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贵阳教育近代化
清末明初是贵阳近代教育萌芽和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严修改革学古书院，成立贵阳经世学堂，为贵阳教育近代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具有开创性的功劳。
1894年8月，严修被委任为贵州提督学政。当时，教育的形式主要是书院制。在贵阳，有贵山、正习、正本三大书院，是全省闻名的。书院的教学以八股文和试帖诗为主要课程，所造就的人才不外乎科举应试一途，对近代新学绝少涉及。严修担任贵州督学后，对贵州各府的教育进行了详细地调查了解。他对上游地区（清代及民国初年，贵州所辖地域被分为上游、下游两大片。上游包括贵阳、遵义、安顺、兴义、大定等五府和普安、仁怀两直隶厅；下游包括乎越、铜仁、镇远、思州、思南、黎干、都匀、石阡等八府和松桃直隶厅）考察时，发现文笔出色的学生不少，即使与天津相比，也所差无几。唯一不足的是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太少，因而见闻不多，志趣范围相对狭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严修对症下药，做了两件重要的大事：第一是在贵阳创立官书局，第二是改革书院。
1896年8月，严修向光绪皇帝请旨设立官书局，得到批准，并令各省书局选择经、史、子等部图书中最重要的各印10部作为贵州翻刻书籍的底本。严修也将自己所带的14箱书中的绝大部分捐赠给官书局。
清朝末期，封建官吏中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已经觉察到了中国封建教育的弊端，深知旧日书院制的教学法根本无法培育新型人才，因此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救国”等主张。严修便是首先接受新思想、新教育的封建官吏之一。1896年9月，严修开始着手对贵阳三书院进行改革。他亲自拟订了改革书院的章程，并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了学古书院。他聘请绥阳宿儒雷廷珍（字玉峰）担任改革后的学古书院的山长（院长），选调48名高材生入院学习，课程设置中不仅包括中学，还引入了西学。中学由山长雷廷珍主持，他亲自主持西学。西学中设有天算、外语、格致（物理、化学）、地理、财务等课程。严修亲自主持了1897年的开课仪式，即第一次的算学月课。严修率先捐资购进中西图书八十多种，为书院订购了四五十份《时务报》和《申报》，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经费奖励优秀学生。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贵阳城中不少官员、士绅和教育界人士亦纷纷捐款。严修亲自讲授算学，善于启发善诱，自己每日习算学与外语，以期教学相长。他每月至少六七次到书院中巡查，抽看学生日记札记及考勤簿，了解学生优劣。他提倡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要自由讨论，互相切磋。严修亲自制定《学古书院肄业条约》，该条约共包含十一条章程，对学校管理、学生的学习生活、日常行为等都有较详细的规定，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学校规章制度，也是贵州第一个近代教育的学校章程。由于管理得当，要求严格，学校的教学质量很高。48名学生经过10个月的学习后，参加了贵州乡试，其中有6人中举，一名解元，一名第四，一名第八，其余则第十四、十七、二十。后肄业生中有熊继文、胡嗣瑗、邢端、姚华等先后中进士。改革后的学古书院，即经世学堂，是贵州第一个近代新式学堂，也是贵州新学的开始。他的成立时间比有名的长沙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还要早。
经世学堂为贵州培养了一批具有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知识的人才。在毕业生中，有的成为省内外教育的骨干。如毛邦伟曾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华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身）校长，是全国著名书画家；周恭寿为清末贵州大学堂教员，曾率领第一批赴日留学生到日本留学，曾任贵州第一任教育厅长；邢端为中国高等学校的开创者之一；任可澄曾担任民国教育总长（即教育部长）；黄干夫是著名的贵阳私立达德学堂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首任堂长。其余如王和叔（模范小学校长）、尹笃生、徐天叙、杨立辉等都是贵阳教育界知名人士。有的成为贵州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要人物，如钟昌祚是贵州自治学社（中国同盟会的分会）的社长、辛亥革命烈士。其余如刘显世、刘显潜、刘显治、陈廷策、陈廷、熊铁光、张协陆，都是民国初年影响贵州政局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严修离任后，贵州人对他赞誉有佳，慨叹“二百年无此文宗”。
教育中堪称第一的创举
严修为中国教育作出过突出贡献，其中有许多创举是堪称“第一”的，主要有：第一，提出与颁布第一份教育宗旨。新的教育形式在几千年古国的大地上初次出现，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明确揭示教育宗旨并将其公之于世。因为“必提挈纲领，而后条目可以扩张，扶植根本，而后枝叶因之发育”。这是严修到学部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确立与完善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教育行政机构。学部建立之初，需要重新建立官制，规定职权范围，登用人员；需要与礼部划分权限，接掌应归学部职掌的那一部分职权，并作好学堂出身者与原有的贡士、举人、恩拔岁优贡及廪增附生的对口安排处理。在地方机构方面，各省裁撤学政，另设提学使司作为管理各省学务的总机关，并规定提学使未经出洋考察者，须先赴日考察后再行赴任。学司与藩司、臬司同样参与考试，以加强对地方官员兴学育才的督促与考核。各省会设学务公所，分曹隶事。又别设学务议绅，延访本省学望较崇的绅士充任。各府、州、县设劝学所，综理各学区事务。区设劝学员一人，任劝学之责。又奏定教育会章程，府州县设分会，以辅助教育行政。这些，大都出于严修的建议。
第三，制订与公布第一个女学章程，初步修补完备各项学校章程。严修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但他起初只不过是在自己家里试办，要想把女学形成体制，行之全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在那信奉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信条的时代，推行女学，首先会遭到卫道的顽固派和封建传统势力的强烈反对。因而要想突破这层层阻力，就不能不从“诗云子曰”里去找出一些论据帮忙。所以在奏定女学章程的折子中，严修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提出：“中国女学，本于经训，故《周南》、《召南》，首言文王后妃之德……风化所被，普及民间，《江汉》诸篇，言之尤备。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盖言王化始于正家。此先圣先王化民成俗所由必以妇学为先务也。”如此，才能堵住那些卫道士们的悠悠之口。由此可见，严修为兴办女学这一破天荒的创举煞费苦心。关于大、中、小学堂章程，虽早已于两年前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但当时各等学堂是从无到有地同时并起的，因而在招生入学上不得不变通考选办法。关于学制、分科、课程设置、考试、视学、游学等有关规定，也与实际需要并不完全相符。所以对于这些章程加以修订补充，或另颁新章，使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得以完备，纳入正轨，也是非常必要的。严修在这一方面也做了许多的工作。
第四，建立第一批各项教育事业机构。设立图书局。延聘王国维、汪荣宝编辑教科书及参考用书。成立名词馆。以严复为总纂，编定各种学科的中外名词表。成立京师图书馆。奏请将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及避暑山庄各殿陈设的书籍，内阁的宋元旧刻，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无论完缺与否，都一并交图书馆管理，并饬拨净业湖、汇通祠各地址，兴工建馆，这为今日的北京图书馆初步奠定了基础。严修曾亲至大内，查看所收的古籍、档案（题本）。设置京师督学局，统一督导都中教育。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此外，严修还督促和领导学部人员详细擘划、编制了教育工作八年计划。
南开校父
中国近代的学者被尊为“校父”的人不多，被后世学人谨尊不二的人更少。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则是其中之一，他与南开校长张伯苓倡兴新学，为南开系列学府奠定了基础。1929年著名报人张季鸾为《大公报》撰社评《悼严范孙先生》说，严修“以兴学为务，慨出私产，发起南开，筚路蓝缕，惨淡经营，至今日蔚为华北一大学府”。张伯苓说：“个人真万幸，遇到严先生，在严先生指导下作事”，“我们学校真幸会由严先生发起”。这位老校长的这段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严修之所以无愧为南开“校父”的光荣称号，不仅是由于他以自己的家馆为胚胎，在本宅偏院办起了私立中学堂——敬业中学堂，为南开学校奠立了初基，更重要的是，南开学校从中学、大学、女中、小学这整个学系体制的缔建中，无不倾注着他的精力与心血，特别是早期的筚路蓝缕阶段，没有像他这样享有较高的道德声望的人出来号召主持，奔走筹维，是难以有如此成就的。这通过南开学校创业进程中的一些事例即可说明。
1898年冬，严家私塾开馆，严修为其子弟们聘请的“新学”教师乃张伯苓，这位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前海军士官在此教授英语、理化知识以及健身怡情的体育游戏。严、张联手合作，为此后创设北方名校奠定了根基。这一年，严修39岁，年近“不惑”，张伯苓22岁，人生之旅刚刚扬帆起航。
若论严修发起南开，最能说明其远见卓识的莫过于对南开校长的选择。谁都知道，张伯苓是北洋海军大兵出身，既无文苑、儒林的治学经历，亦无七略、四库的深厚学养，但他从年轻张伯苓身上看到了弃戎从文、致力教育的志向；看到了张伯苓熟悉新学、不蹈旧规、勇于创新的锐气。于是，他依然敦聘张伯苓成为主持三尺讲台的监督（即校长）。这是严修的用人卓识。
南开起初并不一帆风顺。张伯苓大张挞伐，除旧布新，宣讲新学，不仅校内课堂之上亲讲声光化电新说，而且率领学生到社会上表演所谓化学“把戏”，宣传科学知识。张伯苓主张学校教育不要仅仅凭书本考试作为划分个人的指标，学校阶段应当成为学生形成经验和自己的人格特征的快乐旅程。张伯苓少有壮志，胸蕴豪情，敢于向迂腐旧学执拗发问，勇于向陈旧教规大胆挑战，自然引起封建卫道者们攻击。他们鼓噪于街市，张“揭帖”于通衢，大骂张伯苓。严修作为南开的创办者，不为流言所动，他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平常心迎击群小蜚语，不但不对张伯苓有所节制，而且给他加薪。古人说：“度量如海涵春育，应接如流水行云；襟抱如光风霁月，气概如乔岳泰山。”严修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见其度量和襟抱。
严修为南开选择了张伯苓，就是为南开选择了希望和未来。
张伯苓在严修的呵护和关爱中成长起来，正如胡适所说：“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与合作，自从南开初创时起，这是一件美满的事件。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他对教育的信念，对于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和他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即河北省）的道德名望，给年轻的张伯苓在创立远大的教育事业上有莫大的助力。”
1904年10月17日，严修将严氏家馆与另一大盐商王奎章、王益孙的“王馆”合并，建成私立中学堂，后定名为敬业中学堂，聘张伯苓为学堂监督（校长），其日常经费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此时，严家的商务经营也颇为顺遂，在严修好友宋则久的帮助下，严修的次子智怡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此前严家在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北京电车公司等均持有股份。
1905年，统治中国文化教育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严修于1905年后的四年里担任学部侍郎，主持晚清教育兴革。利用这样一个契机，他进一步开展自己的“私学”教育实践，对“敬业中学堂”等自办学校始终投入精力和财力予以扶植。1906年间，乡绅郑菊如将津城西南“南开洼”十余亩空地捐赠给敬业中学用作新校址，严修与王益孙、徐世昌、卢木斋诸人共捐银二万六千两建筑新校舍。一年多以后校舍建成，因学生日增甚感教室逼仄的中学堂始搬离严宅，迁入新址，学校随之更名为南开中学堂（亦称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每个月的经费仍由严修等人负担。不仅如此，每当学校需要添置新设施之时，严修都会积极地筹措资金，以便完善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之用。
清末的最后几年，严修所经营的盐业生意逐渐衰败，加之“橡胶风波”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严家亏空严重，负债累累，辛亥年初不得不合并或停办一些文教设施，对南开中学的捐款也一度中止；同年底王益孙家族亦停止了捐助。一时间，私立南开学校面临生存危机。但他始终保持对南开学校的关注。此时直隶提学使傅增湘果断决定将长芦学堂、客籍学堂两校并入南开学校，使得办学经费每月增银八千两。严修的姻亲华氏家族也援之以手，紧急捐银一千两给南开。严修和张伯苓也出台灵活措施，特设优待名额若干，招收富商子弟，以扩大捐助来源。这些保证了南开学校已有的规模和正常的开支，使得南开学校能够继续维持和发展。严修适时调整投资方向，合理调度资金，渐渐从低谷中恢复过来。南开学校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有的文化土壤中逐渐地成长起来的，直到今天仍被很多学者赞誉为“私学之楷模”。
在中国，最有成就的中学应该是南开中学。据统计，近百年来，南开中学培养出了48位著名科学家，两位清华大学校长，3位正副总理（周恩来、温家宝、邹家华），9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成就和名气稍小一点的大学校长、科学家、文学艺术人才，多到难计其数。
严修在教育上是一个有胆略、有抱负的人，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南开中学巩固始基之后，又开始谋求南开新的发展，使之与整个教育及社会发展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