伯苓为创办南开学校，长达半个世纪，筹款何止千万，但他把自己的工薪降到比一般教授还低的水平，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去世后，其夫人即过着较清苦的生活。周总理有鉴于此，曾送她500元人民币。这在贪污成风、贿赂盛行的旧中国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知人善任
张伯苓办学之所以卓有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坚强意志和实干、苦干精神，而更重要的是他尊重人才，知人善任。他深知提高教育质量，第一要依靠学术上造诣深的优秀教师，第二要依靠擅长管理工作的行政人员。任何领导都不能把各种才能集于一身，关键在于善用贤能。张伯苓与同事之间没有狭隘的帮派观念，能倾听别人意见，发挥各人所长，做到一视同仁，量才录用。他经常和同事们一起餐叙，在和谐愉快的气氛中，商谈校务，交换意见。在他身边有一批忠于职守的人员，其中服务最久、最有名望的，即所谓“四大金刚”：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和喻传鉴。他们都年富力强，又是精通本职业务的行家里手。他们在南开不计较待遇，不计名位，矢慎矢勤，兢兢业业，终生为南开服务，其原因就是张伯苓能“知”他们，“用”他们，“信”他们，以“国士”对待他们。
选拔师资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张伯苓聘请教师首重品德，次论学识，力求适才适所，以南开各课之所需为依据。他认为办好学校在于执教者的真才实学和对教育事业忠贞不渝的献身精神。他用自己火一般的热情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来南开执教。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才华横溢、奋发有为，抱有教育与科学救国志愿的仁人志士。他们对张伯苓的理想和事业坚信不渝，因此能为南开作出自己的贡献。1929年夏，杨石先获得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张伯苓为了他的深造，不惜用美国罗氏基金团的资金，资助他出国进修。1931年，杨石先取得了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德国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维兰德教授邀请他留下任研究员，经张伯苓的邀请，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重返南开教席。
张伯苓一生对人对事，都放在明处，这是一个教育家特有的品格。他常说：“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都有短处，世间没有十全十美之人，我们使用人才，要尽量使其发挥所长，避其所短，在他长处得到发挥时，短处就会退缩不显了。如果我们处处吹毛求疵，世间将无可用之人了。”张伯苓的用人之道，在当时曾受到不少人的推崇。
公能思想
基于教育救国、改造国民的目的，张伯苓一开始就着力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为此，他为南开提出了著名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公能是张伯苓教育思想体系中的精华。
1934年，张伯苓在南开创办三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上正式宣布“公”、“能”为南开校训。张伯苓提倡“公能”教育，一方面是培养青年“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则是训练青年“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为国效劳的能力。
什么是“公”和“能”呢？从字面讲，“允公允能”是对《诗经》中的“允文允武”的模仿。“允文允武”意为“既有文治，又有武功”，“允公允能”就应该意为“既有公德，又有能力”。张伯苓赋予了其新的含义，他解释说：“公”便是无私无我，“能”便是实干苦干。在一次周会上，他讲南开精神——“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时说：“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并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他又说：“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张伯苓教育学生要“尽心为公，努力争能”。“公”，就是指培养人的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即张伯苓所说的“国民之自觉心”、“功德心”、“爱国心”。他说：“惟‘公’故能化私，化散，团结合作，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张伯苓之所以强调“允公”，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国人的五种弊病中“私”最为可怕，认为“私是五大魔之首”，因为“私能破坏一切，它能使你忘了民族，忘了国家；它能使你灭掉良心，抛弃人格；它能使你甘心为恶而可以悍然不顾一切；它能使你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团体。”“‘自私’实在是中国民族一种最大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若是不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人非当亡国奴不可！”1927年他曾反思道：“我以前终以为中国之积弱只是在我们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迨之近来，经多方之观察，觉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有能力，而在个人之缺乏合作精神。”所以他认为当务之急，便是使人民团结起来，相互合作，有组织能力和负责任的态度。
“能”，就是指培养人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项能力，他说：“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张伯苓所提倡的“能”包括的内容很丰富，如智能、体能、技能、才能等都属于“能”的范畴。他认为知识淡薄是智能不如人；身体衰弱是体能不如人；拙嘴笨舌是口才不如人；遇事糊涂是判断是非能力不如人；处理事务滞效是工作能力不如人；一盘散沙是凝聚力不如人。南开教育就是要培养和训练学生具有为社会、国家所需要的各种“能”。他同时指出，若想达到使学生获得各种“能”的目的，需以“干”字为手段。他时常鼓励学生要实干、苦干。这个“干”字，几乎成了南开语汇中最常用的字。张伯苓还经常告诫学生，很多事情只要努力去干，都会化无为有，化不能为能。他认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是消极的。他说：“有米，人人可作炊，何用巧妇！没有米，能想办法弄来米作成炊，才是巧妇。”他规劝学生要当“能做无米之炊的巧妇”。
张伯苓认为，只有按照“公”、“能”结合的思想去教育学生，国人的素质才能提高，民族的垢病才能驱除，国家的危难才可化解，即他所说的“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可以看出，张伯苓认为学校培养学生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最高的品德是公德，即把公众利益摆在私利之上，而所谓公众的利益不是一个小团体的小公，而是社会、国家的利益，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利益。第二个要求就是把学生培养成有为社会、国家服务能力的人，因此，学生首先要有强健的身体，其次要有现代科学知识，再次要会运用这些知识于实践。第三个要求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善于创新的人才。此外还应指出，公能校训当然是为学生而设的，但在张伯苓看来，这个要求对教师也是完全适用的，这一观点十分正确，因为只有教师首先做到公能，他才能培养学生的公能品质。历史表明，他的“公”、“能”精神，实实在在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南开青年学子。
提倡科学
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倡科学、开发民智，以促进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在筹办南开期间，他从日本购置了实验所需的全套科学仪器和设备。南开大学成立后，为了更好地适应和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张伯苓在科学技术教育方面果断采取了两个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