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苦住”北平
家累，苦住的一个原因
有这样一个问题，恐怕比哥德巴赫猜想还要难以破解，那就是，如果鲁迅不是幸运地死在1936年抗战爆发前，而是很不幸地活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那么，在民族大义、与日本人的友情面前，他会作如何选择？是跟周作人一样，也下水，还是跟周作人相反，成为抗日分子、民族英雄？
鲁迅幸，他不必作这样的选择；周作人不幸，他必须作这样的选择。
选择，往往很痛苦。
已知，并不是直到1937年，中、日两国才面临侵略与被侵略的问题。六年前，不是早就发生过“九一八”事变么。那时起，两国关系一直在走钢丝，岌岌可危。活着时候的鲁迅在上海也曾经历过“一？二八”，也曾被日本人的炮火震颤过，也曾真切地感受过外敌侵略的屈辱。
尽管如此，他对中日两国世代友好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在《题三义塔》一诗中，甚至这样写：“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很理想，也很幼稚。他和他弟，一对骨肉相连的亲兄弟一辈子都没能泯恩仇，何况侵略与被侵略的两个民族？
不仅如此，避难时，他被日本人保护（躲藏于日本人开的书店)；晚年，他身体羸弱，想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休养。他想的是哪儿？不是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不是海天佛国浙江普陀，而是日本。他很怀念留学日本的那段日子。他对日本及日本友人的感情，似乎没有随着侵略的炮火而消淡。
当然，他不反对抵抗外侵，但他同时反对过度强调“民气”。不顾实力而只把气节挂在嘴上，他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抗战。
巧了，周作人也有类似的思想。东三省陷落，他呼唤抵抗，也像一个战士一样对侵略者猛烈炮轰。不过，他也说，气节是要有的，但应该放在平时使用。真正亡国时，只强调气节，会造成太多不必要的牺牲。以他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追求的不是莽汉的暴怒，而是绅士的隐忍。
——难怪他下水。人们奔走相告：终于找到周作人下水的思想基础了。
真的找到了吗？这其实是“主题先行”作祟。
有了主观思想，再找找客观因素。
日本？对了，他老婆不是日本人么。他一向唯老婆是从，他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自己著书立说的安心而对老婆迁就又迁就，以至于助妻赶跑了大哥。不是说过嘛，信子一发病，他就发大傻。然后，他就“随你随你，一切好说”。
日久天长，他家，谁说了算？不是经济顶梁柱的他，而是经济不独立的她。战火袭来，周家最先做的事儿是把大门外的“周宅”牌子摘下来，换上“羽太寓”。意味着，这里是日本人的私人领地，请勿靠近。这当然是信子干的。周作人呢，不反对，默认。他乐得用老婆日本人的身份当作自己的护身符。
——人们又奔走相告：终于找到周作人下水的客观因素了。
真的找到了吗？这其实是“女人是祸水”作祟。
真的找到了吗？很难说。谁也不是他肚里的蛔虫。那，他自己怎么解释？
“七七事变”之后，南下，是北平的文化人本能地选择。一个又一个，一拨又一拨。南下了的文人们见了面，相互打招呼：你好，你好too。又相互询问：A教授出来了吗？B学者也离开北平了吧？回答：出来了，都出来了。大家放了心，那就好。
突然，有人发现问题了：咦？周兄呢，鼎鼎大名的知堂老人呢，周作人呢，他，他，怎么不见他？有人疑惑，就是不见他。但是听说，他花了九千块包了一架飞机南来了。又有人马上反驳：那是谣言。
真的是谣言！周作人，他自岿然不动。
郭沫若著文呼唤：知堂，飞回南边来吧。三弟周建人给他写信，力劝他到上海去。《宇宙风》编者陶亢德直接给他写信，苦劝他赶紧离开北平。
他看了郭沫若的文章，无动于衷；他看了周建人的信，毫无反应，连信都不回，而给陶亢德回了一封信，说了一句心里话：“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
1949年，出狱后的他为回北平的家而给周恩来写过一封长信，对自己的过去做了一些解释。谈到他抗战时为什么仍留北平，这样说：“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女婿在西北联大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我就留下不走。”
家累！这是他自己说的不走的原因。
只是一会儿是九人，一会是十四口，实数是多少？
算算人头。九人？是哪九人？他自己说他们一家三口，即他和信子，及儿子周丰一（女儿周静子跟他老公去了西北联大？）；芳子，及鞠子、丰二、丰三。这才七人。还有两个呢？不在八道湾，在西三条，鲁瑞和朱安。如果周静子夫妇带三个子女也住在八道湾，那么，九加五，整十四人。
八道湾的一群人，由他负担，不难理解。问题是，他也管养鲁瑞和朱安吗？
回溯一件很有意思的往事。
鲁迅去世后，有一次，鲁瑞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要靠你了。”长子不在，指望次子，很自然。养儿，不就是用来防老的嘛。换一般人，哪怕是作秀、敷衍，也会哼哈一句，你是我妈耶，我当然会管你的，你就放心吧。诸如此类，以安慰正陷丧子巨大悲痛中的老母。
你猜周作人怎么说？大概他最厌恶说假话。他一点儿也不虚伪地像个愣头青一样直不楞登地哀叹了两句：“我苦哉，我苦哉。”
什么意思？是嫌照顾母亲太苦，还是感概他本就负担很重，如今又多了一份责任？如果他不是说“我苦哉”，而只是说“苦哉”，那还好理解。人生在世，谁都苦。他周作人还说过“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呢。失了儿子的母亲，苦哉；失了兄弟的他，苦哉；失了丈夫的朱安，苦哉；失了父亲的周海婴，苦哉。都苦哉都苦哉。可惜，他偏偏在“苦哉”前加一个“我”字，强调的似乎只是他一个人的苦。这就难免不被诟病直到永远了。
或许，周作人的“苦哉”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他这个人，好像偏好叫“苦”。原先，他把八道湾的书斋叫作“苦雨斋”。后来，改了，改成“苦茶庵”。
庵，庙也。周作人的出生，尽管他自己一再强调“极平凡”，但坊间仍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地流传着一个诡异的传说。那晚，周家的一位堂叔夜游归来，恍惚间似看见一个白发老人。眼一闭一睁，哪有什么人。是幻觉？之后，周作人降世。这小子莫非是老和尚转世？人们这么猜测。
既然跟和尚有缘，那就由“斋”而“庵”吧。极崇尚日本文化（包括茶道）的周作人作诗一首：“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夏天，每逢友人登门，他都会递上一把日式纸扇，沏上一壶茶。轻风中，品着苦茶，感叹着世事变迁，体味着苦短人生。
雨斋里的风流文人，茶庵里的沧桑僧人，两种身份两个心境。
在走与不走的徘徊中，周作人又把苦茶庵更名为苦住庵。他要住下去，即便苦，也要苦住下去。他认为，世间“没有耶和华的天国，也没有阿弥陀佛的净土”，总之，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宁静之地。与其如无头苍蝇般奔突，不如安静地忍耐。
既然，周作人是因为“家累”而决定苦住的，那么，苦住下来的他，负担也苦住在北平的鲁瑞和朱安的生活吗？按理说，他应该负担鲁瑞一部分。她是他妈呀，他得赡养，无条件的。之前，他急不可耐地更改了八道湾11号的议约，那份议约里有这么一条：“老太太生养死葬之费，亦在其中。”
“其中”是什么意思？周家当初购买八道湾的房子，用的是变卖绍兴老宅的钱。这笔钱除了用来买房以外，也负责“老太太的生养死葬”。换句话说，八道湾这所大宅也包含“老太太生养死葬之费”。也就是说，有份八道湾房产的人，都有赡养义务。周作人尤甚。为什么？如今，他一个人占着八道湾的大宅。吃得多，当然也得多吐出一些。
朱安呢？周作人只是小叔子，小叔子没有扶养嫂子的义务。周作人如果一拧脖子，固执地来一句，你不归我管，朱安还真的无话可说。
有问题。什么问题？从法律上说，朱安的确不归周作人管，但是，她继承了老公鲁迅的那部分遗产，也就是说，八道湾的房产中有她的一份。如果她乐意，提出回“家”住，周作人拦不住；如果她一个不高兴，提出把属于她的那份房产转让了，拿一笔钱自个儿过活去，周作人也不能吭一声——“议约”约定，不经三房共同同意，任何一房不得变卖，指的是不能将八道湾整个儿变卖，并不是说他们之间不得互相转让份额。既然朱安没有在八道湾住——都让给周作人一家住了，那她当然有权要求周作人扶养她。
有道理。问题是，朱安哪懂得维权呢。
从鲁迅去世到1938年初，鲁瑞和朱安的生活靠的不是近在咫尺的周作人，而是远在天边的许广平。当然，也可以说她们吃的是鲁迅的遗产，理直气壮。
如果说周作人的确因家累而苦住，那么，他的“家累”不应该是鲁瑞和朱安，更应该是芳子一家。他这个大伯（姐夫）为什么要负担弟媳（小姨子）的生活呢，没那个义务嘛。
赡养纠纷（一）
许广平寄给鲁瑞朱安的生活费是什么钱？当然不是她出卖体力辛苦挣来的。如果她们之间没有鲁迅，这个共同的男人，她对她们没有丝毫赡养扶养的义务。因为有鲁迅，她们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战争前，一直为鲁迅出书的北新书局按月支付版税，北平家100元，上海家两百元。战争后，北新书局关门，由许广平每月给鲁瑞和朱安寄100元生活费。那一阵子，婆媳信来信往，谈的多的就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