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子和周作人，许广平和鲁迅。活着，信子跟鲁迅，周作人跟鲁迅，斗；死了，活着的周作人跟许广平，继续斗。多大的怨，多大的仇，多大的恨，要斗得如此不遗余力前仆后继天长地久？
许广平对鲁迅的袒护和维护，表明她对他的一往情深。是呵。从她成为他的女人开始，她就没了她自己。她为他浓缩自己，为他生孩子，为他当助手，陪他到死。她把他的人生当成自己的。他死后，她为他养育幼儿，为他赡养老母扶养老妻，为他保存遗稿，为他出专集出全集。说，她为他付出了一切，包括生命，也不为过。
生命？是的。
周作人死后两年，1968年，已进行了两年的“文革”正向纵深发展，“鲁迅”这个金钟罩也不太能罩得住也身陷“文革”风暴中的许广平了。最高层手中的保护名单里，没有她的名字。她做好了被抄家被揪斗的准备。这些，她都能沉着应对。唯有一件事，她自觉难以把握，那就是“鲁迅遗物”的安全。
刚一建国，就像是给新中国献礼表忠心一样，许广平把鲁迅遗物（包括手稿和物品）一并献给了国家。交接手续完成，她重重地吁了一口气，心想，这下，该放心了。国家多强大啊，个人多渺小啊，由大大的国家替小小的她保存鲁迅遗物，任风吹雨打也不会被抢被毁了。十几年了，终于，她可以在没有了鲁迅遗物的空荡荡的家舒心地睡个用不着提心吊胆的安稳觉了。
“国家”当然是虚的概念。负责接收并保管遗物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当“破四旧”的潮流汹汹而来时，当“鲁博”也逐渐往无政府状态滑去时，许广平牵挂遗物的心又提了上去胆又吊了起来。
赶紧去探探情况！还没探呢，情况就找上门来了。
这“情况”把许广平惊得心缩得那个紧！那边告诉她：遗物早在两年前就被调走了。什么？两年前？1966年？“文革”初期？是的。调去了哪里？文化部。调走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全部手稿和书信，两大箱，1054件，1524页。为什么要调走？它们都是至珍至贵的文物，不是吗，所以要保护呀。
保护？好啊。问题是，出事儿了。什么事儿？不久前，具体说，1967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了鲁迅手稿。之所以用了一个“×”，是因为实在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词而且是动词代替。偷？借？取？拿？似乎都不合适。反正，手稿移位了，又不在文化部了。在哪儿？不知道。
一句“不知道”让身患严重心脏病的许广平自觉心脏顷刻停止了跳动。去问戚本禹啊。这家伙栽了，由革命派变成反革命派了。
行动起来，追查手稿。由“鲁博”出面给中央打报告，反映此事。此时的“鲁博”本身就是一个烂摊子。许广平不放心，连夜亲自动手给中央写信，忙活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她又四处奔走，跟这个说，和那个谈。激愤、担心、焦虑、愁闷、劳累，她那脆弱的心脏再也无法承受。
猝死。
鲁迅的两个女人，朱安至死都坚守着“活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的信条。她做到了。许广平不会把那封建的豪言壮语挂在嘴上，但她用行动实践了为鲁迅活为鲁迅死的爱的宣言。
殊途同归。
周建人和芳子和王蕴如的最后岁月
许广平去世的时候，周建人派三女婿顾明远去悼念，他自己，亲自跟周恩来的秘书洽商治丧事宜。两家关系，不错吧；叔嫂感情，也很好吧。若让周海婴评价一下，他一定会说，三叔（他称三爹）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人。
周建人自己的孩子呢——特指他跟羽太芳子的孩子——会如何评价亲爹？一定会说，无情无义至极——被抛弃的他们当然只能这么说。
对八道湾的家，他前妻他子女，他的确异乎寻常的决绝，比他两个哥走得更远。别看鲁迅总是一副冷冷的样子，对论敌从来不手软，但比起心肠硬来，他却不是三弟的对手。他无论怎么厌恨朱安，好歹一直养着她，让她衣食无忧。周建人呢，说甩手就甩手，那手法比刀切豆腐还利落还干脆。
说了跟你们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绝不牵三扯四藕断丝连。儿子周丰三死了，而且一枪毙命死得那么惨，不理。那是特殊年代，可以理解。前妻芳子死了，不睬。那是1965年，没硝烟没战火的和平年代，他又身居高位，幸福着呢，心却也不软一下。
自然，从他那里找不到芳子的死因死况。那就翻翻周作人的日记吧：
“1964年，12月14日。芳子在协和医院检验，云系直肠生小疣，日后再割去。”“1965年，4月3日。鞠子言芳子病甚，医言虽未检查，当系肠癌也。”
最终，寡妇了大半生的芳子死于肠癌。
之前几年，反“右”的时候，二周家的遭遇截然相反：周作人家的周丰一被错划成了右派，降级降工资；周建人虽然是伟大的鲁迅先生的弟弟，但也是汉奸周作人的弟弟，却毫发无损。不但如此，还一路高升，顶替在反“右”大潮中落马的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由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调任浙江省省长。
在周作人越来越潦倒的时候，周建人越来越春风得意，卸任浙江省长后，返回北京，先是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再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脚迈进了国家领导人行列。对于周作人来说，寿则多辱，而对于周建人来说，寿则多福。
无论他的官当得多大，当然是保不了周作人的。偶尔，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他也欣然帮了一下周作人的子女。那是在“文革”当中，周家子孙顺应时风想买《毛泽东选集》。那时，宝书奇缺，他们买不到，就求到了周建人的门下，拜托身居高位的他想想办法。这可是追求进步的好事啊，不能不帮。
再帮一次呗。帮什么？周作人儿媳张菼芳所任教的中学为开展学习鲁迅的运动，想请周建人去开讲座。张菼芳自告奋勇承担了邀请的任务。这也是好事啊，不能不答应。讲座开了，而且很成功。张菼芳很骄傲。朝中有人好办事。你们瞧，我家也朝中有人。周建人也很自豪。
晚年的周建人很大程度上都是以鲁迅弟弟的身份为世人所关注所依仗。那是自然，他可是伟大的鲁迅先生唯一在世的亲兄弟。作为亲历者、见证人，他有责任有义务挖掘鲁迅的点点滴滴。北京在西三条成立鲁迅故居；上海建立鲁迅纪念馆，他是当仁不让的顾问。当年他随大哥由绍迁京大搬家时，记录了一份《绍兴存件及付款簿》，在绍兴也成立鲁迅纪念馆时发挥了大作用。
文字方面，他写了不少回忆鲁迅的文章，后来集结出版，集子名很直白，就叫《回忆鲁迅》。尽管他对鲁迅青少年时代的经历知之并不多（不如周作人），但他还是依据周氏其他族人，特别是周作人的回忆，口述（女儿周晔记录整理）了一本《鲁迅故家的败落》。
鲁迅在前头，光芒万丈，周建人只能被大哥的光辉遮蔽，好在他没有怨言，很乐意，因为他深感光荣而自豪。
1984年7月29日，寿至九十六的他病逝，留下的遗言是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式，尸体交给医学解剖，骨灰撒入大海——颇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风范。家人照着做了。解剖了，研究了，然后，骨灰入海。鲁迅是“埋掉拉倒”，他是“撒掉拉倒”，一样的淡视生死，一样的纯粹。
他走了，只把那相携走过60年人生的王蕴如一个人留下。他们说好不久再相见。真的，六年后，在天上，他俩重聚，继续天堂人生。
主角们一个接一个地说了拜拜，黑沉大幕缓缓落下，他们的戏，演完了。我们的故事——周家后院的故事——也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