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大多体现在儿女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子女成年以后，尤其是事业有成就以后，还能够直接地从母亲身上，得到重要的启迪，这是不多见的。在这方面，茅以升是一个少见的例外。
茅以升生于江苏镇江，在他出生后半年，全家迁居南京。那是因为他的爷爷认为，镇江已经逐渐变成繁荣的商埠，商业的风气太浓，于后辈的读书上进不利；而南京向来是江南乡试所在地，文风很盛，有利于后辈的熏陶。这也可见爷爷的一番苦心。茅以升的爷爷茅谦，早年做过杂货店的店员，后来发愤读书，先后考中秀才和举人，成为地方上的知名人士。他的儿子，即茅以升的父亲茅乃登也是读书出身，虽然没有在仕途上有什么大长进，但当时已在江南官书编译局做编辑，吃的是文化饭了。
在爷爷看来，孙辈们即使将来不能大发达，至少也要远铜臭而近文墨。茅以升的母亲韩石渠也是镇江人，自幼也是读过书的。在她14岁时，父亲被人诬告下狱，许多亲戚奔走营救而不能成功。她以囚人的名义，亲自写了状纸，为父亲申辩。县官见她说得有理有据，表现出弱女救父的至诚，便释放了她的父亲。这件事，在当地成为口碑，人们把它与古代的“缇萦救父”并提。茅以升小时候也听人说过这个关于母亲的故事，对母亲的学问和胆识十分敬服。尽管他生性倔强，有些事情別人怎么说他都不听从，但母亲一说，他就听了服了。
有一次，才六七岁的茅以升被家里一些大人笑为傻头傻脑，还说他根本不是茅家的人，是不知道什么人家的婴儿，丢在门外的台阶上，让他的妈妈捡回来养大的。他一听就很生气，想到：我既不是茅家的人，何必赖在茅家吃饭呢？经常出现在门口的小乞丐，不是也可以靠挨家讨饭过活吗？于是他闹着要走，说“我不是茅家人，我不回这个家了！”直到母亲出来说：“你是我生的，你真是茅家的人！”这样，茅以升才放下心来。多年以后，茅以生还在一篇题为《从小到得的启发》的文章里，谈到这件童年小事，说它激发了我可以独立的精神。
有一次，一位客人来拜访茅以升的二叔，恰好茅以升正在二叔的旁边埋头读书，客人顺口夸奖说这个孩子有出息。二叔随口说：“他不行，还是个孩子！”这本来是大人之间的客套话，茅以升却当真，以为二叔太看不起自己了，便一气之下跑进房间里关门闷坐，整天不出来，也不和家人说话。母亲问明原因以后，对他说：“你应该发奋读书嘛，不该这样生气。”一句话，把茅以升的闷气消解了，他想：我要干出个样子来，让你做二叔的也瞧瞧。事有凑巧，近20年以后，茅以升获美国加理基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在唐山交通大学做副主任，他的二叔也正在这个学院里当国文教员。一天，叔侄俩聊天，谈到家里的种种往事，自然也提到当年二叔曾说茅以升“不行”的话头。茅以升说：“我今天能有点成绩，还得感谢二叔的‘激将法’呢！”其实，茅以升心里明白，更应该感谢的是母亲在二叔激将之后的启发和鼓励。母亲对儿女的鼓励与约束，往往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有时候看起来是很偶然的效果。但是，有一些看起来是纯属偶然的效果，又往往是来自于一种必然性之中。这种必然，就是母亲期望的合理性和儿女理解并接受了母亲的合理的期望。
在母亲的管教与茅以升的成长中间，就很有一些这类现象。茅以升读中学，进的是江南中等商业学堂。中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北京清华学校招考留美预备生。茅以升想去应考，母亲也极力支持，并为他张罗学费、旅费和行装。当时有人劝母亲，说孩子才15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考学校、读书，难得放心。母亲却回答说：“让他到外边见见世面，多学些知识。”母亲当然不是没有惦念的，但是她更担心的倒是孩子缺乏志气。深夜，她在灯下为孩子缝补远行必备的衣物，一边叮嘱说：“你去吧，别惦念家里。古时候，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才大功告成呢。”没料到，茅以升赶到北京时，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入学考试已经结束，榜都发过了。他打听到唐山路矿学堂招生，考场在天津。他转道天津，这回赶上了，而且也考取了，是作为预科生。
入学以后，茅以升才知道这个学校只有土木工程科，在科系方面别无选择。而在土木工程各专业中，以桥梁这个专业需要数学和物理的知识比较多，茅以升的这两门课的基础更好一些，于是他就选择了桥梁专业，这也与埋藏在他心底多年的“桥”字相契合，算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了。不过，后来茅以升还是说，如果那时他可以依自己的志愿考学校，大概他会选理科或文科，而不会选工程科的。这也难怪，青少年的具体志向一般是不稳定的，可能性很多，而由各种因素（包括偶然因素）铸成的现实性只有一个。
茅以升走上桥梁学家的道路，就这样大抵上定下来了。说“大抵”，是因为其间还有一次变动的可能，茅以升到唐山不久，辛亥革命发生，接着是南京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茅以升的父亲茅乃登也参加了这场革命，先后担任革命军江浙联军秘书长和南京卫戍司令部秘书长。唐山路矿学堂的一些学生在酝酿着投笔从戎，到南京去。有时说走就走，已经南下。茅以升也想走，但他考虑到必须事先征询母亲的意见。他把自己的想法函告母亲。母亲回信了，但态度很明确：不同意。她在信里对儿子说：“要先有学问再革命。”茅以升仍不死心，再次写信向母亲申述道理，提出要求。母亲复信说得更绝：“如离开学校，就不认你为子。”接到这样的信，茅以升大为震惊，走是不敢走了，但思想上也还不怎么通。恰好在这以后不久，孙中山辞去了大总统职务，自荐担任全国铁路督办，雄心勃勃，要建10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孙中山带着他为中国的现代化做一两件实事的宏伟规划，到唐山路矿学堂视察、讲演，还和学生一起照了相。茅以升看到，像孙中山这样的大革命家，也如此重视修路造桥，他感到母亲的话也是有道理的。这回，才算是坚定了他学习桥梁专业的方向。
1916年，茅以升20岁，从唐山路矿学堂毕业了。当年，清华大学有10名公费留美研究生名额，由全国各有关院校保送毕业生参加考试。茅以升为唐山路矿学堂的保送生，经过考试，录取为赴美留学研究生。茅以升到了美国东部的康奈尔大学。茅以升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获得了康乃尔大学桥梁系的硕士学位。导师告诉他。如果愿意当教授，可以留在本校；如果愿意造桥，那么可以介绍他到匹兹堡桥梁工程公司去实习。茅以升选择了后者。
在匹兹堡桥梁工程公司的工厂里，茅以升从普通工人的工作做起，实践了金工、木工、油工、绘图、设计等全部造桥技术。他白天在工厂里劳动、实习，晚上到匹兹堡的加理基工学院的夜校去攻读博士研究生课程。又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茅以升实习结束了，博士论文答辩也通过了。他成了加理基工学院的第一个工学博士（不只是中国学生在该校的第一个博士）。
在美国留学4年，茅以升的精神状态，只能用母亲早年鼓励他的发奋读书四个字来概括。1920年，茅以升怀着一身的造桥知识和技术回国。但是当时无桥可造。他只得到唐山交通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等学校去教书，以维持艰难时势中一家人的生活。这时，爷爷已经去世，父亲职业没有保障，家里还有母亲和早在他出国之前就已由母亲作主娶下的妻子以及一个5岁的孩子。作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之一，茅以升一走上社会，就背负着沉重的生活担子。这样的困难他可以对付，最令他苦恼的是没有机会一展抱负，建造大桥。机会终于来了。
1933年，浙江省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特邀茅以升主持其事。茅以升十分振奋，立即辞去了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和教授的职务，风尘仆仆来到杭州，就任钱塘江桥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茅以升怎么能不振奋呢？在这之前，中国的一些长江大河上是有过一些铁路桥或公路桥，但那都是外国人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建的，郑州黄河大桥是比利时人建的，蚌埠淮河大桥是英国人建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建的，沈阳浑河大桥是日本人建的，云南河口人字桥是法国人建的，广州珠江大桥是美国人建的，只有钱塘江大桥，才将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组织施工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而且还是铁路、公路、行人三用的。茅以升下定决心，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把这座桥建成。浙江有一句歇后语，说“钱塘江造桥——办不到”。茅以升就是要办得到。困难确实也真多：资金、技术、施工力量、地质条件复杂、各种关系的扯皮推诿等等。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筹备，大桥直到1935年4月才正式动工。动工以后，各种攻击，各种责难，各种闲言碎语，都纷至沓来。由浙江省建设厅长升任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把茅以升召到南京，当面对茅以升说：“我一切相信你，但是，如果桥造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你后头跳！”茅以升感到困难重重，精神十分紧张。这时，茅以升的母亲说话了，她对郁郁寡欢的儿子说：“唐僧取经，要经历八十一难。唐臣造桥，也要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还不是一样能渡过难关吗？何必着急！”茅以升想：也是，孙悟空就是他领导下的设计和施工队伍，金箍棒就是科学法则，有这两样，什么难关不可以越过！1937年9月26日，一列火车呼啸着从钱塘江上驶过，那汽笛声宣告，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江河上建造现代化桥梁的历史结束了。钱塘江大桥是茅以升的杰作，代表作。它永远与茅以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应该与并不闻名于世的茅以升的母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