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了然，他的“不快”，不是他自己郁闷心情不好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而是老婆羽太信子的“闹”。他反复提到的“病”，应该指的是信子的癔病。信子闹什么，他们夫妻又吵什么，不确知。确知的，一定是鸡毛蒜皮。家务事儿，哪有什么原则性问题，连人民内部矛盾都谈不上，锅勺碰锅沿，没有道理可讲。
不过，也别小看了鸡毛蒜皮，它也足以让“病”的人更病，让没病的人发病。携带着癔病的信子，几至疯癫；被妻子的疯癫折磨的周作人，自觉越来越接近死亡。继“不快”之后，“死”字，魔鬼般在他面前蹦跳。
“殆已近末日矣，临老打架，俾死后免得想念，大是好事。”
“苦甚矣，殆非死莫得救拔乎。”
“真唯祈速死，但未知死法耳。”
有人会问，信子何以如此？那是可以想象的。年老，贫穷，疾病。老迈之人，谁不病？唯信子除了生理疾病，如糖尿病、腰痛、胃病等，之外，更有挥之不去的癔病的折磨。病甚，她不能下地行走，只能卧床，一卧就是数年。又长期营养不良，浑身浮肿。这，能不苦哉？这样的苦落在谁的身上，谁又能佛一般的从容，菩萨一般的淡定，基督徒一般的隐忍？很多时候，或许不是她无理取闹，而是她难以自控。
此时的周作人，正遭受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挤压，也一样不得不忍受着病痛的缠绕。于是，宽容、忍耐，此时，全他妈的滚蛋！
生活，不再是生活，是苟且，是挣扎。吵，是最简单的发泄，是成本最低地释放。那就，吵吧。
吵着吵着，一直把“死”挂在嘴上的周作人却依然与死若即若离，倒是信子，突然朝死飞奔而去。1962年3月23日，她狂叫胃痛。老规矩，医生被请来，给她打了针。一针下去，痛，转化为了吐，而且吐得昏天黑地。一个星期后，她又说，左足痛。真痛，痛得夜不能寐。
真能熬啊。又熬了几天，她的精神越来越萎靡。量量血压，糟糕，低得吓人。终于熬不下去了。4月6日，家人唤来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救护车闪着红灯，呜啦呜啦地开走，远去了。站在八道湾大门外的周作人目送救护车远去。他没跟着一块儿上医院？没有。莫怪。他也是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经不起折腾。
当晚，没有了信子的歇斯底里或呻吟哀号的家，格外安静，安静得冷清。周作人独坐灯下，陡然生发出寂寞之感。想到之前无休止地争吵，他不寒而栗；被冷清和寂寞包围，他又从心底涌出深情的怀念。孤灯下，打开日记本，他写道：“50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
吵与不吵，并不是衡量夫妻感情是否美满的唯一标准。鲁迅和朱安，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此生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没有斗过一次嘴。那又怎么样？冷漠比争吵更可怕。
第二天。信子还在医院。周作人还是枯坐家中。
等待。谁也不知道他们等待的将会是什么？活着，还是，死？
第三天。下午，电话铃骤然响起。周作人颤颤地拎起听筒。“喂——”他不再作声。然后，他慢慢放下听筒。听筒放下，那遥远的声音却愈发强烈起来。信子，羽太信子，周信子，死了。
当夜，周作人“睡不甚安”（他给香港友人鲍耀明写信这么说）。
这天是4月8日。有意无意遗忘了很多的周作人却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52年前（1908年）的这一天，他和信子初相遇。
又是一个第二天，周作人和儿女们送别了信子。
又是一个第三天，有人敲门。是殡仪馆来送骨灰盒。捧着盛放着信子骨灰的骨灰盒，周作人心下感叹：“一个人的结局，遂告成功。”他把这句话当作当天的日记内容，记在日记本上。
人死灯灭。来，作个总结陈词吧。周作人在1963年1月20日的日记中，总结了他和信子50年的婚姻：“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他把他们夫妻之间问题的症结归于兄、弟的“多妻”而把“罪魁祸首”的帽子扣在兄弟们的头上；他很机智很巧妙地把自己捧上了道德的至高点，而把两兄弟一脚揣进道德的深渊。
他不会否认他曾经忆起过梦中情人乾荣子，也好奇过谁盘起了乾荣子的头发，谁给乾荣子做的嫁衣——哪个没有过情感的漂移和心猿意马呢，但他终究没有背叛过他的誓言，没有违背过“在女子不能独立于社会的时候，即使双方没有感情，男子也不能提出离异”的婚姻思想。
从一而终，他的兄弟们以“爱”的名义，都没有坚守，独有他，做到了。于朱安、芳子，信子因为丈夫的忠诚而算得上是个幸福的女人。于朱安和鲁迅、芳子和周建人，信子和周作人悲伤着彼此的悲伤，幸福着彼此的幸福一起牵手走过，真正的白头偕了老，也算美满了。
周作人和信子的最后岁月（二）
有一点，很有趣，死对头信子和鲁迅，很像，那就是都死得及时。鲁迅死在抗战爆发前，避免了“选择”；信子死在“文革”前，避免了“屈辱”。就她的日本人的身份——尽管她生前如愿加入了中国籍，成为形式上的中国人——她逃不过暴风冲击；撇除她是日本人不说，就她是汉奸周作人的妻子，她也一样躲不过骤雨洗礼。
寿则多辱，常常悲凉地挂在周作人的嘴上。长寿，人人向往而追求。但很多时候，活得久未必是好事。特别是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又特别是像周作人这样身份复杂、历史不够清白的人，寿，反而给了“辱”机会。辱，成为悬在寿字头上的一把刀。
信子死后两年，风云再变。“整风”了。周作人断了跟组织“中国文联”的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把他的每月预支稿费打回原形，由400元降回200元。这时，虽然信子已死，周作人的生活负担仍重。小姨子芳子病着，儿子还贱民着，远在西安的女婿杨永芳两年前患癌症死了，正上大学的外孙女还指望他赞助呢。捉襟见到的已不仅仅是肘了。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那是杜鹃凄厉地啼嚎。周作人心里，翻滚着的是不如死去，不如死去。“死”又一次占据了他脑子他心胸的全部。信子三周年忌的那天，4月8日，他在日记里感叹：
“余今年一月已整八十，若以旧式计算，则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怎么活得这样长久。……余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消声灭迹，最是理想也。”
死，其实跟活一样，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想死却死不成的周作人不得不继续活着，一活就活到了让他更“辱”的“文革”。
200元预支稿酬没了。申辩？还由得了你申辩！你这个大汉奸、卖国贼，本来就没有资格活着，不一枪崩了你，算是便宜了你，你就应该找个犄角旮旯抹脖上吊割腕喝药，自行了断去。这是你这种人最好的结局。
不干？那我们来帮你。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小将们闯进八道湾。抄家是必须的，那象征着“卖国”的日式榻榻米被砸成蜂窝状。批斗也是必须的，八十老人周作人像一条狗一样被拉到院子里的榆树下批斗。殴打更是必须的，皮带、棍棒交加。最后一道菜，罚跪。
陪绑的是周家的儿孙们。儿子周丰一从北图下班回家，顿时成为小将们新的目标。打，往死里打。不知谁的一棍棒，咔嚓一声响，他的右腿折了，仰面倒地，昏死过去——54岁的他，比他爹更惨。
一家人从此没了自由。周作人被赶出大屋，睡在潮湿的洗澡间。一过半个月。儿媳张菼芳求啊求，求得红卫兵开了恩，他被允许搬“家”，住进烟火气十足的厨房。这里比那里好吗？好。这里好歹铺得下一张木板床。乌拉！终于有床睡了，不用睡水泥地了。不苦哉。幸福哉。
上头有令：周家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生活标准生活，不得逾越。生活标准是：周作人每月十元，老保姆十五元——佣人比主人待遇好规矩高。周家只能购买粗粮——那点儿小钱，买细粮也买不起呀。他们管得着吗？管得着，因为红卫兵小将们已进驻周家，角色转换为了看守。
信子死之前，严重的营养不良，那还能怪罪于天灾，三年自然灾害嘛；周作人也营养不良得严重。老天一推三六五：上次怨我，我已经够冤的了，这次，无论如何也怨不得我了。
在中学当老师的张菼芳每天的工作已不是教书育人，而是铁锤砸核桃似的政治学习。学习结束，回家路上，她或绕到药店，或绕到副食品店，买点儿维生素或糕点。夜里，趁“看守”们熟睡，她悄悄潜进公公住的厨房，把药、糕点偷偷塞给他。不能说话，更不能交谈。但周作人早已憋得慌，难得亲人相见，他总要颤颤巍巍嘀咕一句，真是辱啊，与其辱下去，还不好早死早好呢。
不是坐牢胜似坐牢。小厨房里，原来那个气质儒雅的绅士周作人披着一件破烂的黑布衣，破黑布衣上钉着一个写着他的名字的破白布条。见不着日光，吃不着细粮，让他的脸惨白而憔悴。每天，他就那么躺着，昏昏欲睡，似睡非睡，走不进死，也回不到生。在生与死的灰色地带，他丧家犬似的凄惶徘徊。
那已不是活，是熬。
熬到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为公公倒了马桶、烧好了开水后去上班。中午，周作人吃了一碗老保姆为他烧的玉米面糊糊——那阵子，这是他的主食。下午，有邻居经过，无意中看见他倒卧在地上。
如果他当时的姿式不怪异，那邻居或许以为他又在睡觉。因为他的姿式很怪异，邻居起了疑心，打电话唤回张菼芳。张菼芳匆匆赶回来。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他已走出去很远很远了。
是因病猝死？是自行了断？不管他了。反正，他“辱”到头了。解脱！
上海。周海婴看到了周作人去世的讣闻。这让他想起了一件遥远的往事：二十年前，1948年年底，他随受邀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母亲许广平重返北平。在平逗留期间，周家好友章廷谦有一天问他要不要去八道湾看看。当然好了，那可是老爸亲手购置的大宅，也是老爸被赶出来的地方，他从来只闻其名不见其貌。想看，真的想看。
尽兴而去。进院子，他看见一个老妇人正在晒太阳。见有人来，老妇人很警觉。章廷谦走上前，跟她打招呼，又说了几句话。突然的，老妇人以和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敏捷蹭的一下从凳子上蹦起来，中文夹杂着日文骂起人来。骂谁？周海婴。她的双眼喷射出火辣辣的利剑，直向他刺去。
灰溜溜地退出来。怎么回事？她是谁啊？我招谁惹谁了，莫名就挨一顿臭骂？章叔叔叹口气，告诉他，她是他二婶，羽太信子，周信子。
噢，原来如此。骂过老的，小的也不放过。父债子还。骂你全家，骂你子子孙孙，骂你万世万代。信子把仇恨延续！
家人，唯有八道湾的家人送别了周作人。正当着大官的弟弟周建人没有来。上一代仇恨的火种已经传递给了下一代，周海婴也没有来。
周作人寂寞吗？有自家人的陪伴，或许他并不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