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与钱塘江大桥
1933年3月，在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教书的茅以升接到杭州发来的电报和长函，要他立即前往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茅以升遂到杭州作了一些关于钱塘江的调查工作。钱塘江，简称钱江，别名很多，如浙江、曲江和之江等等，它发源于安徽休宁的凫溪口，上游为新安江与兰江汇流而下的近山河道，一旦山洪暴发，水流湍急；下游有从举世闻名的杭州湾来的怒潮倒灌；江底为淤泥质细沙，一遇水冲，即被涮走。因此，在杭州流行的谚语中，有一句叫“钱塘江造桥”，用来形容不可能成功的事情。经过调查考虑，茅以升得出一个结论：在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1933年8月，茅以升在浙江建设厅一间小房里开始进行钱塘江桥的筹建工作，接着厅内成立了钱塘江桥工委会，茅以升为主任委员。1934年浙江省政府成立钱塘江桥工程处，茅以升为处长，这个处长一当就是16年。桥工处开门的第一件事便是组成建桥班底，茅以升邀请了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桥梁专业第一班的中国同学罗英，茅以升很是尊重他，请他担任建造钱塘江桥的总工程师。后来，两人历经风雨，同甘共苦，成为桥梁事业的好伙伴。
当160多万美元经茅以升和曾养甫（当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的多方奔波有了着落时，桥工处便开始了施工。当时通行的施工办法是招商承办。为了求图简快，更重要的是不必专为这一桥工而置办一套施工所需的机械设备，桥工处也采用了公开招标的方式。经各委员会审查，最后由部、省会同批准，将正桥桥梁交由英国道门朗公司承办；正桥桥墩交由丹麦人康益开设的康益洋行承办；北岸引桥交由本国的东亚建筑公司承办；南岸引桥交由本国的新亨营造场承办。
茅以升对建桥的每一道工序，都极尽苛刻，大到钢梁的架设，小到每一颗螺钉都有严格的检查程序，每一捆钢梁上都有18000个螺钉，一共有16个钢眼，每一个螺钉安装后都有专门的人员逐个检查，不合格的螺钉做上记号，重新安装。茅以升自己也经常到建桥工地去，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桥上28万个螺钉，每一个都能挑起千斤重担。
钱塘江桥工程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最后所取得的成功是以不少次失败为基础的。因而它的成功经验是很宝贵的。为了记录下这些可贵的经验，在工程进行时，他们做了两件事：一是分段写绘出各种工程的进展情况，一是将各种工程按实际经过拍成电影。这些对于后人的研究和学习都有着重要意义。
1937年这一年，世界上有两座著名的桥梁在建造过程中，它们就是美国的旧金山金门大桥和中国的钱塘江大桥。有一天，茅以升在美国的导师从远方给他发电说，你的彼兹堡同事施特劳斯已经完成了金门大桥的建造工作，金门大桥已经竣工了，日期是5月28号。旧金山金门大桥全长128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悬锁桥，这个记录直到1964年才被打破。茅以升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完成他的钱塘江大桥。有一天，他的总工程师罗英出了一个上联，上联是八个字：钱塘江桥五行缺火。钱塘江这四个字的偏旁部首就是缺中国五行当中的火字，这个下联一直没有人能对出，但是不幸的历史事件就被罗英言重了，事隔不久，火真的来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全面爆发，日本人打响了全面侵华的第一炮，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战争的车轮开始迅速向中国的内地推进，茅以升有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愿证实的预感，这位钱塘江大桥的最高决策者突然下令，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这个大洞在设计图中从未出现过，茅以升也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过。
1937年8月13日，驻上海日军向闸北全面进攻，松沪会战爆发，上海陷入了战火之中。8月14日清晨，茅以升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赶到6号墩的沉箱里面，解决大桥最后一个技术问题，沉箱是一个沉入水30米的巨大箱子，空气压缩机把江水隔绝在外，可供几十人同时在水下作业，但每个人都要承受相当于外界3倍的空气压力，空气和电力由大桥电闸处通过一根管道传送进来，整个工作环境十分艰险。就在茅以升下到30米水下的同时，新组建的中国空军第一次出击，第二大队首先出动，轰炸了上海日军的第三舰队，以及在杨树平码头刚刚登陆的日军。下午，日军出动13架重型轰炸机，到建桥机场报复，茅以升及工作人员继续在沉箱里作业，整个钱塘江、杭州处在狂轰滥炸之中，水下的茅以升并不知道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突然沉箱里一片黑暗。一片死气的沉箱，终于迎来了光明，当茅以升从沉箱中上来时，杭州上空的机战刚刚结束，他发现整座大桥上只有一个管电闸的师傅，这位师傅的姓名无从考查，而正是这位师傅的手挽救了茅以升和几十位工程技术人员。8月14日这一天，整个钱塘江大桥没受到任何损伤，茅以升马上知道了空战胜利的消息。从死亡边缘刚回来的他，极有兴致地拉着总工程师罗英就着绍兴梅干菜喝了二两黄酒。后来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的下层单线铁路桥率先通车，至此，大桥的建造基本完成。在通车的当日，大批的军火物资开始从这条大桥上通过，整个工地笼罩着战争的气氛，没有人再把造桥当作是一项工程。整个九月和十月，松沪会战异常激烈，各种物资通过大桥源源不断的送往上海，茅以升期盼着上海能够挡住日本人进攻的脚步。
1937年11月5日凌晨，日本海军和空军狂轰滥炸杭州湾，日军在硝烟中登陆，马上迂回上海保山。日本海军陆战队随后在杭州湾源源不断地掩护，上海腹背受敌面临失陷，战局形势急转直下。茅以升闻讯后，在钱塘江大桥的动员大会上，大声疾呼，我们已处在战争之中，早一天造好桥，就多一份胜利的希望。
茅以升后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钱塘江建桥回忆》，他这样写道：应该大抒特抒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建桥工人们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显示了无比的冲天干劲，夜以继日地加速赶工，立志早日完成大桥的建造来支持上海的抗战。一个半月之后，工人们履行了他们的誓言，终于提前完成了钱塘江大桥的建造，一列列的军火通过钱塘江大桥被运到了上海的抗日前线。1937年11月11号这一天，持续了三个月的凇户会战结束了，结果是上海沦陷。此时，茅以升感到再也无力把握大桥的命运了。
1937年11月16日下午，南京工兵学校丁教官，在杭州市内的西湖饭店钱塘江大桥工程处找到茅以升，丁教官在出示了一份南京政府绝密文件后，简单地向茅以升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茅以升不愿面对的预感终于来到了眼前。丁教官告诉茅以升，所需炸药已直接由南京运来，此时就停在门外，炸药已分布在五孔钢梁和一个桥墩上，整个毁灭性破坏只需12个小时。茅以升经历着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
“七七”事变后，他于南2号桥墩留下的长方形大洞，其实就是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而这种预感竟如此之快的应验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天晚上就要将所有的炸药安放到位，茅以升很快冷静下来，修正了丁教官带来的方案，他以一个桥梁工程学家的严谨精确的态度，将钱塘江大桥所有的致命点一一标示出来，南2号桥墩是实施计划的重点。
1937年11月16日，整个通宵，100多根引线，从各个炸点全部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茅以升一直亲眼看到最后一跟引线接好。这是茅以升一生中最长的一天，他后来对家人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时说，自己的感受就像是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掐死在摇篮里。
1937年11月17日凌晨，所有的炸药都已埋好。就在这时，茅以升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因为战势的发展，大量的难民涌入杭州，渡船根本不够用，钱塘江大桥必须今天通车，浙江省政府此时也不知道大桥上刚刚布满了炸药，此事得高度保密。
11月17日，茅以升没有指望能看到的大桥能全面通车的一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一天得到消息的人们，从杭州、宁波远道而来，无数的人们来到六和塔下的钱塘江边，连六合塔上都站满了人。当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时，两岸数十万群众使劲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许多年后，这座大桥的建成，被评价为中国近代史桥梁建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这个里程碑呼唤着毁灭一同来临。茅以升后来在文章回忆中说，所有今天过桥的十万多人，以及此后每天过桥的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过桥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闪而过，开桥的第一天，桥里就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算是空前的。
1937年的12月23日，日军攻打杭州，当天下午1点多钟，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下午3点，炸桥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茅以升站在桥头看着桥上的难民黑压压涌过来，面对密密麻麻的引线，茅以升无法下手。下午五点，日本人的先头部队已隐约来近，人群被强行拦阻，所有引线都点燃了。钱塘江大桥全长1453米，历经了925个日日夜夜兼程，耗资160万美元，大桥通车第98天被炸毁。
亲手建造的大桥亲手炸毁，茅以升站立桥畔的山头往事浮现，悲愤交加，心潮激荡，吟出《别钱塘》三道：钱塘江上大桥横，众志成城万马奔；
突破难关八十一，惊涛投险学唐僧。
天堑茫茫连沃焦，秦皇何事不安桥；
安桥岂是干戈事，同轨伺文无让潮。
此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
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当时拍摄了一张茅以升炸桥前亲手绘制的钱塘江预计炸毁后的结构图。首先冲到钱塘江大桥的日本兵九勇合夫，在消烟散尽后拍下了炸毁后的钱塘江大桥。几十年后，九勇合夫来到北京将这张照片交到了茅以升的手中。
大桥炸毁的这一天晚上，茅以升的书桌前写下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最后，写了一首诗，“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1946年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开始修复钱塘江大桥，因时局动荡没能完成，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钱塘江大桥才重新全部修复。
1982年，当茅以升又一次踏上这座大桥时，对身边的人说，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1987年9月26日，这一天是钱塘江大桥通车五十周年，茅以升等九位当年参加建桥的健在者又被请回到了杭州，参加浙江省政府举办的隆重的纪念庆典。浙江省副省长李得宝发表了热情讲话，他说，50年来，钱塘江大桥对发展东南沿海经济，方便浙江人民的交通起了巨大的作用。解放前，钱塘江大桥屡遭破坏而不毁，解放后长期超载而屹立，其设计构造之高明，建造质量之优良，维护管理之精心是桥梁工程史上一大杰作。
钱江桥外座座桥
茅以升主持铁道科学研究院30年，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始人。他首先提出生产、学校、科研三位一体，要求现场人员留心科研，科研人员为运输服务。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铁道科学院的研究计划逐渐纳入轨道，研究成果逐渐为现场所承认，同时对专业的齐全、技术力量的培养、技术骨干的培植和各级领导干部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在武汉长江大桥等许多重要的现代化桥梁建设中，在首都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茅以升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作用。除此之外，茅以升还建造了许许多多精神之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给予茅以升的信任和荣誉，远非旧社会所能比拟。茅以升不仅在国内担任着繁重的工作，还多次受命以科技文化使者的身份访问英法等国家，作了大量的文化沟通工作和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同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居留国外的知识分子提出“报国有门”的召唤，为大洋彼岸的炎黄子孙架起了建国之桥。然而他没有因为荣誉而止步不前，而是用新的尺度标准衡量和要求自己，进行世界观改造。从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科学救国”、“工程救国”论者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他在每个岗位上都是尽心尽力地为祖国的需要做出无私的奉献。
作为一名科学家，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茅以升被当选为副主席。从此，科普、科协成为他的终生事业和日常工作。他认为科普工作是实现科技大众化的起步，是改造自然解放生产力的头等大事。他提出科学属于人民，要求把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他把科学普及作为科学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撰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科普作品，引导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他还倡导大办科技报，办好科技报，通过科技报，因地制宜地把科学知识送给生产者，送给劳动大众。
茅以升兴趣广泛。他虽然工作繁忙，但仍然利用仅有的一点闲暇从事写作，写作内容一是科学，一是文艺，两者往往紧密结合。在1963年2月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就是科技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通过《桥话》这座桥把桥的知识介绍给人民。《桥话》是以生动的文学语言来写的，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有一次，毛主席接见他时说：“你写的《桥话》我看过了，想不到你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文学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