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周家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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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周作人的滋味生活 (2)

1937年11月的一封信,鲁瑞写:“寄来的钱收到了。”又一封,写:“由浙江兴业银行汇来的二百元已照收无误。今天又有常先生(常维钧)送到大洋一百元,据说是由天津李先生(李霁野)收曹靖华在万国储蓄会的钱寄来,再由你那里转划。”12月的一封信:“宋先生转来一信并兴业汇款五百元均收到。”

许广平回信,让她们别客气,尽管收下便是。

儿子都不在了,媳妇能做到这样,很不错了。鲁瑞也知足,对许广平很感激,写信致谢:“当我接到这笔钱的时候,同时感到不安。想象的到,你筹措时的困难,仍也感到愉快,因为我有这样的儿媳。”

战火越烧越旺。无论南北,每个人过得都很辛苦。许广平不例外。其实,没有工作的她也没有直接的生活来源,也靠山吃山,靠鲁迅吃鲁迅。鲁迅去世后,她立志传承鲁迅伟业,自筹资金自负盈亏整理、印制、出版《鲁迅全集》。资金哪里来?收预付款。

书面世了,战争也来了,书业萧条,好不容易收回来的一点儿书款,连还债都勉强。幸好还有个鲁迅纪念基金。她借取基金付房租、吃饭、养育体弱多病的幼儿,还得负担北平那两个她连面都没见过的女人。

想想不免有些冤。只不过爱上了一个男人,却不得不帮他背扛肩挑沉重的包袱。他自己,短命,扔下一切跑了,干脆把那沉重的包袱整个儿移交给了她。苦哇!不过,苦也得受。有什么办法。这是她自己的选择。选择了,就得认。何况,享受了权利,就得付出义务。这是平衡。

随着日子的越来越苦,她在给鲁瑞的信中,也不免开始叫苦。她的苦,很大程度来自于儿子的体弱多病(周海婴有哮喘症)。

1938年1月,她告诉鲁瑞:“海婴近来咳嗽略减,惟每至夜里或半夜则起,气喘,继之咳嗽,必俟服药宽松,始能安睡。现每天吃补药及鱼肝油,又吃咳药和补肺药。昨医生云,病较轻减,惟现不能读书,必在家细心医治一两年……”

咳药、鱼肝油、补药,哪一药不用花钱?“医治一两年”,哪一天不用花钱?

鲁瑞也明理,很体谅许媳妇,写信一再说,钱够用,能维持一阵子没问题,上海租界粮食蔬菜缺乏,东西也贵,海儿有病,你们也辛苦也不容易,你的忙碌劳苦我们都知道,所以暂且不要考虑我们等等。

战争持续了一年以后,鲁瑞一方面继续体谅许广平,一方面被生活所迫忍不住有了抱怨。1938年7月7日,“七七事变”一周年,她写信说:“物价日涨,米煤几涨一倍。”什么意思?钱不够用呗。不过,她也婉转,说:“如果不易周转,到那时可先少寄一二百元再说。”

少寄,也还要有一二百元呢。

老太太的眼睛为什么总盯着媳妇的腰包呢?信来信往的,抱怨三抱怨四的,干吗不直接三步并两步到八道湾向儿子伸手去呢?情况都一变二变三四变了,她却还是老观念,只认长子长媳,只以为长子长媳才有养老义务。周作人这家伙,住着大宅,拿着固定薪水,比许广平滋润多了,却只是偶尔给老妈区区十几二十元的零花钱。打发要饭花子吧。

说到周作人,那就谈谈他的日子。

战初,他的确苦住,因为他拒绝出山,拒绝了几回日伪的宴会、约稿、邀访,只闭门读书——从这点来看,说他在抗战一开始就决定了要下水投敌,的确很武断而不客观。

只读书读不出米面来,那就动动手,翻译翻译,换回点儿稿费。他跟胡适负责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联系,谈妥条件,每月一手交钱(稿费两百元),一手交货(译作两万字)。

北京大学南迁了,他和另外三个因各种原因不走的教授作为“留平四教授”负责保管在平校产,每月津贴50元。

200+50元=250元。

多吗?也不多。他们家,人多。

不久,编译委员会也南迁了。他再找新工作,接受燕京大学客座教授的聘请,每星期上课四小时,月薪80元。又在孔德学校兼课,每月最多能领150元。长子周丰一也出来工作了,在孔德学校教书,每月也有固定收入,大约百元。

80+150+100=330元。

那么,周家的日子过得真的比许家要好吗?来翻翻周作人的日记:

“还煤店欠账”、“往孔德还前借之150元,还米店欠账”、“下午付工资一个月20元,又还静子35元,尚欠20元”。

看出来了吗?他好像一直在借钱、欠账,甚至拖欠女儿静子的钱。李霁野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也证明“二先生到处借钱”。鼎鼎有名的周大教授、学者,他过的那是什么日子?一方面,当然是仅靠翻译挣不了大钱,月薪也的确不多;一方面也说明女主人信子真的不太会过日子。

其实,周作人也曾想过负担一部分鲁瑞的生活费用。鲁瑞告诉许广平:“八道湾老二亦深悉此中困难情形,已说明嗣后平寓在予一部分日常用费由伊自愿负担管理。”这是好事啊,值得庆贺。不过,她仍然强调,特别向许广平强调:“惟老大名下平沪共计三人休戚相关终须一体。”

什么意思?意思很清楚。她和她和她三个女人,都是“老大名下”的。言下之意,她这个老妈只属于老大。老大,和老大家的,供养她,天经地义;老二(及老三),是否供养她,属于“自愿”范畴。自愿,就养,她接受;不自愿,不养,她没什么可说的。

儿子就是儿子,骨肉耶。日子再怎么苦,鲁瑞也不肯麻烦儿子。在她看来,儿子真的很“苦哉”;媳妇就是媳妇,外人耶。鲁瑞念许广平的苦,但接受她寄来的生活费,也毫不含糊。应该的!大概她会这么想。

不公平!一定有人会这么说。谁这么说?李霁野。

早年曾受过鲁迅帮助(包括工作和生活)的李霁野在鲁迅死后一直很关心鲁迅老母和老妻的生活,时常跟许广平通信,转告信息、转交钱财。有关鲁瑞和朱安,以及八道湾的消息,很多都是李霁野告诉许广平的。比如,他了解到,周作人和信子每月轮流去一次西三条看望老太太,不过只是坐坐而已。八道湾的孩子,似乎不太露面等等。

看不下去,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李霁野不能容忍有的该尽义务的人不尽义务,而有的该尽义务的人负债尽义务。许女士,你怎么就那么傻,为什么周家的事你一个人承担?我没办法,你难道有好办法?有,那就是直接给周作人写信,明确要求他承担属于他的那一份责任。

这个朋友绝对够意思。他甚至手把手地教她:“写信可言你在沪无法顾及(已寄之款也可说),并云听说近即无法,请他酌力按月担负多少。”他没忘嘱咐一句:“不必说我传”——他只当幕后英雄。

对,该哭穷时就哭穷。否则外人还以为我拿着鲁迅丰厚的遗产衣食无忧呢。不知许广平会不会这么想。

听李霁野的话,许广平难得地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当然,不能开宗明义地要求他掏出钱来,否则惹恼了他,他不理睬,那就没办法了。一定先哭穷,而且得从鲁迅活着时哭起:“大先生生时,……故常常饿肚皮做事;大病亦不敢住医院,免多花费;其所以死,经济也有关系。”

瞧,不是现在才穷,那时就已经很穷。

鲁迅版税呢,特别是《鲁迅全集》的版税呢。许广平自然知道许多人(包括周作人)的眼睛都盯着它。那就说说这个吧:“全集已出书,……纸张、印工等等费去甚巨,约二万金,……初版尚欠约八千元,生(在周作人周老师面前,她这个曾经的北师大学生只能自称‘生’)收得版税千元。现虽再版,尚未出书,版税不知何时可有,即有亦不会多(初版千部,每部版税一元)。”

别以为版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金矿。

然后谈她自己:“此二年余之生活困苦,生即不言(大先生死后丧葬费三千余元,及医药等共欠五千余元)。不得已,从纪念金中借取九百元,先后寄平,听说将次用罄,近即无法。生处海婴身弱多病,常在调理中,又大先生遗书甚多,不能不妥为保存。上海复寸金寸土,屋租奇昂,生活费更高(以前欠债尚无着落。……现全集出来所得之款,全部还去,仍欠二千余元。”

千河万溪归于一江。千言万语归于一句:“乞先生怜而计之,按月与太师母等设法,幸甚!”

有一点,她没有按李霁野教的做,那就是,她只“乞”周作人按月负担母亲的生活,而没有分配给他具体数额。她很明智,如果居高临下地命令他负担多少多少,哪怕是平和地希望他负担多少多少,都会惹恼他。所以,她把姿态放得几乎低到泥土里,甚至还用了一个“乞”字。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很会做事,也很会做人。

那么,周作人应该负担多少呢?那就要看老太太需要多少了。

鲁瑞又给许广平写信,继续叫苦:“平寓用费因现在百物奇贵,米煤蔬菜均较前涨两三倍。”所以呢?所以,无论怎么节省,每月至少也要80元。

80元,那就一家承担一半吧。

应该支付40元的周作人大度地多给了老妈10元,即,每月50元;许广平每月40元。这样,西三条每月固定有90元收入。

周作人没有给许广平回信。不过不回信不要紧,用实际行动接受她的“乞”也不错。对他这种人,要求不能太高。

问题是,这50元究竟只负担鲁瑞一个人,还是也包括朱安,周作人没有明说。不过有一点,他像豆腐拌小葱一样分得一清二楚,那就是,母亲房里的用煤,他负责;家用煤(朱安参与用的),他不管。

斤斤计较!

赡养纠纷(二)

终于迫得周作人也掏出钱来了,许广平松了口气。但是,她肩上的担子仍然压着呢,而且还是很重。她告诉鲁瑞:“现时上海与北平,汇兑十分艰难。”如何艰难呢?之前,寄一百元,寄费只要几毛钱,如今却要几十元。本来筹钱就不容易,好不容易弄来几十元,却都贡献给邮政局了,你说冤不冤。

这时候,周海婴气喘频发,医生建议送他到温暖的地方,比如香港,去休养治疗。可是,银子呢?

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