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生，有人死，生生死死，一轮轮循环。1929年的周家，也上演着生之喜、死之悲的悲喜剧。只不过，喜剧在周老大家，悲剧在周老二家，而老大老二已断绝往来。他家的喜，喜不到他家；他家的悲，也悲不到他家。
9月27日，鲁迅家的周海婴生了；11月20日，周作人家的周若子死了。
对于家务事，周作人向来油瓶倒了不扶、桌椅翻了不碰。常常地，家里孩子打成一团，哭喊声震天，叫骂声响彻四邻，他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像吃过大剂量的安定，一颗心平静得不起丝毫波澜。对于家中孩子的教育问题，崇尚自由主义的他推崇自由发展顺其自然——境界就是高。
这样一个人，你可以说他平和，也可以说他冷漠。
女儿若子的病以及之后的死，似乎让他冷冷的血一下子热了起来。
四年前春暖花开时节，八道湾收到从邮局寄来的一份杂志，《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二期。那上面有两篇儿童文学习作，其中一篇的作者是周若子，题目是《晚上的月亮》。文中写道：
“晚上的月亮，很大又很明。我的两个弟弟说，我们把月亮请下来，叫月亮抱我们到天上去玩。月亮给我们东西，我们很高兴。我们拿到家里给母亲吃，母亲也一定高兴。”
孔德学校是蔡元培联合北大的几名教授创办的，校址在东华门。北大的不少教授，包括周作人、周建人的子女周丰一、周静子、周若子、周鞠子、周丰二、周丰三都在此读书。周作人还曾兼过课，教高中一年级的国文。
周作人看到这段文字，浑身鸡皮疙瘩暴突。他冷得打颤，恐惧像魔鬼张牙舞爪向他扑去。为什么？他想起了遥远的从前。从前，有一个叫周椿寿的小男孩病得七荤八素的时候，拽着女佣固执地一遍遍追问天上的情形——对地上的事儿还一知半解呢，怎么会陡然对天上的事儿感了兴趣？不祥的预兆。
然后然后，这个叫周椿寿的孩子，死了。去了天上。难怪。
如今，周若子迷上了月亮，也是天上的事儿。而她，也已病得昏沉，看不见母亲的泪，和父亲身上的鸡皮疙瘩。周作人感觉到有人在像敲大鼓那样猛击他的心。我的孩子，我的女儿，也在走椿寿，她那只活了六年的小叔的路？
突然把两个人、两件事联系起来，周作人被恐怖打倒。
信子让周作人把那本“旬刊”好好收藏起来，周作人明白她已经做好了和死神交接女儿的准备。他，捧着那本将来可能作为若子纪念物的刊物，细细回想了一下若子发病经过。
夜里，若子突然浑身发烫，继而呕吐不止。“快拿体温表来”。他们忘了，一根体温表不久前刚刚被出牛痘的周丰二摔破。他们摸若子的头，确定她发烧了，而且温度不低。挨到凌晨，借来邻居家的体温表，一量，四十度三。此时，若子大发痉挛。信子抱着她，大叫“阿玉惊了”。
芳子听错，奔到哥哥重久的房里，大叫“阿玉死了”。正在北京住在八道湾的重久惊得一下子从床上跌落下来。
医生来了，诊为疑似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等待，艰难而漫长。幸好，等来的是好消息。周若子转危为安。周作人虚惊一场。信子提议，两个大孩子，丰一和静子，过十岁的时候，都花了十来块钱，分给佣人们买好吃的东西以作庆生。若子去年过十周生日时，家中拮据，居然连这点儿钱也凑不出来。“要不，给她补过一个生日吧。”好好好，周作人答应得出人意料得爽快。
留住了女儿，周作人像是费力留住了春光一样，那一颗心，明媚无限。
可惜啊，若子躲过了初一却没逃得了十五。四年后的秋天，11月16日，她又突发急病。那天，她从孔德学校放学回家，吃了几颗海棠。不一会儿，就大喊肚子疼。周家的私人医生山本忠孝赶来，诊断为一般性的胃炎。
半夜，若子肚子巨痛，吐，泻。信子到底养育过三个孩子，很有经验地对周作人说，好像不像是胃病，倒像是盲肠炎。再唤山本，山本坚持是胃炎，又以夜已深为由，未出诊。
第二天，山本复诊，不得不承认的确是盲肠炎。他主张手术。若子被送到山本推荐的德国医院，割了盲肠，却已迟延而并发腹膜炎，高烧不退。19日，她变得烦燥，晚上哭叫“我要死了”，随即胡言乱语。打针。她又清醒，呼唤着兄弟姐妹的名字。除了哥哥周丰一已赴日本留学，其他人（包括表兄妹）都来到她的床前。她跟他们一个个打招呼，然后紧抱着母亲信子的脖颈，哀怨低语：“姆妈，我不要死。”
要不要死，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不要死的若子，还是死了。临死前，不知为什么，她突然唱起了歌，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气若游丝的哼唱浸满凄楚，让听者无不心颤动容。
失了爱女的周作人，一时不知该如何把日子过下去。他告假，不去学校上课；他无时无刻不思念，一思念就泫然；他枯坐在家，什么事都做不了，只是怅而惘之。
不行，要做事，一定要做点儿什么。只有那样，才能抵御无尽的伤痛。那么，做什么？为若子设祭栅，请僧人诵经超度。都做了，还是不行，心情仍然不能平复。怎么办？还得再找事做。做什么？打官司！告山本忠孝渎职罪。不对，他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够不上这个罪名。那，那就告他医疗事故罪。他误诊，不假，但误诊不等同于犯罪。
那，我就奈何不了他吗？想别的办法吧，比如，官司照打，不打刑事，打民事，让他赔钱，什么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对了，最重要的是，精神损失费，要他个天价，让他赔得倾家荡产。钱，我不需要。没有了女儿，要钱没用。或者，借用舆论之剑，在这个害死女儿的凶手身上，戳几个窟窿。这办法好。
周作人在若子死后十天，连续两天在《世界日报》上广而告之一个叫山本忠孝的庸医如何误诊而致他的女儿病死。他的目的很明显，我没办法让你偿命，也要让你名誉扫地，让你从此臭名远扬开不了诊所无人找你看病，失业得抓狂，然后滚回你的日本老家去。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原本绅士气十足、崇尚自由民主法治正义平和宽容大度的学者，遇事却一时变为胸中燃烧着报复的火焰、恨不得要将对方致于死地的复仇者。不用说，此时的周作人，内心的流氓鬼又冒出头来占领了山头。
鲁迅身后的事
哀悼，在南北之间
最后的十年
报告，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享年55岁。
这个日子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个时间节点，十年前的1926年8月。那年那月，他带着“舍弃”的心情携手许广平离京南下。他的日本友人增田涉曾经跟他开玩笑说：“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谁都明白他的言下之意，母亲的礼物还给母亲。当时，他笑着点头，“是呀”。
那次的走和这次的“走”之间，跨度整整十年。其间，鲁迅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在1929年，他回京报喜，许广平怀孕了；一次是在1932年。
当时，鲁瑞生病，给他发去电报让他速回。他不像周建人，找出一二三条借口不回去探子病，他接了电报就起程回京了。不过，跟上次一样，又是独自一人，没有带许广平，也没有带周海婴。鲁瑞是很想见大孙子的，也想见功劳大大的许媳妇。但他俩同居都四五年了，孩子都两三岁了，婆媳、祖孙始终没能见着面。
别误会，他不带他们回去是碍于什么，比如，朱安。都知道，他才不会把朱安的感受当回事，何况，朱安能奈何得了他？能掀得起波浪？也巧，上次，是许广平身怀六甲，出行不便；这次，是周海婴病了，不宜长途跋涉。
十年。两次。很悬殊的对比。难怪周作人有怨言，斥责鲁迅不孝。
那么，这十年，他们母子，他们夫妻，靠什么维系？一钱，二信。
先谈钱。周家一直记账——是个好习惯。鲁迅在京时，别看他不管柴米油盐，但他管记账，而且记得很细。他走后，由借住在西三条的许羡苏帮着记账，定期把账本给他寄去，让他审阅。这个时候，西三条住着鲁瑞、朱安、许羡苏三个女人。鲁迅每月给她们寄150元。她们也不乱花钱，小有结余。许羡苏走后，少了一个人，他也每月少寄50元——奇怪耶，非亲非故的许羡苏的生活，也要他负责？
这150元（或100元）是生活费。所谓生活费，一是吃饭穿衣等家中日常开支，二是支付工人工资——他们家一直都雇佣工，而且不止一个。另外，他还每个月给母亲、朱安寄零用钱，由最初的5元逐渐涨价到20元、15元。鲁瑞用这钱订报纸杂志买小说，看；朱安用这钱买些常用药和保健品，吃。
跟周建人一样，鲁迅也要养两个家，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只不过，他比周建人强在他挣钱多，而且子女少。尽管如此，他也时有负担重的抱怨。看他1933年7月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似乎可以感觉出来：“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也跟周建人一样，即便负担重，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这样的生活，是他自己的选择。选择了，就得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