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两个女人
羽太芳子，独守八道湾的日子
来绍兴的时候，十几岁的芳子很天真，有她这个年龄特有的活泼和开朗，也有日本人特有的和顺、礼貌和谦恭。
她什么都好奇，包括难懂难说的绍兴话。她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很认真很勤奋地盯着鲁瑞或朱安的嘴形，学说她们的绍兴话。到底是个孩子，接受能力强，很快，她就能说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了。
妹，你来，把我说的这句话翻译给婆婆听。
芳子，你过来，我说了半天，你姐也不明白，你翻译一遍。
在懂日语的周家男人不在家的时候，芳子是鲁瑞、朱安和信子沟通的桥梁。
在芳子的带动下，周家的日本人，姐姐信子，哥哥重久掀起了一股学中文的热潮，以至于她这个小翻译渐渐失了业。
把芳子接到绍兴的目的，起初只是为了照顾信子做月子。月子做完了，信子有些舍不得妹走。鲁瑞也觉得芳子能干，如果能再待些日子，帮着照看丰一，那就更好了。中、日两家人一番商量后，决定：芳子留在绍兴，等丰一会走路了，她再回日本。
日子继续。
丰一会走路了！周家人欢欣雀跃，也不免黯然神伤，芳子终于要走了。这时，她在周家的身份不过是周老二作人老婆的妹妹，简称：“亲家妹妹”，但是，不说信子，就连鲁瑞也有些离她不得了。她成了周家一分子。
也许是命中注定芳子这辈子是走不出周家的。信子又怀孕了。丰一要人看管，孕妇要人照顾，信子生孩子做月子，也要人伺候。这些工作，谁最能胜任？全票通过：芳子。
芳子又留了下来
那是周家人关系最为融洽的一个时期。鲁迅一个人在北京，不但跟二弟、三弟通信频繁，也令人不可思议地跟信子、芳子信来信往——不是说过嘛，他很少给老婆写信。查鲁迅日记，芳子在抵达绍兴后的第二个月，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那应该是他俩第一次通信。这时，两人在中国还不曾见过面。
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在中国”呢？因为他在日本时，很可能见过芳子，只不过，那时的芳子还是个更小的小孩儿。
之后，芳子和建人结婚了，芳子生孩子了，孩子不幸夭折了等等，芳子都会写信告诉鲁迅。在鲁迅的眼里，芳子还是蛮聪明的。在北京西三条时，他曾经拿着芳子的信对许羡苏说，芳子从十四、五岁起就没怎么上学了，现在能写出这样的信，而且信写得都不错，真的很不错了。
不知他有没有在心里对朱安抱怨：你瞧人家芳子姑娘，多好学，一样没读过什么书，自学成才。你呢，让你放脚，你不肯；让你进学堂读书，你不愿。一辈子踮着小脚请人代写信。不求上进的女人。
在学文化这方面，芳子固然是聪明的，但是，在如何拴住丈夫的心这方面，她又欠智慧——怎么能松开手中的线，让老公风筝任意飞呢。
芳子的不幸也许并不始于长子周冲的夭折，那只是让她的情绪一度失控而已，她小家庭让外面的女人插了足而破碎的不幸，从丈夫周建人独自离开北京去上海工作开始，就注定了。
起初，她是不能做“随军家属”，因为她已有孕在身；之后，她是不愿意做“随军家属”，原因不简单，似乎不能以一句“贪图享受”来含而糊之。
周建人走后四个月，芳子生下小儿子周丰三。在哺乳期，就让芳子带着长女鞠子、长子丰二和小儿丰三去上海一家人团聚，显然不现实。何况，周建人一个月只有区区六十块钱，怎么养得活一家人？
在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前的4月底，周建人返京探亲，夫妻团聚了半个月。这时，小丰三已经一岁多了。很可能，周建人向芳子又一次提出让她们母子随他一同去上海。之所以说“又一次”，是因为周建人之前给芳子写信时，或许曾经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这事儿。
就周建人很要强很自尊地不愿安然待在“哥树”下而独自去奋斗，可以想见，他也一定不希望他的妻儿一直由哥哥们替他照顾抚养。当他在上海立了足，经济上靠白天上班挣工资、晚上写稿翻译挣稿费而略显宽裕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把妻儿接过来。过自己的小家庭的日子。那是他向往的。
芳子，这个傻女人，没有答应。她以为，老公在上海挣钱，每月寄家用回来，我在这里为他养育孩子，也是别样的家庭生活，也不错，没必要长相厮守朝朝暮暮，那多俗。她不知道，她这么做，倒霉的是她自己。
1924年7月，此时，兄弟已失和，鲁迅搬去了西三条。周建人再次回京探亲，夫妻又团聚，又一次涉及“走”和“不走”的问题。它不像“生”与“死”那样让人纠结，对芳子来说，它还是很容易选择的。
我不跟你去上海！我要留在北京！这是芳子郑重无比的回答。
为什么呢？周建人有些火——哪个做丈夫的不火？哪有老婆死活不肯跟自己一块儿过日子而非得夫妻分居两地？你是无情意，还是性冷淡？
一句两句说不清。芳子也有些火——这个问题都纠缠很多次了。我一个日本人，不远万里到绍兴，那是南方，再由绍兴到北京，那是北方，已经够折腾的了，如今又要让我再去上海，又一个陌生城市。我不干。
这是理由吗？不完全。
在大哥二哥失和前，芳子待在八道湾，经济上有他们的支撑；生活上有婆婆鲁瑞照顾；精神上有姐姐陪伴。很惬意。他们失和，是他们的事儿，对她的影响很有限。鲁迅还是像以往一样时常给她零用钱。查他的日记，1923年8月13日，他记：“母亲来视，交来三太太笺，假十元，如数给之，其五元从母亲转借。”你看，他为了芳子，竟然向母亲借钱给她。多体贴的大伯！
1924年5月，芳子患病住进山本医院。鲁迅大概是从母亲那里知道消息的吧，马上去医院探视，转交周建人寄来的十元零用钱（周建人除了每月定期给八道湾寄妻儿的生活费外，也另外给芳子寄一点儿私房钱），他自己，也掏了十元钱。
鲁迅一向喜爱侄儿们，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每次上医院探望芳子，总要买点好吃的给陪在母亲身边的丰二，一会儿是葡萄干，一会儿是几块小饼，一会儿是黄油饼。有一段时间，鞠子生病住院，住院费36.2元都是他掏的。
芳子不可能没有经济上的考虑，这无可厚非吧。更重要的还是她已经无法独立面对生活。她十几岁时就在姐姐身边生活，转眼一晃过去了十多年，她早已习惯有姐姐在身边的日子。凡事有人作主，用不着她为每天的柴米油盐操心，也不必为每个月几十元块的生活费斤斤计较。
依赖惯了。没有了依赖，就不知道怎么过活了。
信子呢，也习惯了妹妹在身边的日子。妹妹很能干，能帮自己很多忙。她的手很巧，家里六个孩子的毛衣，都是她一线线一针针织成的。她参加过一个日本人办的缝纫班，学会了用缝纫机做衣服。把一堆花布扔给她，不出几天，花布就变成了漂亮的小衣服，孩子们像花蝴蝶一样满院子飞。
就像芳子依赖姐姐一样，信子其实也很依赖妹妹。她也不想让她走。
但是，不论多少理由，不论这理由或堂而皇之或难以启齿，作为一个妻子，任由丈夫独自在外辛苦工作而不陪伴在身边——渴了递茶，饿了端饭，病了送药，冷了披衣，早晨出门前有热腾腾的稀饭油条，晚上入睡时有暖和和的被窝——都是不能令人同情理解和原谅的。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老婆。这样的结论下得不草率。
心疼儿子的鲁瑞有些看不顺眼，抱怨：“女人出了嫁，理应和丈夫一起过日子，哪有像三太太那样，不跟丈夫却跟着姐姐住在一起的道理。”
这样的局面又是如何造成的？鲁老太太你也不去问问你家老大。这还不是三兄弟歃血盟誓不分彼此永不分家的后遗症吗。
芳子也好，信子也好，不管日子过得有没有道理，愿意就好。
但在这一切的原因之外，又不免令人产生猜疑：芳子和周建人的夫妻感情究竟如何。丈量一下，芳子和老公，芳子和姐姐，感情的尺寸谁长谁短？好像很明显吧。然而，无论从感情上说，还是从人性上讲，夫和妻都是一对不能分离的动物。芳子却不因丈夫不在身边而相思苦，也不时刻准备着一有机会随时扑向丈夫的怀抱。
你说他们之间感情欠缺，好像也说不过去。他们又不像大哥那样婚姻是包办的。他们彼此吸引自由恋爱，是有感情基础的。他们从绍兴到北京在一起生活了十来年，又共同生养了四个孩子。没感情？谁信。
所以说，芳子的不走，原因很复杂，而后果只有一个，而且很严重。
外面的女人之一，王蕴如
周建人怀揣着独立和自尊的一腔豪情，走出了周家大家庭，来到了上海。初来乍到，他过得很苦。苦在于抛家别口，孤身一人，也在于经济拮据，生活困顿，连吃饭住宿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