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鲁迅以为只有许广平这一个亲人送他上的路。要是他知道三弟周建人也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截的话，应该会很欣慰——身边好歹有一个周家的人。在他陷于深度昏迷的时候，周建人赶了来，守候在大哥身边，眼睁睁看着他的生命一点点消逝。大哥没有遗言留给他。
第一时间，周建人给北京发电报，只发给二哥周作人。他不敢直接把电报发给母亲，担心老太太白发人送黑发人承受不了。无论大哥、二哥矛盾如何不可调和，毕竟同为周家血脉，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他当然要把大哥的死讯火速传递给二哥，也把向母亲传达噩耗的艰巨任务转嫁给了他——虽然他在电文中明确说暂时不告诉母亲的好，但瞒得了一时，还能瞒得了一世？
没有电话没有伊妹儿，那时最快的通讯方式只有电报。鲁迅是19日凌晨5点多钟心脏停止跳动的。当天上午8点多钟，周作人就收到了电报。是跟母亲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如果要说，那又该怎么开这个口呢？直截了当，还是拐弯抹角？他很犹豫，也有些不知所措。
都知道鲁迅一直生着病。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病和死，总还隔着一段距离。突然而至的死讯，即便对于周作人这个早就跟大哥恩断义绝的人来说，也不免感觉震惊而一时难以接受。
信子、芳子也获知了。不谈芳子，只说信子。她的心情应该很复杂吧。人世间，即使杀父之仇也会随着仇人的死亡而消淡，何况她和他只是家庭矛盾。她痛恨他，而且恨透，不假，但尚不至于盼他死、喜他死，是不？
周作人这个一贯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家伙，怀揣着报丧电报，依然按步就班地去学校上班。大概他想，不能因为家务事而放学生的鸽子，即便课是上不了了，总也得去打个招呼。来到学校，走进课堂，他宣布：今早家兄不幸在上海病逝，不好意思，对不起了，今天的课就不上了。
离开学校，他好像早就计划好了似的，径直去了北京图书馆。不是去借还书，也不是去阅览室阅读，而是找一个人，宋琳（即宋子佩）。
周家人的老乡宋子佩原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时的学生，后也在府中学堂任职，跟鲁迅成了同事。他能北上北京谋职，托的就是鲁迅的福，是鲁迅把他介绍到京师图书馆分馆工作的。
周作人的确聪明，他懂得搬救兵。他知道宋子佩跟西三条走得很近。他不敢一个人去面对，他要拽一个人壮胆。
当然，跟宋子佩见了面，周作人首先告诉了他鲁迅去世的消息，然后提到了究竟跟不跟母亲如实禀报的问题。他认为，凶信终难隐瞒，还是及早说了好。宋子佩认可，是啊，说谎是一件技术活儿，往往一个谎要用十个谎去圆，所以，还是不说谎的好。无论吉或凶，生而为人，总是要面对的。
鲁瑞还真不是一般的女人。就连鲁迅这个很不容易看得起人的人，都对母亲充满敬佩，他曾很骄傲地说，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岁，或许能成为女英雄。一看见周作人和宋子佩同时出现在自己面前（他俩似乎从来没有同时到过西三条，显然是事先约好的），了不起的鲁瑞就猜到，出事了，出的绝对是大事，而且一定是老大的事！
她不动声色。她的耐心和忍功，一流。
一见面，就说，你大儿子死了。不可能的。先东拉西扯。周作人、宋子佩有些痛苦又有些无奈地揪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七绕八兜，经过了数个弯道，这才回到正题。他们实话实说，鲁迅今早，去了。
啊的叫一声昏倒？然后被掐人中苏醒？或者哭天抢地呼号：我的儿呀，你死得这么早啊，你怎么就这样撇下你老妈了呢？错！鲁瑞才没那么脆弱。最常见的，哭？她也没有。那她什么反应？照她自己的说法，“我倒不哭。不过两腿发抖得厉害，简直不能独自举步了”。（事后跟人这么说）
周、宋二人见状，放了心。保心丸、速效救心丸之类的是完全用不上了。不过他们知道，老太太表面上越表现得坚强，越显她内心的巨大悲伤。
孙伏园去看她，她凄楚低语：“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么。”——白发人送黑发人，最本能的想法，就是为什么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反而走了？难道是我抢夺了他的寿，让他不能活？
宋子佩的儿子宋舒去看她，发现她的双眼是红的，但面对一拨拨前来悼念的人时，她却不流一滴眼泪，很平和很镇静地追思他的爱儿：“大先生所以死得这样早，都是因为太劳苦，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他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不论对错是非地护犊，就是母爱吧。虽然母子俩十年间只见过两次面，但显然，她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她对他，没有埋怨，没有责备，只有理解和爱。
冷清得甚至难得有乌鸦来觅食的西三条，因为一个人的死而突然热闹起来。也许用“热闹”这个词不太恰当，它没有喜，不含悦，但的确是热闹的。送花篮的、送挽联的、给遗像鞠躬的、慰问遗属的，前者刚刚抬腿走，后者紧接着迈步来，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其中当然免不了哪儿有空往哪儿钻，对事物表面背后的事物敏感的记者兄弟们。
还别说，他们的“点”往往就是比一般人抓得妙和准。其中的佼佼者，是北平的《世界日报》和南京的《新民报》，还有《北平晨报》、《实报半月刊》等。他们都把焦点对准了这起“名人之死”事件中的一个最重要却被人有意无意忽略掉的人，朱安。
对呀。这个只能眼睁睁等着丈夫温柔地死在另一个女人怀里而无可奈何的女人，当噩耗传来，她如何反应？痛骂他活该，对妻寡情另觅新欢遭天报应不得长寿？朱安不是这样的人；悲伤她熬过了十年二十年却还是熬成了真正的寡妇？她似乎不太懂得自私；觉得昔日恩怨都随风而去，只单纯地为一个生命的逝去而哀痛？应该如此。
别瞎猜。看记者描述下的她。
在《世界日报》记者的眼里，五八“高龄”的鲁迅夫人老态龙钟。她的发髻上扎着白绳，红肿着双眼，显然痛哭了很久。她不像婆婆鲁瑞，她不压抑自己，即便面对陌生人，她也任由泪水充盈。想象里，不见世面的她面对记者会手足无措不知所云。错！她很镇静，追忆的条理也清晰。
她语速和缓地告诉记者，大先生两周前还来过信（她一定不会强调他的信不是写给她而只是写给婆婆），要她们把他要的书寄给他。有没有谈到他的身体状况？谈到的。他说他的病已经好多了，不发烧了，针也不打了。你们就放心了？是的，放心了。四天前，又接他的来信，他说“体气益好”。你们就更放心了？是的，而且很欣慰。谁想到？是的，真是没想到。
当周作人和宋子佩同时出现在西三条时，不止鲁瑞，朱安也很敏感地意识到有事发生。这一大早的，二先生不去学校上课，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蹭一顿早饭？神色凝重地吃早饭？听他说话，好像又不像有什么急事。再说了，他来就来呗，干吗跟宋先生一块儿来。她正胡思乱想，噩耗落地！
反应迅速！应对及时！第二天，西三条就设立了灵堂。灵堂设于南屋（藏书室）客厅。有必要描述一下灵堂的摆设：墙上，是一幅遗像。当然不是现在所见的照相馆标准照，用玻璃镜框框着，而是一幅手画的肖像画。作者，陶元庆。这幅炭画像长约二尺，宽一尺，画于1926年，也就是鲁迅离京南下之前。遗像下的一张书桌上摆着纸墨笔砚，表明逝者生前的身份。另外，还有香烟，逝者生前所爱，以及点心，供桌上的必备品。香火，是免不了的。
守灵的是朱安。必然是她，鲁迅的原配正牌夫人。她头扎白绳身穿素衣，神情哀伤地淹没在袅袅青烟中，无数次地答谢着来悼念的人，也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烹制着鲁迅最喜欢吃的如今只能用作供品的点心。这点心是什么？鲁迅三味书屋的老师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曾亲眼看到过那点心的制作过程：“朱夫人……特具一肴，用白薯蓣切片，鸡蛋和面粉涂之加油炸熟。”始终不被鲁迅所爱的朱安制作出了鲁迅经典的品牌点心，后人称之为“鲁迅饼”。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见亲人最后一面。送亲人最后一程。这是生者的心愿，也是丧葬礼仪。本能的，朱安想去上海。让我再看你一眼。潜意识里，她是否还有我要以夫人的身份参加他风光大葬的私念？她知道他不爱她，也清楚他爱“她”，但身份这个东西自始至终于她如影随形，那也是她一天天坚持的力量。
她去上海了吗？没有。说得出口的原因，是因为婆婆。她对记者坦言：婆婆“残年风烛，聆此消息，当更伤心，扶持之役，责无旁贷”。她在给周建人的信中，也这么说：“皓电遥贲，骇悉汝大兄于皓晨竟率而长逝，一生辛苦如是作终，缅怀旧事痛不欲生，遂拟只身南下一瞻遗容，然后相从地下而符唱随之，训乃名方责以大义。谓先夫虽殁，堂上健在，风烛之年赖人扶持，倘斤斤小节反致覆盆之讥。”
那说不出口的原因呢？很难说得清楚。她只说了一句话，意味深长：“事实上又难成行。”为什么难成行？拔腿就出门，叫一辆黄包车，直奔火车站，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然后，呜——轰隆隆隆，车轮飞，汽笛响，火车向着上海跑。有什么难成行的？显然，“难成行”，绝不是伤心得迈不了步，走不动路。
她鲁迅夫人的身份，是不假。但是，几十年来，她早就被“活埋”，早就随时间被丢弃在历史之中，混和着尘埃而变成尘埃。前面的人已不再记得她，后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她。鲁迅夫人？很多人诧异，难道还有一个？如此一来，她突然出现，会造成怎样的震动？
再说，她只从二先生那里了解了丈夫的死讯，那还是沾了婆婆的光。如果婆婆不在，谁把她当回事，谁会在第一时间将噩耗通知她这个久已在事实遗弃中灰飞烟灭的正牌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