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不是说，周作人被捕后，他的家被抄了么。都抄走了什么？这是很多人关心的。当然，他们关心的不是东西本身，而是一个当了汉奸的人在当汉奸期间捞了多少好处，生活得如何滋润。结果出来了，大部分是藏书。军警在抄家时顺手牵羊了几件他们认为的值钱货，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个字的田黄石章，一只M？vad（翻译成中文“摩伐陀”）牌钢表。值多少钱？告诉你，笑死你，只七八百块钱。
文人，总跟清贫扯在一起。即使被贴上“汉奸”标签的文人，也还是上不了“富豪榜”。
东西抄就抄了吧，没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八道湾11号的房子险些也被没收。都属于敌产，没啥可说的。
不对吧。这所大宅可不是周作人一个人的，它是共有财产。房子议约上不是明摆写着共有人是周朱氏（朱安）、周作人、周建人嘛。也就是说，该没收的只能是属于周作人的那部分。其余三分之二，不准动。
说得对。连很多人都瞧不起的朱安都知道这个理儿。一听说八道湾的房子要被没收，她就急了。那里还有我一份呢，凭什么都收了去，我又没有当过汉奸。所以，她在给周海婴的那封信里提到了“议约”。
光跟“儿子”周海婴交代房子的事，没用。如果房子真的被没收了，即便作为朱安的继承人，周海婴拿着那张破废纸一样的议约，能有什么用。她去找沈兼士，请他帮忙。他又去找律师。律师再去找法院。
有理走遍天下。房子保住了。不过，房子被一分为二：前院，被国民党宪兵队占用，用作连部和营部；后院，仍然是周家人（信子、芳子、孩子们）的家。顶梁柱虽然坐牢去了，家人们的日子还得过呀。
判刑坐牢那点事儿谁都知道，判的刑期和实际服的刑期之间总是有差距，服的永远没有判的长。表现好、立了功，都能减刑，遇到国家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比如新领导人大选成功了、国家生日大庆了等等，还有特赦。特别是国家政权更迭，那简直就是犯人们获得重生的大好机会。
判了10年刑的周作人真正只坐了3年半的牢。1949年1月，猛烈炮火下，国民政府岌岌可危。从来就有人得益于时局的混乱。周作人算一个。根据国民党绥靖疏散条例，战争危险地区的监狱要疏散。哪里是“战争危险地区”？南京作为首都，不但是危险地区，恐怕还够得上最危险地区。在疏散监狱的指挥棒下，有期徒刑犯人可以担保释放。
周作人捡了个大便宜。自由了！
走出老虎桥的他很厌恶首都似的只在南京待了一夜，第二天，他就急不可耐地乘火车去上海。逃难人流挤满火车站。为了能乘上火车，他一个年近古稀的老头子，竟在友人尤炳圻父子的帮衬下从车窗爬了进去，抢得一个座位。只有一个座位，尤氏父子只能站着。
这趟车，一路蜗牛爬，爬了12个小时才爬到上海。其间，他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方便。真正的“苦哉”。不过，此时他倒不觉得苦了。在他看来，比这更苦的是坐牢的“屈辱”，是长久回不到家见不到家人的“相思”。
赶到尤家，夜幕已降临。远处星星点点的爆竹声，让周作人突然想起，今天是除夕。过年了，北平的信子他们还好吗？他思念着。他一时回不去。战事，仍然是战事，阻隔了他回家的脚步。解放了的北平是另一道鸿沟。他不知道新政府能不能容忍、接收他这样一个人。
他在尤家借住了几个月以后，上海也解放了。他把“回家”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坦陈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剖析他的思想、观点和认识。他是想告诉他们，他曾经善待过共产党李大钊的后人，保护过烈士的遗孤，救援过他们，甚至在抗战中冒着危险将李之女儿李星华送去了共产党的大本营延安。等等。
这封信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不能说因此就使周作人的前途一片光明。
回家了。准确地说，回北平了。那天是1949年8月14日。即便回到北平，他也一时不敢回八道湾他真正意义上的家。他害怕有一个大网正等着将他吞没。他住在尤炳圻在北平的家，直到确认平安无事。两个月以后，他才被儿子周丰一接回了家。
生活如常。无客时，他读书作文；有客时，他彬彬有礼很绅士地出来待客，然后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夫人信子温婉贤良很淑女地端上茶水，放在主客面前，然后悄然退去。这平淡如水的日子，是他向往的。
然而，这日子未能长久。
朱安的最后岁月
她说，想死又死不掉
假如没有“鲁迅藏书出售事件”，恐怕少有人知道世上还有一个叫朱安的女人，也少有人知道伟大的鲁迅先生竟还有一个原配老妻，更少有人知道鲁迅遗孀生活得如此艰难和悲惨。低调做人是美德。但是，太低调了，又会被忽略、漠视和遗忘。朱安难得“高调”了一下，带来了两个好处：又有人管生活费了；引来社会的关注了。一举两得！
社会一关注，钱就涌进来。这在一个保障系统不太健全的社会中是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它的成功秘诀，在于紧紧抓住了人的一个叫作同情的“弱点”。过去，如此；现在，更疯狂。
就像很多人只关心那批伟人藏书一样，有很多人只关心伟人身后那个可怜的女人。当时北平的一家报纸《世界日报》在“事件”后率先刊登了一组有关鲁迅遗孀朱安的报道。头一篇是署名“海生”的呼吁：“为鲁迅先生的遗族和藏书尽一点力吧”。紧接着是署名“朽木”的呼应：“响应援助鲁迅遗族”。
海生受朋友之托给朱女士送一点儿钱去。他眼前的朱安是什么样？老迈，白发苍苍，又正生着病，咯血。他推断那是常年吃杂粮而营养不足的缘故。坐下交谈，朱安的一句话让他震惊得浑身颤栗。她很伤感地说：“想死又死不掉。”没有文化不识字的她，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凄凉。
想死又死不掉，怎么办？只能苟活着。即便苟活也需要钱。钱从哪儿来？朱安不掖不藏地实话实说，实在没办法的时候，还得卖书——她把这当作自己唯一的退路。“没办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都知道，那一定是许广平又不再管她的时候——她活与不活，全依仗老公外面的女人。哀乎？
一个叫“因云”的人很干脆，提议：捐款捐物。他自己，先掏出了钱。
朱安给周海婴写信，告诉他（还有许广平），北平《民强报》的记者朱学郭日前去看她，给她送了钱（大约伪币1500元，她没看清）；朝鲜艺术剧团理事长徐廷弼也登门慰问她，也给她送了钱（法币4000元）。
有人送钱上门，换个人，不定笑成什么样。你猜朱安怎么着？她坚辞不收。理由？她坦言，为的是顾及鲁迅名誉——他生前他死后，她想着的总是他。为他着想，是她的人生。而他，恐怕很少想着她。即便临终，他也只想的是身边人。对许广平，他要求“忘记我，管自己”；对周海婴，他要求“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死》）。他不向朱安交待什么。
《世界日报》编辑弓也长带着读者的慰问，拿着因云请托转交的法币400元，在海生的陪同下，也走进了西三条。他眼里的朱安什么样？“颤巍巍”。他看见，一旁的饭桌上，有一个没吃完的窝头，一碗白菜汤，汤里浮着几根“拨鱼儿”（短面条），一碟虾油小黄瓜和两根尖辣椒，一碟腌白菜，一碟霉豆腐。他只一个念头，这哪有什么营养。衰相来何速，营养不良也。
他说明来意。朱安连说“不敢当”，还叫他转达她对大家对她关心的谢意。至于因云的那400元，她推辞不收。理由？她坦言，她的生活由上海的许先生（广平）负担，没有许先生的同意，她不能接收额外的资助——她活得很谨慎，很自律，不越雷池，不留污迹。
平时不多话（其实也没有说话的对象）的她，其实也健谈。她谈交通的不便，谈物价的日日飞涨。她甚至很有思想地总结说：“八年了，老百姓受得也够了，然而现在，见到的还是不大太平。”因为不太平，所以她的生活仍苦；生活仍苦，她出卖鲁迅藏书的念头就消不下去。对她来说，有这样的念头都是罪过。
捐的款越来越多了。数一数，有5800元呢。
赶紧给老太太送去。可是，她不肯收。她不肯收不是她不需要，她太需要了，而是她像个孩子似的没有家长的点头同意不敢轻易要外人的东西，她要征得她的监护人许广平的同意。好办，去问问许广平同不同意不就得了。
许广平同意吗？不同意。理由？她给发起人朽木写的一封信，解释得很清楚：“胜利之后，各方待救较个人为重者实多。”简言之，公大于私；国家大于个人。那朱安的生活呢？她表示还是由她“竭尽微力”吧。是大公无私，还是自尊作祟，难道是宁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许广平的意思也许是，气节比饿死还重要。
在好心人去信给许广平征求意见的时候，朱安也写信给周海婴，问“怎么办”。她虽然也表决心，“宁自苦，不愿苟取”，但她似乎更懂得变通，有意小心地接收，有原则地接收，有选择地接收，而非来者不拒，囫囵一口吞。看她给周海婴的那封信里的一段话，就是这意思：
“用否把上列两款（指捐款），登报鸣谢？以后再有来者，应该如何应付？望与堂上（指许广平）商定方针，函告照办。我想如系汝父生前旧交，人名致送者，或可接受与，未识以为然否。”
即便如此，许广平还是不同意。她亲笔给朱安写了一封回信。为什么要强调“亲笔”？在此之前，准确地说，在“藏书出售事件”之后，两个女人没有直接通过信，都是朱安写给周海婴，周海婴写给朱安（应该说，是以周海婴的名义）。不事关重大，她轻易不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