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什么问题？你看，鲁迅从来不拖欠西三条的生活费和零花钱，尽管十年的周期不算短，但他从来都定时定量。一个南一个北，天高皇帝远的，如果他拖欠，她们还真的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还有，他临离开北京的时候，特意留了一笔钱放在友人宋琳（字子佩）那里，以备不时之需。照一般人看来，良心不可谓不好。周作人为什么还骂他“不孝”呢？
这就要看你对“孝”怎么理解了。如果你认为给钱就是孝，就是有情有义，那你完全可以把他排在孝子的队伍中，发一枚奖章也不过分；如果你认为的孝，更应该是物质之外的精神给予，那么，周作人骂他不孝显然并非在报私仇。
再谈信。跟记账一样。起初，由许羡苏代鲁瑞、朱安给鲁迅写信。许羡苏离京去河北第五女子师范当教员后，由俞芳接替她的工作。临走时，许羡苏把鲁迅的一捆来信全部交给了朱安——都是他们周家的家信，她认为理应物归原主。谁也不知道朱安后来如何处理这批来信，撕了？烧了？埋了？淹了？反正，至今不见它们踪影。
家信，当然以谈家务事为主。鲁迅写来的信大多数谈儿子（也谈许广平）。他深知，老妈最惦记的就是大孙子，感兴趣的话题当然也是孙子的好坏哭笑。海婴病了，病好了，顽皮淘气，闯祸等，他都不嫌烦琐一一禀告。他也寄海婴的照片回家，让母亲高兴孙子的一天天长大。
鲁瑞像世上大多数母亲，似乎总怕远方的儿子吃不好孙子穿不暖，她时常往上海寄吃食，北京鸭子、绍兴干菜等，还托人买来小孩子衣服给孙子寄去。好几次，等鲁迅他们从邮局取回包裹，打开，发现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食物都长毛了，发了霉。吃不着，却还是能感受到母亲那一份浓浓的慈爱。
鲁迅给不给朱安写信呢？不给！十年来，一封也没有。大概他认为，写给母亲的信，“某太太”总是看得到的吧。噢，不是看，是听，她看不懂，只能听人读信。既然如此，何必劳神费力地另外给她写信呢，又没有更多的话说。不写！
“某太太”？是的，鲁迅经常这么称呼他的正牌妻子朱安。那一次，他回京探母病，给许广平写信，告诉她，“某太太于我们颇示好感”。
一定又有人要对朱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你老公都有外遇了，你不仅不抗不争，反而对他们“颇示好感”。你有没有自尊！你示了好感，能换回什么？不说一句感激，连对你的称呼都只是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某太太”，似乎叫你一声夫人，哪怕直呼“朱安”大名，都不肯。
放弃自尊地迁就、姑息乃至讨好，未必换得来真心，反而会让你陷于更可怜更可悲的境地。
反过来，朱安给丈夫写信——他不把她当妻子不影响她把他当丈夫。她的信不会单独邮寄，而是夹在婆婆的信里。当然，她很识相——识相是女人机智的防守——只在有事的时候写信。她会有什么事呢？主要是他娘家弟弟家的事。
朱安弟弟朱可铭有四子一女，长子朱吉人，次子朱积功，三次朱积厚，四子朱积金，女朱晚珍。朱家败落后，生活陷于困顿。这时，朱老大才15岁，不得不辍学，跑到上海打工；正在杭州浙江省立五中读书的朱老二，以及正读小学的朱老三都面临交不出学费的窘况。
自然的，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找鲁迅帮忙。但是，他们知道，姑母朱安一直不太情愿他们麻烦姑丈。他们当然更知道，姑丈与姑母淡如水的关系。若非迫不得已，他们也不敢直接求到鲁迅的门上，而是通过周建人跟鲁迅联系。
对不爱的老婆的娘家，鲁迅虽然不免有些冷淡，但还不至于冷酷无情，有时也寄钱寄物。尽管钱物当中少有亲切的情感，究竟也解决了朱家一些实际问题。他们还是感激得要涕零的。
朱老三在上海的工作，是周建人帮的忙，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
朱安给鲁迅写信，谈的是朱老二的问题。他当时也在上海打零工。他身体不好，常力不能支。想来想去，朱安居然萌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想让朱老二回北京，她收他做养子。她大概以为，此举一举两得，她，又多了个能够养老送终的儿子（周海婴毕竟不是她亲生的），侄儿积功也有了一张长期饭票而不必再辛苦劳作了。
她收的养子，岂不也是鲁迅的养子。这样的大事，她不敢作主，便写信征旬鲁迅意见。鲁迅什么态度？似乎不怎么支持。不过，他在回信中，并不直接三呼“反对”。这里的“回信”，可不是回给朱安的，而是在写给母亲的信里，顺便提了一下这事儿。
他的理由是，“京寓离开已久，更无从知道详情及将来”，所以，他把皮球踢回给了朱安，“此等事情，可请太太自行酌定，男并无意见，且亦无从有何主张也”。
朱安还没来得及自行酌定，朱积功就病死了。原本，死了朱积功，还有朱吉人，朱安尽可以换个侄儿收作养子。可能她看出鲁迅不太乐意，也就很知趣地保持缄默了。此事不了了之。
长子和三子都不在身边，鲁瑞遇着了事自然更多地依仗次子。不过，周作人是个大忙人，又习惯不闻不问家事，鲁瑞其实也指望不上他。周作人除了也支付生活费外，难得到西三条转转看望一下老妈。信子跟鲁迅矛盾深重，对婆婆和大嫂倒没什么意见，逢年过节的，她也会带着芳子一块儿到西三条问候，给她们送些自己做的日本点心。遇着鲁瑞头疼脑热的，她也会买些药送去。
站在鲁迅一边为他鸣不平而对信子咬牙切齿的人，有意无意屏蔽掉了信子善良的一面。老太太鲁瑞却很客观。在她眼里，信子还算孝顺。
有例为证。
有一阵子，鲁瑞得了肾炎，遵医嘱要多吃西瓜。夏天，好说，遍地是西瓜。过了季节，你上哪儿买西瓜去？那时又没有大棚种植。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大家搜肠刮肚地想办法。信子也有聪明的时候，她的办法是在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大量地买。然后，她把西瓜汁煎熬成膏。这就可以保存了。亲爱的婆婆也就能一年四季都有西瓜吃了。
鲁迅不在的十年里，每逢母亲生日，周作人都会叫饭馆办一桌酒席送去西三条，让她们享用——这也算尽孝的一种吧。
八道湾和西三条因为鲁迅的不在而时有往来。
鲁迅去世前几个月，周建人和芳子的长女周鞠子为考学来到了上海投奔父亲。此时，她已经是个22岁的大姑娘了。原本，她住在父亲家最天经地义，但事实上她住进了大伯鲁迅的家里，在亭子间住了三天。
为什么？千万别自以为是地把周鞠子和王蕴如联系在一起，轻易地下“继母容不下丈夫的女儿”这样的主观结论。真正的原因，鲁迅写信告诉母亲，是因为“老三寓中有外姓同住”。那时候，上海的住家，很少一家家单独居住。因此，不大方便。
鲁迅还告诉母亲，“现在她搬到她朋友家里去了，不久还要来住几天也说不定”，因此，他特别嘱咐：“这事不可给八道湾知道，否则，又有大罪的。”可以看出来，尽管时过境迁，八道湾对鲁迅仍然怀恨在心，连小侄女跟大伯交往，他们都是不能容忍的。气性还真大。
孩子哪管你们大人之间仇和怨。周鞠子住在鲁迅家，跟小堂弟周海婴玩得很开心。才只有六七岁的周海婴一直对父母抱怨他没有兄弟姐妹，没人陪他玩儿，太冷清太孤独。冷不丁冒出一个姐姐，把他兴奋得什么似的，狠狠做了一次橡皮糖，天天黏着鞠子姐姐。连鲁迅在一旁看了，都觉得“讨厌之至”。
说是“讨厌”，其实这里的讨厌二字，绝对要打上引号。就像老夫老妻互相唤一声“老不死的”一样，背后潜藏着的是亲昵和爱意。从鲁迅隔三岔五给母亲的信里几乎都要谈到儿子的“讨厌”。鲁瑞读信，也读出大孙子一点儿也不讨厌，相反，顽皮得机灵。她太想见见这“讨厌”的孙子了。
曾经，鲁瑞想去一次上海，看孙子是当然的，她也想念多年不见的两个儿子。还有一点，她还没有见过许广平和王蕴如这两个“新”媳妇呢。可是，一个老太太，该怎么路远迢迢地从北到南呢？放心，她有的是主见。她告诉鲁迅她的打算：让俞芳俞小姐陪着去。
鲁迅想如果真的是这样，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俞芳值得信赖，与老母亲很熟悉很了解，一路上也便于照顾。批阅：同意！同时，他又交代母亲，火车一定要买卧铺，否则一路坐到上海，吃不消。再一个，动身前打一个电报给他，告诉他车次、到站时间等，以便他去接站。
信刚寄出，他又接到母亲的信。不知为什么，鲁瑞改主意了，不要俞芳陪了，改由家里的女仆同行。鲁迅当即复快信，表示，万万不可。他的理由是南北习惯不同，北方的女佣不一定习惯南方的生活，如果再和家里南方的女佣相处得不愉快，极可能惹出大麻烦来。批阅：不同意！
一来二去的，这事儿慢慢冷了下去。母子俩谁也不提了。上海之行，鲁瑞终于没能成行。机会，有的时候是会插上翅膀飞走的，而且很可能永不再来。母子、祖孙、婆媳相聚在上海的这次机会，因为他们的不积极而失去了，留下了大遗憾。只一年以后，鲁迅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