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来得很突然。某一天，周作人突然向他哥鲁迅宣布：今天，我们绝交。
有前兆吗？有。
1923年7月14日晚上，掌灯了，吃饭了。
周家的饭如何吃呢？不知从何开始，也许是人太多，饭厅太小，饭桌不够大，或者是老少十几口人挤在一堆吃饭不方便，总之，分成了两拨。
第一拨，鲁老太太鲁瑞、朱安、鲁迅，在第二进的餐厅吃；
第二拨，周作人、信子一家和周建人、芳子一家，在第三进的餐厅吃。
这样的划分很有科学性。鲁迅、朱安是夫妻，尽管不在一起睡，但可以在一起吃。一起睡，含义很狭隘；一起吃，含义则宽泛。至于鲁瑞，当然紧跟长子长媳。
在周建人离开北京去上海前，八道湾来了一个客人，名叫许羡苏，是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时的学生，也是鲁迅北大的学生兼好友许钦文的妹妹。她到北京考学，借住在周家。她的到来，临时改变了周家的吃饭格局。她被安排在第一拨队伍中，而原在第一拨的鲁迅，被抽调到了第二拨。
就这么吃了一段时间。
那天晚上的饭，鲁迅没和弟弟弟妇侄儿侄女们同吃，而是独自一个人在自己房里开伙。为什么呢？他不说，只在日记里这样记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被赶出来了？应该不是。如果是一个赶，一个被赶，那一定会弄出声响来，而且动静不会小，还会惊动母亲和朱安。相反，很安静，很平静。因为如此，好像谁也没有在意。母亲和朱安没有过问——或许她们压根儿不知道他是一个人吃的饭；作人和建人也没有过问——或许他们以为大哥那晚想独处。
如果说，鲁迅是自觉自愿避开来的，那么，他在避谁？弟弟们？不可能。亲如手足的兄弟，有何可避的。弟媳妇？不用问，只有信子才当得了这个嫌疑。
我们不得不煞有介事地装一回嗅觉灵敏的侦探，模拟一下白天可能发生的事情：后院没有其他人，只有鲁迅和信子。为了什么事，他俩起了争执，很激烈。一气之下，鲁迅甩门而去，信子也直喘粗气。
关键的问题是，究竟为了什么事？
家人之间起争执，不稀奇。稀奇的是像鲁迅和信子这样，争了吵了却不求对错的裁量——换一般人，哪怕不紧急召开家庭会议，陈述事实，寻求公正，恐怕也会拉一个中间人（周作人）到僻静的角落，一二三四五说个清楚说个痛快。一个大伯，一个弟媳，会有什么深仇大恨，无非是鸡毛蒜皮的家务事，又有什么不能言说的？除非……
总而言之，吵了架之后的鲁迅只采用不再跟信子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这样近于孩子气的方式，或为了避免尴尬，或为了抗议，而不是按照常规合乎情理的做法，等周作人回来以后，跟他谈——跟弟媳妇说不通的，难道跟弟弟还不能沟通吗？就他们兄弟的关系，有什么不能说？
但令人万分遗憾的是鲁迅未选择沟通，而选择了沉默。
这样无所作为的沉默，加剧矛盾的急速恶化，直至不可收拾。
五天以后，7月19日，那突然来的事情，来了。
上午，鲁迅正在八道湾的前院，只见周作人急匆匆地由后院而来。他以为急匆匆的二弟要急匆匆地出门去，没在意。周作人神情严肃，他走到鲁迅身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掏出一封信递过去，转身又回后院去了。
这样的交接仪式不神圣不庄重，反而有些滑稽。周作人哪怕说一句，哥，给你一封信，或者说，大哥，你看看这封信，也像那么回事啊，可是，他什么都不说，一个字都不说——他已经到了多一言是负担、多一语是灾难的地步。这预示着他是如何的身冷、心寒而绝望。
鲁迅展开信，一看笔迹就知道那是二弟亲笔所写。信是这么写的：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哈哈，大哥已不是大哥了，而成了“鲁迅先生”。一句“鲁迅先生”，无遮无拦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周作人的态度：绝交！我们不再是兄弟。
为什么？因为他“昨日才知道”了“过去的事”。这事儿，很严重，很重大，严重到摧毁了他以前“蔷薇的梦”，重大到使他认清了什么才是“真的人生”，以至于他要订正思想，重新来过。反过来说，在这事儿之前，他的思想是错的，他的生活是虚度的。
醒着的，才能感受到针刺锥扎刀劈火烤的锐痛。一件“过去的事”让一直沉睡在美梦中的周作人突然醒了。疼痛，呼啸而来。
关健的问题是，这“过去的事”究竟是什么？
你想知道？当事人鲁迅更想知道。想知道，去问不就得了。二弟，你什么意思？你说的“过去的事”是什么事？你有话直说好了。如果觉得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怎么得罪的，也请你给个明白话。
周作人有话，不当面说，只写信；鲁迅有问，不当面问，托家里的工人齐坤带话给二先生，让他出来谈。
若换一个人，可能自己径直去找二弟问个明白，可鲁迅却要找人传话，为什么？鲁迅会说，二弟他不是在信里明确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了吗，我如何还能再去呢？
自尊心啊自尊心。知识分子的自尊心。
齐坤随即带回了周作人的口信，两个字：免谈。
你为什么不谈，有火发火，有怨诉怨，干吗做出一副忍辱负重的悲痛样子来呢。这样也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呀。我没什么好谈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解决不解决还有什么意义吗。问题是，你哥他也许会纳闷啊。他做的，他会纳闷？我媳妇都跟我说了，她与他无冤无仇，难道会冤枉他么。可是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呢？不会。
这就是那对著文互相署名宣称挣钱大家花、不分彼此永不分家的亲密兄弟吗？出了事情，弟弟连给哥哥解释的机会都不肯，而哥哥，也赌气地不再想法设法找弟弟说清楚。从此我不理你。你不睬我。虽然仍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却从此低头不见抬头也不见了。
我和你，你和我，不再心连心，同住八道湾，永远不再是一家人。
家里的冷，连猫狗都能感觉得到，何况家人。鲁瑞觉察到了两个儿子的冷战，不明所以，她自然是要问问的，而他俩自然也都不说。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鲁瑞随便那么一问，兄弟俩随便那么一支吾，她也就不再追问了。为娘的，难道会忍受眼睁睁看着儿子们像仇人似的，难道也不奇怪他俩为什么事闹翻，而有一点好奇？当然，也许她听到一点风声，也深知由他兄弟俩的脾气，这件事是调和不了的了。
周家，来势汹汹地分了裂。
撤，搬离八道湾
那封绝交信后一个星期，鲁迅决定搬家，离开他当初相中而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八道湾，离开他试图打造的理想化的周家新新台门。7月26日，许钦文和许羡苏兄妹俩介绍他到砖塔胡同看房。他去了，看了，定了。那房是许羡苏同学俞芬一家借住的，还有空房。鲁迅急着搬出去，也没更多的讲究，马上就开始收拾整理东西。8月2日，他就搬走了。
脚步太匆匆，能看得见他疾步而去掀起的一阵尘烟。
一般人受了冤屈，是总要竭力证明清白的，这是人之常情。鲁迅却在未曾洗去耻辱，还他一个清白的时候匆匆离去，有违常情，人们也就不免倒过来推测他可能真的是“不清白”的。将他的离去，视为理亏心虚的表现。
常人眼里的傻事，智商并不低的鲁迅却去做。这不是千虑智者的一失、一世聪明人的一时糊涂，而更可能出自他的性格，他的自尊心。他是要以他的“不辩”来维护他的清高，以“不洗”来表示对专执于清白与否的轻蔑。
地震了！不在北纬多少度，东经多少度，而在八道湾的周家大院。
周作人冷眼旁观，心里暗想：我不过是让你以后不要到后院来而已，又没让你搬出八道湾，你何必反应过激，仿佛受了天大委屈，做出如此大的动作来呢。好像是我逼的你似的。示威吗？要走就走，走了倒清静。
家里众人的态度各不相同。信子是起事端的当事人之一，她对事件的描述直接左右了对她的话深信不疑的丈夫的态度。换句话说，周作人的态度是信子的态度的折射。
芳子的态度相对复杂。本能地她会站在一奶同胞的亲姐姐一边，尽管大伯一直对她、对她的娘家不薄。她的丈夫也不在身边，她也一时无法附合丈夫的态度。只能静观其变。
鲁瑞和朱安。这两个人在这场家庭变故中，该何去何从？
鲁迅轰轰烈烈地撂下一句话：“凡归我负责任的人，全随我走。”谁归他负责任？首先是朱安，她是他的老婆，名义上的也是老婆，他对她有责任；其次是鲁瑞。按理说，三个儿子对鲁瑞都负有责任，可是不舍昼夜地扛着反封建反传统的大旗的鲁迅，狠狠批判封建礼教的鲁迅，骨子里却还留存着古老的礼仪孝道。他精神抖擞地守护大家庭，他乐此不疲地要长兄为父，他也当仁不让地把赡养老母作为他这个长子责无旁贷的义务。
而鲁瑞和朱安跟鲁迅的想法高度一致。一个认为，我当然得跟着长子，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已没有丈夫，不靠长子靠谁？一个心想，我当然得跟着老公，不管他对我态度怎么样，我都是他的人，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没儿没女，不靠丈夫靠谁？
周家，没人下令没人指挥，照原来吃饭的格局，分成了两拨，很自然，像四季更迭、花开花落那样，没有痛苦挣扎，没有哀伤选择。
真的那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