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故居，北京的八道湾也应该算是鲁迅故居吧，它是他买的，他装修的，他住过的，他写出《阿Q正传》的地方。但是，那里也留下了他的屈辱，他从那里被赶了出来；那里后来被周作人掌控，遗留着日伪的味道。所以，周建人也好，许广平也好，都希望“鲁迅”离它越远越好，丝毫不想跟它有所牵扯，省得沾腥。
许广平跟八道湾本无关联。周建人不一样，他也在那里生活过，不论感情多少，应该还是有感情的吧。错。可是他对它却避之唯恐不及。从上海回北京一年多了，八道湾的门，他压根儿不想跨进一步。亲人们近在咫尺，他也不存探望之心。
“一年多”？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啊？
1948年秋，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周建人偕王蕴如带二女（大女儿周晔和丈夫张攸民已经先行一步，去了苏北解放区）周瑾、周蕖，以及他的入党介绍人艾寒松一家三口，秘密去了河北解放区（具体地点是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当时所在地）。
北平一解放，他就回来了，先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后高升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周建人不回八道湾看他哥，情有可原。他哥是什么人？坐过牢的汉奸。他不回八道湾看他妻，也能理解。他与妻子早已疏离早已反目，都过了八年抗战又三年内战，彼此的隔阂也早已坚如磐石难以回软。
哥不想，妻不想，儿女，亲生的，总不能不想吧？不是也闹僵脱离关系了嘛。关系，能脱离；血缘，能剪得断吗？于别人，也许不能；于他，未必不能。他不是那种儿女情长的人，儿子周丰二几番约他见面谈谈，他都拒绝得像冷冷的冰。还在记恨丰二当年那一刺？
如此决绝，除了亲人间的旧恩宿怨，还有没有别的理由？比如，政治的。抗战中，八道湾一家不干净；而他，周建人清白做人。如今，虽说已事过境迁，但他们身上的污点，再也难以洗净；而他则有了不同寻常的政治身份，又身居高位。悬殊！落差！所以，你看，是周丰二主动来了吧。是知道错了，还是眼见老爸做了高官，巴结来了？
不理，一概不理，管你是服软也好，求和也好，谈谈也好，叙旧也好，也不管什么夫妻情，父子情，父女情，就是不进八道湾的门！
就连同是副署长的叶圣陶都看不下去了，寻思用什么办法。正好，署里欲请周作人翻译希腊文，要派人去八道湾跟周作人谈话。秘书金灿然向叶圣陶提议，叫上周副署长一块儿去。
周建人终于迈步走进了八道湾。兄弟又重逢，仍然没有拥抱，没有喜极而泣，没有你唤一声“哥”，他叫一声“弟”。冷漠，冷淡，冷冰冰，冷若冰霜。凡是有“冷”字的词，都在这个时候哗啦啦一拥而上。
事后回忆起这事儿，叶圣陶用了三个字，“勉一往”，即，周建人心里是不大情愿走这一趟的。若不是以公事的名义，可能他连勉都不勉。
周作人做得也绝，后来，他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一九五0年一月，承蒙出版总署长叶圣陶君和秘书金灿然君过访，叶君是本来认识的，他这回是来叫我翻译书的，没有说定什么书，就是说译希腊文罢了。过了几天，郑西谛君替我从中法大学图书馆借来一册《伊索寓言》，差人送了来，那是希腊文和法文译文，我便根据了这个来翻译。这就是我给公家译书的开始。”（《知堂回想录》一八六）
只字不提周副署长，周建人，周小弟。就像当年大哥鲁迅对大嫂朱安，冷他，孤他，霉他，把他当空气。兄弟做到这个份上，怎一个哀字了得。
周建人飞黄腾达的时候，周作人背负着“汉奸”的沉重枷锁，额头上贴着“劳改释放犯”的标签，蜷缩在乌龟壳一样的苦住斋里。早年的苦雨，如今的苦住，都脱不了一个“苦”字。他不再是自命清高的学者，不再是受人尊敬的教授，他被社会唾弃也一点点被人遗忘。他还比一般人少了一种重要的权利——他是被剥夺了十年政治权利的人。
没人发工资，没人负责最低生活保障，可是活着就要吃饭。饭从哪儿来？自力更生。他的强项唯有写作。那就写吧。起初，他应友人之邀，给上海的《亦报》写稿。注意！不用本名，只用笔名“申寿”。他不敢、不便用真名，否则，这唯一的生活来源也会像剥夺政治权利一样被剥夺。即便为公家翻译，署名时，也只用“周遐寿”或“周启明”。
中国共产党早就高高举起了鲁迅这面旗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送给鲁迅五个“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是五个最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周建人因为是鲁迅的弟弟而沾了光。当初在解放区时，有一次，毛泽东接见民主人士。有人这样为他介绍周建人，“这位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先生”。一听“鲁迅”二字，毛泽东两眼发光。周建人得以荣幸地跟伟大领袖紧紧握手。
其实，还应该加一句，“这位也是周作人的弟弟”。并非有意要煞风景，而是毛泽东与周作人要比鲁迅更熟悉：毛泽东曾往八道湾与周作人交谈过，而与鲁迅，只是神交，连一面之缘都未曾有过呢。
周作人也沾了鲁迅的光，只不过，此“光”非彼“光”。当鲁迅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伟大人物后，人们对他的一切，出身、家庭、成长、学习、创作、性格、思想，等等，都怀有无比的好奇与空前的热情，亟欲了解而后快，而最适宜的解说员，舍周作人其谁！
写鲁迅！写他的人，他的事，他的文，他的一切。周作人看到的不是如烟往事，而是唾手可得的生活来源。
他写，写。先写了“鲁迅在东京”，不是一篇，是一组，35篇。接着写“百草园”，也不是一篇，也是一组，61篇。然后是“学堂生活”，24篇；“补树书屋旧事”15篇。单篇发过，合成集子再发。集子名《鲁迅的故家》——这是鲁迅早年的生活。那段日子，是他们兄弟的黄金岁月。他对哥的了解，他对史实的掌握，都使这些文章成为了解鲁迅、研究鲁迅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注意！是资料，非评论。周作人很聪明，他只把鲁迅这个人，以及这个人经历的事儿，当故事一样地讲，不分析、不评论，更不给是非道德判断。他知道，就鲁迅当前的地位，就他自己当前的身份，无论他如何试图客观、中立，都有可能被人认为掺杂了个人主观偏见。要写，就要把自己隐藏在幕后。
究竟只是隐藏，而不是消失。隐藏得再怎么巧妙，终究不能直接消失得彻底。他还是被揪住了小辫子。写完了鲁迅这个人，那就要写写他的文了。其实，他并不理论批评他的小说，而只把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原型进行比照，写成“呐喊衍义”29篇，“彷徨衍义”26篇，“朝花夕拾”19篇，合成集子《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你这么比照是什么意思？不是明摆着嘲笑鲁迅不会写小说，而只会照搬生活么。小说什么最重要，想象。你一个文学教授，应该懂。所以，你表面上没有批评，却把讥讽暗藏。好毒！
周作人不辩解。就像他写来写去，写了鲁迅的点点滴滴，却打着“不辩解”的旗号就是不写“失和”一样。本来嘛，他写鲁迅，只为赚稿费筹生活费，又不是为了配合宣传需要，也不会是为了宏扬鲁迅伟大思想。写了，发了，拿钱了，他的圆，就画完了，闭合了。世人笑骂，且由他们去。
主观为自己，客观上，一不留神，为了他人。关心鲁迅的、研究鲁迅的纷纷上门，把周作人作为最可靠最真实的知情者进行挖掘采访。采访，可以，拿钱来。当然，他并没有明码标价，一个小时多少钱。你们看着给。不给，他也不说什么。给，他也不推辞，只是欣然接受。也是劳动，劳动所得嘛。
你得到你想要的，我获得我想要的，大家都高兴。可是有人不高兴。谁？许广平。理由？她说出来的理由是，什么人收谈话费，律师、心理咨询师，他周作人什么“人”都不是，凭什么收谈话费。她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是，他周作人与鲁迅不和了几十年，断绝往来了几十年，如今怎么还不好意思靠谈、写鲁迅挣钱吃饭。吃“鲁迅饭”，丢人不丢人。
周家人，谁又不吃“鲁迅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