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离婚官司
都吃“鲁迅饭”
时间：新中国成立后
具体时间：某一天
地点：北京
具体地点：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驻地
人物：周作人、周建人
事件：兄弟意外相遇
睽违已久。之前的相遇是在什么时候？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年初，就是大闹老太太寿宴、儿子拔刀相向的那一次吧。之后，兄弟俩好像再也没有见过面。
沧海桑田的重逢。恍若隔世的拥抱？喜极而泣？你唤一声“哥啊”，他叫一声“弟呀”？都没有。两个老人，面对面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默然而视。
还是哥先开口，没头没脑上来就是一句：“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那时，多少人劝他南下啊，包括他亲爱的弟弟，但，他都不听。如今，后悔了？否则干吗一见面什么都不说而先说这个。他的潜台词难道是如果当初我听你的话去了上海，恐怕就没有后面的故事发生了；没有后面的故事发生，那我就会跟你一样清白男儿身地飞黄腾达了？
弟很漠然地接口：“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言下之意，谁叫你不听我的话。吃大苦头了吧。
哥又意识流了：“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什么意思？“他们”是谁？信子、芳子等八道湾居民？他们对他不好？
弟沉默。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活该。不忍心，那毕竟是哥耶；说，早知如今，何必当初。一句废话，说了也白说。什么都不说，最好。
原本以为能够惊涛拍岸的兄弟重逢，却这样静如池水地开始又结束。
之后，又某一天，有好事者叶圣陶和胡愈之连哄带骗把周建人诓到一地。那里，周作人正端坐着两眼迷蒙，心里犯嘀咕，把我弄到这里来干什么呢，见什么伟人？见建人弟被叶、胡二人推搡进来，他猜出一二。来，兄弟俩握个手。他们不动。别扭捏了，互相问个好。他们不吱声。行了行了，过去的都过去了，自家兄弟，和好吧。他们不动也不吱声。
没辙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那是在江湖。在周家，度尽劫波兄弟不在，相逢不笑永记恩仇。兄弟三个，大周、二周公开失和过；二周、三周虽然没有公开决裂，但也彼此形同陌路。
飞黄腾达？在周作人飞黄腾达的时候，周建人在上海过得很艰难。他继续干着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却只能拿半薪（那时，能有半薪拿已属不易）。生活所迫，他卖物为生，甚至连珍藏多年的鲁迅早年送给他的外文生物学方面的参考书都卖了。
那时，日子不是用来过的，而是用来熬的。周建人没熬出头，失业了。商务印书馆大裁员，老板王云五宣布，主动辞职的职员可以领到一笔退职金，否则……又是裁员！还记得吗？早年，他险些被裁过。大哥出了很大力，找关系托人情，总算帮他保住了饭碗。如今，大哥不在了，没人帮他了。
不辞职，面前只有两条路，留职、被裁。如果有自信能够留职，那另当别论。周老三，你有自信吗？说实话，没有。既然如此，与其等着被裁，不如主动辞职，还有退职金呢。那就，辞吧。
工作了23年的商务印书馆呀，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此时，他贫病交加。
要生活，要挣钱。没工作怎么挣？正好，不久之后，抗战胜利了。那就写文章吧，写回忆鲁迅的文章，《关于鲁迅先生的有些性格》、《鲁迅先生口中的抗日英雄》、《关于鲁迅的片断回忆》等。
先别急着责怪他没出息吃“鲁迅饭”。这个“饭”，吃得不丢人。抗战中，他也有机会吃这饭，但他坚决不吃。当时，有人办了一份杂志，来约他写关于鲁迅的文章。他断然拒绝。为什么？为此人撑腰的是日本人，此杂志有日本人背景。民族大义、个人私利，他分得很清。不像他二哥。
一个人没有组织就是不行。周建人穷困潦倒的时候，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向他伸出了援手。他想到苏北解放区去。陈毅得知情况后，派人给他送了一万块钱，还告诉他解放区生活相当艰苦，他的身体吃不消，劝他留在原地。也是，像他(以及许广平）这样的人，更适合民主运动而成为民主人士。没有工作？好办，地下党组织出面把他安插进了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任编辑。
战后，周老二作人倒了下去，周老三建人站了起来。前者坐牢去了，后者战斗在民主斗争的最前沿。他和他大嫂许广平一起参与创办了民主促进会，还当上了理事。内战全面铺开，他们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当周作人在监狱里反省自己的一生时，周建人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前有一件事儿必须说一说。它很有意义。
1948年春，周建人、王蕴如带着他们的三个女儿，和许广平带着她的儿子，两家人一起游了一趟绍兴。鲁迅活着的时候，许广平很想跟他双双把家还，但一直没能如愿。
从1919年举家迁居北京，周建人离家已经将近30年。时间的确不短。心里熟悉的家乡，他完全记不起来了。不是建设得翻天覆地，而是几十年不断的战火侵袭。找个导游吧，否则连家的遗址都找不到了。导游叫金曹永，是王蕴如家的一位亲戚。王蕴如是金曹永大嫂的姑妈。
参观东，游览西，不说。单说他们回故居。
咦，东昌坊口的周家新台门不是早就卖给朱阆仙了吗，敲门一问，这儿怎么不姓朱，而成了公家的地儿，绍兴地方法院，怎么回事？不用着急，听周家本家堂叔慢慢解释。那朱老板买下新台门后，大兴木土，为挖掉周家的穷气而掘地三尺，历时两年建成新“磐庐”（他家原先有一个旧“磐庐”）。
日子要精打细算地过，这是平民的生活真理。朱家很有钱，以为用之不竭。终于有一天，钱，用光了。一借，就欠债了。欠着欠着，就欠了三万多块钱。还不上，1938年，债主打上门，又告上法院。法院判决，以房抵债。“新台门”转手，新主家姓谢，同济钱庄的谢桂健谢老板。
5年以后，“新台门”一分为二，东边归伪印花局（周家的周冠五是局长）。“归”是什么意思？非买，非借，非租，非占，性质不明，反正出入的是局里的人。西边，包括百草园，谢家卖给了茶商章廉澄。“新台门”又改姓。
抗战胜利，伪印花局不复存在，这里就被用作国民党绍兴地方法院。
高高在上的法院，闲人免进，管你是不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周建人很遗憾。王蕴如、许广平更遗憾。她们比周建人更想走进去，瞧瞧自己男人的出生地，感受一下周家曾经的富裕和日后的衰落。尽管没有名分，但她们的归属感一点儿也不少。
进不去，就故居门口留个影，作个纪念，以示到此一游过。呼啦啦一群人，周、王、许他们两家人，还有尚留绍兴的周家本家们。照完相，他们在本家的陪同下又参观了三味书屋、百草园、长庆寺、土谷祠。
然后，去祭祖。一行人坐上绍兴城特有的乌篷船，游游荡荡划到了阮港。上岸，直奔周家祖坟。看坟人工作很尽责，历经风雨沧桑的祖坟没有想象的七零八落，没有担心的杂草丛生。他们很满意。焚香、磕头、祭拜。
为什么说他们这次返乡很有意义呢？周建人带王蕴如来磕头，其实是要以这样一种形式给一直没有名分的她将名分确立下来。至于周家子孙海婴，他的祭祖，当然有认祖归宗的意味。
离开绍兴，返回上海的路上，叔嫂闲聊，许广平不无遗憾地说，常有青年学生向她表示想到绍兴拜访鲁迅先生的故居、寻访鲁迅先生的事迹，可是，周家新台门早已数度变迁，原汁原味的鲁迅故居渐离渐远。周建人灵机一动，老台门外如果还有余屋，而且本家也肯出让的话，不如买几间，设一间鲁迅纪念室，陈列一些鲁迅遗著，如全集、书集等，再展一些鲁迅遗物，床啊，凳啊。怎么样？这个主意好。
不用买老台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出面，问题就好办。东边原国民党绍兴法院自然被收回，归国有；西边章廉澄家的那部分房产，怎么办？花钱呗。一次谈判，不成，二次谈判，又不成，三次谈判。政府跟公民谈判，哪有谈不下来的。章家终于把卖价从5700万元降到4600万元。成交！鲁迅故居就恢复了。鲁迅纪念馆就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