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从来没有责怪儿子不给朱安生孩子的机会，却埋怨过朱安没有让“小孩子走来走去”的本事。小孩子是重要的，生小孩子的女人是不重要的。只要“她”能为周家添孙子，她这个做婆婆的都会敞开怀抱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就像当年羽太信子为周作人生周丰一，鲁瑞不去计较为她生孙子的是中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一样，此时她也不会介意为鲁迅生儿子的是姓朱，还是姓许。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让她这个周家的媳妇能对周家的列祖列宗有个交代，她就心满意足。这下，我可以毫无愧疚地到天堂找老公去了。她一定会这么想。
这个时候，她哪管朱安什么感受。朱安若要怨三怨四，骂死她：你自己生不出个蛋，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
用脚趾头都能猜得出来，朱安绝不会怨三怨四。她哪敢。
探完亲返回上海的鲁迅，逐渐对周建人给他找的景云里23号不太满意了。太吵，有唱京戏的，有吵骂的，有搓麻将的，这都不利于夜猫子的他半夜三更爬格子。特别是夏天，纳凉的人把麻将桌搬到院子里，彻夜鏖战，让他一个字也挤不出来。
自从他们入住这里后，鲁迅提议，和周建人家两家合伙烧饭，一切柴米油盐等家务杂事，都交王蕴如的一个亲戚代管——又有了大家庭有钱大家花、兄弟不分彼此的味道。厨房设在23号楼下。23号后门的对面，住着一个大律师，家有玩劣小童，常在周家烧饭炒菜时往锅里扔丰富多彩的杂物。周家提意见，不理。小童甚至在23号后门上用粉笔画乌龟，还对准23号的门大撒其尿。
哪能住得下去。撤！搬家。这次搬到哪里？还是在景云里，18号（后来又租下了17号）。住在景云里的好，就是和周建人家相隔不远，两家常来常往，彼此照应。用许广平后来的话说，那段日子，才真正的兄弟怡怡。这是鲁迅一直追求而不得的。
周建人在上海待的时间长，像找房子之类的事，鲁迅很依赖他。王蕴如又有生养孩子的经验，从孕期到哺乳期，事无巨细，许广平都很依赖她。
阵痛了！一阵忙碌之后，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很严肃地告诉鲁迅，难产，保大人还是留孩子。鲁迅回答得干脆，保大人。是耶，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留个肚子在，不怕没孩子。医生领旨去保大人了。
从避孕失败就能看出这孩子顽强得厉害。他一副许三多式的不放弃，让医生忽然懂得不抛弃的意义。再努把力吧，保大人，也留孩子。于是，这孩子抿着紧紧的嘴、攥着小小的拳、憋着红红的脸，一声不吭地被产钳夹了出来，连小脑袋都夹扁了，却还是英雄般地活了下来。
是个儿子。鲁迅为他取名周海婴。上海出生的婴儿。
消息传到北京。鲁瑞乐坏了。
朱安呢？羽太信子很同情地安慰她，想开点吧，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大嫂你只有让他多给你寄钱，无儿养老，钱能防身，你就多多地用他的钱，反正他养活你天经地义。
朱安心里自有她的小九九：我是他老婆，大老婆，他不能不承认吧。他的儿子，不也是我的儿子。怎么着，这孩子也得恭敬地称呼我一声“大妈”。既然如此，我可以扬眉吐气了，因为我也有儿子，有后了！将来，也有人为我养老送终了。我什么都不担心了。
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地嘲笑她的愚昧。她活在那个年代。她的想法很主流。
因为心有小九九，所以朱安虽然不会像鲁瑞那样欢天喜地，但也没有悲愤得寻死觅活。她甚至很清醒地告诫自己，不但要一如既往地对大先生好，甚至要比之前更好，也要对承担了繁衍周家后代重任、让她这个生不出孩子曾经的周家“罪人”如释重负的广平妹妹好，当然还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那个叫海婴的小子。他是他们的命，也是她的希望。
朱安，这个一根筋的女人，无怨无悔地容忍着老公外面的女人，也真诚地接纳了老公外面的孩子。
羽太信子的猜忌
外遇像感冒一样会传染。羽太信子深信这种说法。与其说是深信，不如说是担心。加上周家有娶姨太太的传统，更让她看自己的老公，左看有拈花的可能，右瞧有惹草的潜质。几乎要抑郁了。
大伯子和小叔子的婚外情事，在他俩，是舒筋活络的一剂清心良药，而在北京的家，无论是八道湾，还是西三条，是晴天白日下悬在头顶上的两朵黑云。两边，分别有一个原配，被抛弃的原配。她们的愁容与黑云相互映衬。
对大嫂朱安，信子也只能是同情；对弟媳妇（也是妹妹）芳子，信子就不会只是同情了，更多的是咬牙切齿的痛恨。
就像俞芳问朱安将来怎么办一样，信子也会这样问芳子。芳子淡然，我比朱安大嫂好得多。为什么？我有女儿，也有儿子。信子想想也是，没有孩子这根纽带，鲁迅和朱安可以比陌生人还陌生人，可以毫无瓜葛老死不相往来。周建人和芳子不一样，他们之间有孩子维系。想断也断不了。
断不了吗？诚心想断的话，怎么着都能断。
信子和芳子都想得太天真，以为抓住了孩子，就捏住了孩子他爹的软肋，就能把游离出去的魂魄拽回来。
机会来了！小土步（周丰二）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一封加急电报从京驰沪，催周建人急归。
你说周建人归不归？废话，儿子急病，哪有做老爸的不风风火火地急赶回去，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连最后一面都见不着，那岂不懊悔一辈子？你说的只是理论上的，现实中，哪有一病即死的，别危言耸听，吓着人家。好好好，就算不一定都会死，孩子的病，爹总得探探吧。
周建人没有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揪心儿子的病而心急如焚地奔回北京。他按兵不动。原因？他给出的理由是，一没钱，二走不开。
先谈没钱，生活拮据一直是他的常态——谁让他不守一夫一妻而搭建了两个家庭，思想上又没有计划生育这根弦而不管儿子女儿的一个接一个地生了一群。老婆成双，孩子成堆，负担当然重。所以，鲁迅常常接济他。一会儿“分与三弟泉百”，一会儿“得版税四百，分与三弟百”，一会儿“访三弟，赠以泉百”，一会儿“赠以诸儿学费泉百”。就连王蕴如生三闺女，三十块钱的接生费都是他出的（据鲁迅日记记载）。
没钱，是事实。没钱到凑不出回家的路费，令人怀疑。即便翻遍家里的犄角旮旯也找不到一个硬币，那也不能作为不回家的理由——可以去借嘛，同事、朋友都可以，实在不行，身边还有个能挣钱的大哥呢，何愁借不到一星半点儿？自尊心不允许？也行，那就卖手表，当衣服吧。为了骨肉相连的孩子，真的想不出弄一点钱的办法？谁信！
看来，走不开比没钱理由更充足。他在商务的职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多少根萝卜虎视眈眈地盯着那坑呢，一旦瞅着空儿，必你推我攘地不顾风度不顾脸面地跳下去。谁敢轻易挪窝？
在商务印书馆，周建人真的曾经一度失业——不是他能力不够，而是印书馆在战火中被焚毁。可他一刻也不能没工作。经人介绍，他去安徽大学任教。但在那里，他干得不太愉快，一心回上海，回商务，干得心应手的老本行。
又得仰仗名人老哥了。鲁迅接连给许寿裳写了七封信，封封谈的都是建人的工作。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拜托他向商务的老板王云五说情，让建人返回商务。早就打算乘天灾裁掉一批员工（包括周建人）的王云五不给面子，借口周建人时有反日言论，有碍邦交，不予理睬。
鲁迅不罢休，搬出更大的能压得住老王的大人物蔡元培，请他出面担保。
如此一来，周建人总算跟商务续签了合同，保住了工作。
这次工作“危机”发生在几年以后。之所以把它移到这里来说，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工作对周建人来说很重要，保住这份工作更重要。既然如此，这工作是一定要珍惜的。
于是，在工作和孩子之间，他选择了工作。也许他想，工作失去了，很难找得回来；孩子只是病，凡人都生病，只要得的不是要命的绝症，吃吃药打打针吊吊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说了，生病，要找医生，找爹没用。爹不是医生，不懂诊治；爹不是护士，不知护理，无非也是眼睁睁地看着，等着。
何况孩子身边还有亲爱的妈，以及视他为己出的大姨（婶婶），还有大伯（姨父），住得不远的奶奶和大伯母。少他这一个爹，天也不会塌，地也不会陷，病魔啊，也不会更张狂更凶残。
这些不回家的理由只是表面上的、说得出口的。当然还有说不出口的，就是他不能回家。原因？自他在上海另立门户后，还没有跟芳子，他的原配夫人面对面过。
谁都知道，芳子不是朱安。朱安孤身一人，势单力薄，又把忍气吞声作为美德，即便丈夫在外妻妾成群，她也不会气急败坏地去揪二奶三奶的头发。芳子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她有亲爱的姐姐撑腰。老姐何许人也？别看她身材矮小，却有力量让八道湾的户主卷铺盖搬走。她能饶得过抛弃自己妹妹在外面金屋藏娇的妹夫？不骂他个狗血喷头才怪。
咱惹不起，躲得起。躲着不见，总可以吧。不回家！只好委屈乃至牺牲日日悲切呼号“爹爹来看看我吧”的可怜的病儿了。就是不回家！不给姓羽太的姐妹俩撒泼骂娘扇耳光揪头发，甚而施计把他扣留在北京，让他回不了上海无法与王蕴如和女儿们再见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