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朱安，一如既往地鄙夷。当着她的面，他懒得搭理她；背着她的面，他跟人百年一遇地谈起这个老婆来，没有几句中听的话。有一天，他告诉孙伏园：“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天早上醒来，一睁眼，一个女人站在我的门口，问我大少爷七月拜那一天在什么时候拜？”他的眼里，老婆只是“一个女人”而已。老婆问他一点什么，他却把它当作奇怪的事。
即便在外人面前，他也从来不刻意隐藏他对她的不屑和嫌弃。刚搬到砖塔胡同的时候，学生常维钧到访。朱安一副女主人的样子，很热情地招呼客人，满面春风地端来两杯茶，放在主人和客人面前。请用茶！
那天天很热，热得坐着不动也流汗。热天喝热茶，其实也养生。问题是，过了一会儿，她又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藉粉。一脸无辜地说，请吃点儿小点心吧！藉粉呼呼地喷着热气，熏蒸着主人客人汗浸浸的大油脸。
可怜常维钧端也不是，不端也不是；吃，此时恨不得吃冰，哪咽得下滚烫的热汤羮，不吃，似乎又对师母不起，人家可是一番好心。
这个时候，最要靠男主人来圆场。你猜鲁迅如何做？他说，既然端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讥嘲的能力，没人能跟他一拼。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朱安踢进羞愧尴尬的深渊。再笨，好话孬话幸而还能听得出来。
记得吧，弟媳妇芳子生病住院时，鲁迅如何殷勤地去探视。朱安也病了，住进了山本医院。作为丈夫，鲁迅不能不去。他去了。一进门，就问：“检验过了没有？”朱安答：“检验过了。”鲁迅转身就往外。你上哪儿去啊，你老婆还在这儿躺着呢？我去问问医生。
也对也对。他是学过医的，内行人，懂。
很快，他回到病房。
朱安不安、期待的眼光追随着他。傻子都知道她要问的是，医生怎么说？探病的友人们也都是一样的心声：医院怎么说？
就不告诉你们！他什么都不说，只唤友人：“走，到我家里吃中饭去！”老婆生死未卜地病着，他却呼朋唤友去吃饭。朱安老实，不敢说什么。
友人都知道他们夫妻的关系，此时也不好多说什么，只默默起身，跟朱安说保重道拜拜，然后离去。鲁迅也要走。朱安到底没忍住，还是开口问了。医生怎么说？鲁迅已经走到病房门口，只轻描淡写地说：“没有什么，多养几天就好了。”话音未落，他已迈步出了门。
真的“没有什么”吗？朱安的病是很严重的胃病，医生一度怀疑是胃癌（二十多年后，她的死因很可能就是胃癌）。检查结果虽然排除了癌，但毕竟不像感冒咳嗽那样稀松平常。一旦了解了不是癌，他也就觉得没有什么了。
如果确诊是癌，那么，他会如晴天霹雳吗，会反思自己长期以来对朱安的冷淡漠视吗，会因为追悔而可怜她同情她甚至爱她吗？未必。你看他给许钦文的一封信，这样写朱安的病：
“现在颇有胃癌嫌疑，而是慢性的，实在无法（因为此病现在无药可医），只能随时对付而已。”
照例轻飘飘。
鲁迅很少对外人谈及他的婚姻，一次无意中跟荆有麟谈起，竟说，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一两次”，让人遐想。如果这是确指，那就意味着朱安于他，连性的吸引都没有。很多夫妻，可以没有爱情，甚至可以没有感情，却无法消失本能。
都把鲁迅对朱安爱不起来归于新旧不同、观念与文化差异、思想进步与落后，却忽略了一个异性相吸的根本。一个女人，不说那个年代，就是今时今日，最先吸引男人目光的，不是学识和思想，而是容貌和身材。这，朱安都没有。
她没有俏丽的容颜，更因为木讷而死板，因为愚昧而呆滞。她的身材异乎寻常的瘦小，市面上找不到她能穿的衣服。儿童用品商店或许有她穿的尺码，式样花色当然是不合适的。她的衣服都是她改自婆婆的旧衣服，小得可爱也可怜。周作人就曾对人说，大嫂发育不全，似乎有侏儒症。
朱安，过着不是寡妇胜似寡妇的日子；鲁迅，过着不是鳏夫胜似鳏夫的日子。难怪他能写出《寡妇主义》这种入木三分揭示性压抑者变态心理的文章：“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鲁瑞有些责怪朱安没能给周家生个一儿半女。朱安一反常态地反击道，大先生连话都不跟我说，更不跟我在一起，让我怎么生？
不能生的原因，只有“一两次”的机会，恐怕是其一，却可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或许是她的侏儒症。如果她抓住了机会，生下个一男半女，那么，她就有了巩固在周家地位的资本。他俩的关系，是不是就会稍有不同呢？
在西三条的时候，鲁瑞搬来跟他们一起住，她成了他们夫妻之间的纽带。有一年冬天，天很冷，鲁瑞看见鲁迅仍然穿着一条单裤，就对朱安说：“无怪乎他不喜欢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新棉裤。”
朱安确实并不擅长做针线活，不会绣花、织毛衣之类。听了婆婆的话，她很惭愧，兢兢业业地做了一条新棉裤。裤子做好了，她倒有点手足无措了。为什么？她不知道该怎么把棉裤给他。
这又有什么难的。捧着它走到他面前，伸手递过去，甜甜地说一句，相公啊，穿上这条新棉裤吧，保管你暖暖和和。
她做不来。
她想了一个办法：等鲁迅出门去了，她悄悄把棉裤放在他的床上。她不想让他事先知道这是她新做的，她只是盼望着他在穿裤子时，不刻意，而是一不小心，就把它穿上了身。她心里明镜似的，如果他知道这是她亲手缝制的，逆反心大爆发，就是冻死也不肯穿。
他是有骨气的。她这么认为。可有骨气的他，为什么从来不自己洗衣服呢。她洗的衣服，他还不是骨气不骨气地穿嘛！
棉裤穿上了吗？不但没有穿，而且还被扔了出来。
骨气，在特定情况下泛滥。
唉，鲁瑞深叹一口气。没办法了，实在没办法了。
相对而言，是鲁瑞更需要朱安而不是鲁迅。她爱吃媳妇烧的菜，朱安把她的生活照顾得妥妥帖帖。从绍兴到北京，从老家到八道湾，朱安一直无怨无悔地尽着一个媳妇的本份。有那么几个月，也就是朱安随鲁迅搬去砖塔胡同而不在鲁瑞的身边，着实让鲁瑞心神不宁，生活几乎乱了方寸。
鲁瑞离不开朱安，她需要她的伺候；朱安也离不开鲁瑞，她需要以伺候婆婆的方式证明她在周家的身份，以护卫她周家长媳的名分。她更知道，在家里，鲁迅谁的话都可以不听，唯独母命不违。有时，她很聪明地利用这点，把要说的话先对婆婆说，再让婆婆说给他听。
在很多时候，她们婆媳一条心——不奇怪，同样的小脚女人，同样的旧式妇女，同样的没受过高等教育。鲁迅不得不承认，在改良家庭方面，他是一个失败者。“常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稍微改变一点，一遇有什么意外或者不如意的事，她们马上抱怨了。”光是朱安抱怨，他尽可以置之不理而继续他的改良，可他不能不慎重对待母亲的抱怨。
鲁瑞，朱安的挡箭牌。
尽管因为有鲁瑞这个“中间人”，鲁迅、朱安的日子稍稍有些人气，不至于因为两人的不说话而沉闷得死寂，但总的说来，西三条还是不能像别的家庭那样充满了狗吠猫鸣，以及大人叫小孩哭的生命气息，而始终笼罩在能听得见呼吸声的冷清、孤静氛围中。
白天，鲁瑞躲在房里看小说。她一旦看起来，昏天黑地。她最常让儿子帮她做的一件事，就是，记得啊，下班回来路上，买本小说回来。或者是，儿子临上班时，她吩咐，昨天你借回来的那本书，我已经看完了，再借一本来看看。
鲁迅的《彷徨》出版后，她听说了，也要求拿一本来读读。读完，她面无表情地说，别人都说怎么怎么好，我看啊，不怎么样——她不但能看，而且还有想法，有思想。这个方面，朱安不如她。
朱安天天都干什么呢？做家务呗。其实，家里还有两个女佣，一个王妈，专门伺候鲁老太太，一个胡妈，负责买菜、烧饭、打扫卫生。作为女主人，朱安当然不能完全闲着，她勤劳惯了，闲不下来。需要烧绍兴菜时，她更得亲自动手——她不干这些，能干啥？
一个家，四个老女人，不沉闷才怪。
直到家里出出进进一帮活力四射的青年女学生，鲁迅的学生，从外面走过的人，才能听到小院里飘出来的清脆、爽朗的笑声。这院子，生机起来。然而，对于朱安来说，也危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