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家一家人忙着从绍兴迁居北京时，蔡元培和他的几个朋友李石曾、吴稚辉等人合作发起了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负责联系的组织（或称“中介”）叫“华法教育会”，会长就是蔡元培。1920年，为解决在法勤工学生的俭学问题，华法教育会利用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了中法大学（因校址在里昂，又称里昂中法大学，简称“里大”）。
中法大学！鲁迅盯上了它。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为周建人的求职信：
“舍弟建人，从去年来京在大学听讲，本系研究生物学，现在哲学系。日愿留学国外而为经济牵连无可设法。比闻里昂华法大学成立在迩，想来当用若干办事之人，因此不揣冒昧，拟请先生量予设法，俾得藉此略求学问，副其素怀，实为至幸。”
噢，原来他们有让建人出国留学的计划的。这计划不太靠谱。周建人已三十多了，有家有室，挣银子养家糊口才是他的本分，所以才有“为经济牵连无可设法”之说吧。不过，让他远赴法国中法大学工作，好像也不太现实。
只隔了五天，心急的鲁迅又给蔡元培写信，继续催：
“舍弟建人，未入学校。初治小学，后习英文，现在可看颇深之专门书籍。其所研究者为生物学，曾在绍兴为师范学校及女子师范学校博物学教员三年。此次志愿专在赴中法大学留学，以备继续研究。弟以经费为难，故私愿即在该校任一教科以外之事务，足以自足也。”
事情没有办成。
周作人也托了人，是谁？胡适。想知道胡适能给周建人找一个什么工作，先得知道此时的胡适在干什么。“此时”，是1921年年中。7月份，他应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邀请到上海“指导”编译所的工作。高梦旦虽说是编译所所长，却不懂外文，自觉难以驾驭编译所这么一个纯学术机构。他向印书馆高层推荐了胡适，希望胡适能来任所长。
一向好说话的胡适答应先去看看情况再决定是否任所长。看了一个多月情况后，他摞挑子了，理由是自己只适合书斋，适应不了复杂的人事关系。然后，他就一溜烟地跑了。人是走了，他跟编译所的人际关系算是建立了，这就为日后推荐周建人进商务做好了准备。
周作人请胡适为建人介绍工作，当然会告诉胡适他弟的专长：懂外文，会翻译，发表过译作。这是个翻译人才啊。胡适心想，编译所不正缺懂外文的人吗，周作人的弟弟，错不到哪儿去。于是，他再托人。托谁？高梦旦高所长，还有商务印书馆直属《东方》杂志主任钱经宇。
七托八请，事情总算办成了。胡适赶紧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兄弟建人的事，商务已答应请他来帮忙，但月薪只有六十元，不太少否？如他愿就此事，请他即来。来时可到宝山路商务编译所寻高梦旦与钱经宇先生，此事之成，钱君出力为多。”
信在路上走。周作人久等不得消息，有些沉不住气，又给胡老兄写信催促——他帮小弟真是心切。
信刚寄出，胡适的信到了。过了几天，胡适收到周作人的信，以为前信他没收到，就又补写了一封：“我十几日前已有信给你，托孙伏园转交，不知此信曾寄到否？信中大意是请令弟即来，月薪60元，来时可先见《东方》主任钱君及编译所长高梦旦君。此事之成，以钱君之力为多。”
周作人如释重负。他把胡适的信拿给建人看。60元月薪，是不是少了点儿呢？他问。不少，不少，只要有工作就好，干得好，薪水会加的。早已迫不及待想找到工作的周建人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当时，商务资深编辑月薪一两百元，像陈独秀这样的馆外名誉编辑，月薪可达300元，而一个大学毕业生初进商务，拿的是最低月薪，60元。也就是说，中年的周建人只能跟年轻的毛头小伙子们平起平坐。难怪连周作人都觉得月薪的确少了一点儿。
周建人不在乎。他恨不得立即打上背包就出发。
老婆怎么办呢？孩子怎么办呢？都带走，是不可能的。他一个月只有60块钱，不足以养家糊口。何况，在一个陌生的异地，从一针一线、一砖一瓦、一碗一盆、一桌一椅、一床一被开始置办起一个家，谈何容易。再说了，芳子此时有孕在身，也不便远行。
暂时，他对夫人许诺，只是暂时，你与孩子们在此再忍耐一段时间，等我在上海安顿好，又涨了薪水，再写稿挣多稿费，就来接你们。
在鲁迅的日记里，在1921年的9月2日那天，可以找到这样一句话：“下午三弟启行往上海。”
周建人离开的后果，只是和芳子夫妻分居两地吗？不止。大家庭的那个圆，因此而缺损。像多米诺骨牌，一张牌倒下，大厦倾覆，那圆，也因为撕裂开了一道口子而再也圆不起来了——无论你怎么使劲儿要恢复原样，都不行了。
兄弟永不分家。那誓言像彩虹般斑斓。周建人决然离家，他没有发表庄重宣言就把自己从那个家分了出去。他让誓言转瞬变得暗淡。他冲破了大家庭的束缚，也因此打破了大家庭的神话。
他背判了兄弟吗？他背叛了八道湾吗？他是大家庭的背叛者吗？
一个不太妙的征兆悄然降临。
失和中，剑拔又弩张
长庚和启明：永不相见的星
鲁迅出生的时候，因为是周氏兴房的长子长孙，所以很金贵。老观念，越金贵的娃儿越难养活。周家担心养不活这金蛋儿，就按当地习俗把他送到附近脚步太说这孩子归佛祖了不再是个俗人，这就脱了人世间的病灾。
龙祖被鲁迅认作平生“第一个师父”，他为这个不满一岁的小徒弟起了个法号，叫“长庚”。后来，鲁迅用它作笔名。
长庚，星名，是金星的别称。
那时候的人起名字，都喜欢用星名。周作人早年号星杓，也是星名，跟北斗星有关。
一个长庚，一个星杓；一个金星，一个北斗星，原本没啥关系。可是——
周作人不太喜欢“櫆寿”这个名字，也不中意“星杓”这个号。为了应考，他请求爷爷为他改名。爷爷大笔一挥，改了个同音不同字的“奎绶”。完了，仍不脱星宿的关系。不过，还是跟金星不相干。
进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周庆蕃叔祖用“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又为他改名“周作人”，号“朴士”。名字还可以，号就不怎么样了，叫不响亮。挑剔的周作人又不喜欢。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周作人决定自己为自己取一个号。当时，他哥的别号叫“弧孟”。效仿他，也叫个什么“孟”。就叫……叫“起孟”吧。起孟不是星。哈哈，终于跟星宿划清界限了。就这么叫吧。
谁知道，起孟起孟，有人叫着叫着，就叫岔了。1909年春夏之交时，章太炎章老师给周氏兄弟写了一封信，喊他们去学梵文。在信的开头，他这样称呼他们：豫哉启明兄。
咦？豫才如何变了豫哉？起孟如何变了启明？
罢了罢了，名字嘛，一个符号而已，别太较真。何况“启明”这个号，也没什么大毛病，更没什么忌讳，无不可，无不可，就顺势改作启明吧。
启明，星名，是金星的另一个别称。
金星跟地球一样，天天转。黄昏时的金星，就叫长庚；凌晨时的金星，就叫启明。在绍兴，当地人把长庚叫作“黄昏肖”；把启明叫作“五更肖”。
《诗经》里有这样的诗句：“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杜甫诗中也有类似的句子：“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商，是28个星宿中的两个，永远不会同时出现。参，就是长庚；商，就是启明。
那么巧，鲁迅偏偏叫长庚；周作人七兜八转偏偏定格于启明。这是不是预示着他们兄弟注定有一天“人生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