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不会有人问，周作人死的时候，许广平会不会去哀悼。众所周知的原因，她才不会呢。可是，就有一根筋的人困惑又狐疑，非要揭老底：早年，许广平不是相当尊敬周作人的吗，他是先生，他是老师。
是啊，你也说那是“早年”。早到什么时候？当然不是她梳着学生头，穿着学生装在学校她是学生他是老师的时候。
鲁迅去世时，尽管二周兄弟已失和，但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却还是有作为家属的周作人的大名。许广平似乎并没有因为“失和”而个人偏见地一味贬低曾经的老师现在的小叔子，她对他一如既往地尊重和敬仰。
当周作人很冷静很客观很先见之明地呼吁那些偏执地热爱和崇敬鲁迅的人要把鲁迅当作“人”而非“神”却遭来一片责骂时，许广平理解地拥护。她给他写信，仍然以学生而非大嫂的名义：“生离了北京，许多北平昔日崇敬的师长都难得亲承教训。有的先生，有时从发表文章上，一样的好似得着当面的教益，即如先生，就是这样时常给生教益的一位。”
虚伪吗？一点儿也不。很诚恳很真心，也很理智。她并不清楚，或者说，她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兄弟之间矛盾的真正原因——鲁迅从不跟人（包括她）祥林嫂似的旧事重提，在她看来，那只是家庭矛盾而已，并未影响到她“生”他“师”的地位，没有弱化掉她对他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的钦佩。
事后难道不是证明了周作人的“人”“神”论太真理了么。
周作人至死都不承认许广平周家媳妇的身份，这并不影响许广平把他当作自家亲人。周作人遇刺，她在上海听说，写信给婆婆鲁瑞时，也不忘关心一下他：“上海报载，二先生家里被人暗算，有一佣人及朋友受伤，二先生平安，不知确否？念念。”一句“念念”，温暖而深情。
即便周作人已经落水，她还在试图“挽救”，又写信给鲁瑞：“二先生方面发生事体，南方识与不识，俱甚悬念，并望他能够南来，但恐不易做到耳。”如果，周作人当时顺应了许大嫂的期望，他的个人命运会被改写。
什么时候许广平毫不遮掩而态度鲜明地公开她对周作人的不满（或称敌意）呢？就是解放初期周作人吃“鲁迅饭”，接受了采访还收费，她指责他又不是律师还收什么谈话费。每个字都沾满了“不屑”——地位决定一切。这时候的他俩，地位翻了个个儿，不再是一个师一个生那么纯粹。他，政治贱民，底层；她，民主人士（后来，1961年，加入中共），上层。原先的师和生已不复存在，只有被冷落和被重用的政治地位的极大悬殊。
浓重的政治氛围下，个人好恶被屏敝，显现的只有政治斗争所需要的非友即敌、爱憎分明。鲁迅，被捧上天，势必，周作人，要被踩下地。在这种情况下，许广平“奉命”完成的《鲁迅回忆录》，便自然少了些男人背后的小女人细碎又柔情的生活味道，多了些政治宣传的烟火气。
一篇《所谓兄弟》，把矛头直指曾被尊称为“先生”的周作人。连天然形成的，血缘形成的兄弟，都要冠以否认口气的“所谓”。兄弟为何“失和”？不用说，全赖周作人，他无情，他无义，他无赖，他自私自利，他恩将仇报。一句话，他不是人。甚至，一条条，一桩桩，亟欲把他批得体无完肤而后快：
“周作人的人生哲学，和鲁迅却绝然相反。”——和鲁迅相反的，就都是错的吗？在那时那个环境下，的确是。
“十足的道地的封建少爷脾气：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好逸恶劳。”——鲁迅有一阵子不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感叹“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哪里拿了”吗？是不是也可以说鲁迅骨子里也有“封建少爷脾气”？
“周作人做了汉奸，煊赫一时，他就私自把房契换成他自己的名字，算是他的，以便为所欲为。”——房契上可不是他一个人的名字，仍然是三兄弟的产业。如何“为所欲为”？当了？卖了？烧了？
“周作人原是资产阶级本质的一个十足软骨头，不能和鲁迅相比。”——既然他那么早就具有资产阶级本质，那为什么还尊称他“先生”呢，难不成是他的学生也都有资产阶级本质？
“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周作人是公开表示和鲁迅绝交过的。”——公开过吗？好像并没有。他是坚持“不辩解”到死的。
“鲁迅刚刚逝世以后，他又中伤鲁迅。”——当时，在很多人反对他关于鲁迅的言论时，她不是持理解和赞同态度，自谦受到“生”的教益吗？
比较，常常被用作抬一个人压一个人的武器。有的人，一比就被比上去了；有的人，相反，一比就被比下去了。许广平也对鲁迅、周作人进行了比较，结论是：
“周作人在利害关键上，以个人为中心；鲁迅则不计较自己得失，完全为了大众。周作人对黑暗势力不敢反抗，最后连自己也倒向黑暗；鲁迅则是决不屈服，反抗到底。周作人认为日本工业发达，中国战不过日本，最后只有投降；鲁迅则坚决主张抗日，相信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周作人是软骨头，丧尽民族气节；鲁迅则骨头最硬，不甘屈服。周作人四体不勤，养尊处优；鲁迅则自砸煤块，以普通劳动者自居。”
总之啊总之，周作人不是个东西；鲁迅不但是好人，而且是圣人。
提到羽太信子，她言辞更加激烈。还记得那句话吗？“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隶主。”又说，日本人侵略时，她“倚势凌人，越发厉害，俨然以一个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了”——不过是一个家庭妇女，而且还没啥文化，只因为跟鲁迅有过过节，便被抬举为“奴隶主”、“侵略者”。有多少奴隶曾经被她奴役？又有多少被侵略者曾经被她侵略？这帽子太大，头发长见识短的小妇人周信子根本戴不下。
似乎，谁掌控了话语权，谁就可以对别人及人生任意诋毁。
一番痛快淋漓地斥责后，她最终把兄弟失和归结于光明和黑暗、正义和非正义的对决，归结于善的代表对恶的势力的强硬抗击——只不过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口角，一场由误会而生的矛盾，硬生生被拔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华丽转身为敌对势力你死我活的争斗。
好像有些牵强耶。但也理解。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嘛。被某种思想武装了的人说出的话，恐怕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是真心还是假意。
明摆着“挑衅”嘛，周作人什么态度？坚持“不辩解”的他没有跳出来拉开架式展开骂战。实则，他也拉不开架式。他一个政治贱民，哪有他“翻案”的机会。不过，对方来势太汹汹，他忍不住在给香港的朋友鲍耀明写信时，回应了几句：
“实在我没有什么得罪她的事情，只因为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安夫人，有些话是做第二夫人的人所不爱听的，女人们的记仇也特别长久，所以得机会来发泄是无怪的。”
颇有四两拨千斤的范儿。他并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把她的“骂”一对一地“骂”回去。他看似避重就轻，不谈政治，不论观念思想，不说人生选择，却把对手从政治的至高点一把拽了下来，又一下子褪去她披着的道德外衣，令人心碎又让人无地自容地把大雅的道德审判归结于大俗的小女人的“记仇”。
而且，他还很巧妙地隐身自己，把“内人”推上前台，让不明就理的看客从政治斗争的大舞台不由自主地回到三个女人一台戏的小剧场，看大奶如何可怜，看二奶如何夺夫，看旁观者如何维持正义，然后得出观感：噢，原来，她那样的义正辞严，不过是在报私仇而已。
狡猾狡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