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道湾的时候，朱安住的房间恐怕是整个八道湾里最好的，中院正房东屋。但是，她却又是整个八道湾里最悄无声息最可有可无最被人忽视的一个人，真正地低到了尘埃里。连周家人有时突然撞见她，都会暗吃一惊，噢，忘了忘了，这儿还有一个家人，我们家的长媳、大嫂、大伯母。
甘心吗？不。那你抗争啊，像许多年前在老家绍兴，你当众数落他那次。我，我不敢，那样，他更讨厌我。你不那样，他也不会回心转意，还不如拼他一拼，没听说这么一句话嘛，命，不是用来认的，而是用来拼的。
朱安拼了一次命。有一次，家里为鲁瑞办寿宴，宾客满堂。开席之前，她穿戴整齐地从房里走出来——一双小脚迈着坚实的步伐，眼里透出坚韧——走到大家面前，未开言先跪下。
寂静！在刹那间。
缓缓地舒一口气，她像吐出久积心中的浊气，然后一字一句对众人说，她嫁到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她，但她也不会离开周家，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要尽媳妇本分，侍奉婆婆一辈子。
鸦雀无声！空气凝固了。
不用人搀扶，她自己站了起来，转身离去，随风扬起的黑裙摆在人们的眼里像从天而降遮蔽日月的黑天幕。他们为她行注目礼，把安慰、关怀、同情撒遍她全身。他们转眼看他，他冰霜般面容里满是不屑和讥嘲。
尘埃也有力量。就连鲁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因为，她用她的方式把所有人的同情揽入怀抱，把指责、批评丢给了他。同情弱者，在文明或不文明的社会都是有的。
赚得别人同情的朱安，赢不得老公的同情和爱。不过，她也无所谓了。就像她发过的誓言，她只求做周家的人周家的鬼而已，只要不在某天起床后突然收到一份休书，就可以。她对生活的要求实在不高。
搬离八道湾，对于朱安来说，是有意外之喜的，那就是，她终于过上了一段“女主人”的日子。八道湾大家庭人太多，轮也轮不到她朱安当家作主。来到砖塔胡同，鲁迅的身边只有一个她，即便再怎么不情不愿，生活上不依靠她照顾还真不行。来到西三条，虽说鲁瑞跟他们一块儿住，但一家三口，至少在外人眼里，她是女主人无疑。
对比一下。看看女主人是如何对待男主人，而男主人又是如何对待女主人的。
前面说过，鲁迅搬入砖塔胡同后不久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肺病。那时的肺病是会死人的。朱安偷着乐——别误会，她不是为老公的病而乐，而是她自以为抓到了一个笼络丈夫心的机会。怎么抓？喂汤喂药，端屎端尿，像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妻子，像工作勤恳态度端正的特级护工。
别那么抽象，说具体点儿。
鲁迅一度吃不下饭，实也不能吃太硬的饭。朱安每顿都熬粥——不是偷工减料地一碗米和两碗水简单混合，而是先把米捣碎，再加适量的水慢火熬煮。成品不只是粥而已，准确地说，是米糊，比粥更容易消化。
光是白米糊，怎么行？既欠营养，又不下饭。俞家姐妹走过，朱安迎上去，俞小姐啊，帮个忙，好哉？大师母，您别客气，有什么忙要帮，您尽管开口好了。帮我往稻香村跑一趟，买点儿糟鸡、熟火腿、肉松回来。哟，大师母，今儿个开洋荤啊。不，这都是大先生平日里最喜欢吃的，他胃口不好，给他开开胃。
东西买回来了。大师母，你也吃一点儿吧，可香啦。我不吃，我哪能吃这些个好东西呢。朱安红脸慌张的样子，让人看了心疼。
朱安烧得一手好菜，绍兴菜尤甚，拿手菜有酱过心的蚌蟹蛋、泡得适时的麻哈等。她的刀功也不错，不论什么菜，她都切得整齐均匀——看得出来，她其实是一个细致的人。
相比鲁迅，鲁老太太鲁瑞更喜欢吃朱安烧的菜，纯家乡口味，可口地道。一向厌弃家乡的鲁迅对绍兴菜也时时皱眉头，嫌它们臭、霉、糟，而且干菜太多——他很有先见之明，似乎早就知道霉干菜不属于健康食品。可往深里追究，他究竟是不喜欢绍兴菜，还是不喜欢烧绍兴菜的人呢，也许是因人而厌菜？
朱安很想关切地问大先生，今天的菜，烧得好不好，还合胃口吗？但，饭桌上，他俩是不说话的。在砖塔胡同时，只有他俩共进餐。你吃你的饭，我喝我的汤，互不打扰，互不干涉。空气中，只有嚼咽声和心跳声。
什么时候饭桌上才会有人声？老太太来走动、三人共餐时。当然，也只是老太太话多。
有时，实在憋不住，朱安也小心翼翼地问。她得到的答复，或“是”，或“不是”，或“唔”，更多的时候，不说话，只是或点头或摇头，或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讨了没趣的朱安，也就知趣地闭了嘴。
不能问，不能说，朱安不用嘴而用心细心体察着老公对饭菜的态度：剩得多了，嗯，肯定不合口，下次注意；吃了个底朝天，连盆里的一点儿残汤也端起来喝了，嗯，肯定喜欢吃，下次多烧点儿，就按这个标准。她的心理活动就这样丰富着。
不说话，是这对夫妻的常态。
怎么可能，同一个屋檐下，同一张桌子吃饭，不说话，那日子怎么过？是是是，当然不是说他们一句不说，只字不吭，也说话，只不过可怜最多时，一天之内，他们只有比金子还珍贵的三句话：
早晨，朱安变身公鸡或闹钟，准点去敲鲁迅的房门，喊他起床。他的回应是从喉咙里“哼”一声；中午到了饭点，她喊他来吃饭。他也“哼”一下；晚上临睡前，她会问“大门关不关”。这时，他才金口微启，要么吐出一个字“关”，要么吐出两个字“不关”。
每个月，也会有一次，朱安盼来老公说的一个长句子。家用花光了，朱安照例开口向一家之主伸手。这时，他会问一句：“要多少？”注意！是三个字了。朱安说多少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他直接掏钱完事。少数情况下（可能心情较好时），他会多问一句：“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添置？”
乌拉！老公问我话了。
这样的情景，太难得出现，像难得露个脸的日食。
衣服，是要让老婆洗的，请她洗衣服，却是不肯说的。为了避免面对面，他们配合默契地约定俗成了一个土法子：一只柳条箱的箱底放在鲁迅的床底下；箱盖倒过来口朝上放在朱安卧室门口的右手边。箱底和箱盖分别铺着一条白布。
这干什么用？白布下藏着什么？鲁迅把脱下的脏衣服扔在床底下的箱底，意即：要洗。朱安把洗好、晒干、叠整齐的衣服放在箱盖，意即：可穿。就像你住酒店，需要洗衣服务时，把脏衣服放在房间抽屉里的一只洗衣袋里一样，服务生自会拿去替你洗了、烫了。你晚上回来，干净衣服已经摆在你床上了。双方不用说话，连面都可以不见。
这个时候的朱安，连老妈子都不如。虽说干活儿是老妈子的本分，但若遇到客气礼貌善良的主人，时时能换得一句感谢。而她，什么都换不来。
那箱盖为什么会放在朱安卧室？其实，朱安卧室里还有一件东西是鲁迅的，书桌。这里采光好，便于读书写作。这就有意思了。他那么讨厌朱安，却每天坐在朱安的卧室里的书桌前做学问。那里弥漫着朱安的气息，不知怎么，他竟然能无动于衷地嗅着她的味道。
白天，他安静地用着他的功，朱安忙着她的家务。他从不唤她，她从不扰他。遇到同院的俞家姐妹说话大声了，笑声刺耳了，走路“啪啪”的了，她就赶紧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很紧张地朝她们“嘘”，很诚恳地让她们小点声再小点声，别吵着了大先生。你们大先生在写文章呢。她的口气充满敬畏。
闲时，鲁迅把邻居的孩子拉过来，教他们做操——他的确喜欢小孩子。一旁，朱安偷偷看着。鲁迅出门不在家的时候，孩子们把做操当游戏。朱安排在队伍后面，笨拙地模仿他们的一招一式。她小脚，年老，每一个动作都能刺激旁观者的笑神经，但她比谁都认真。她要尽力为她和老公找寻一个“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