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学院是研究城市科学的，也是研究城市管理的。城市规划是管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措施。梁思成多年来从事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和古建筑遗产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多方面的开拓性的工作和贡献。他勇于接受新事物，所以很早就思考了建筑理论，建筑创作和城市规划各方面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1945年，他就在重庆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论战后中国城市建设的文章——《市镇的体系秩序》，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城市规划的认识和主张。解放以后他又提出了对北京城市规划的建议——历史性的一个建议。建议也是根据他提出的城市市镇体系秩序做出来的。梁思成说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组织体，城市是会生长的。一个组织是由很多个细胞合成的，这些细胞都有共同的特征。如果细胞健全，有秩序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的物体就是健全的；如果细胞不健全，组合混乱，组织混乱，便是脓疮。他就把城市的各个建筑比作肌体的细胞，各个建筑的个体自有它们的特征，自有它们的个性，这些特征和个性各有不同，便不能组织成一个有机体，所以必须考虑到每一个个体的特征个性，顾及到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城市成为一个有机的、持续的组织体。他说我们建立市镇，必须将每一座房屋和每一个邻居间的善美关系建立起来，我们必须建立市镇秩序上面的形式秩序（Form-order），在善美有秩序的、有规则的秩序之中，自然容易形成善美的社会秩序。这个计划也很重要，不光是一个体型方面的秩序，而且还有一个社会因素的秩序（Social-order）。他认为近百年欧美许多大城市发生弊病，就是在社会经济发生突起变化时在发展中产生了错误，我们应该力求避免。
工业化迅速地发展，造成了欧美大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造成了拥挤、环境恶化和交通阻塞的弊病，所以欧美的城市规划采取疏散为基本对策。美国沙理宁（Eliel Saarinan）教授提出的“有机性疏散”主张，就是一个大城市分为若干个小城镇，或者叫作区域——不是我们的行政区，是一个一个的局部地方，每个区之间要安排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学校、图书馆、商店、饮食等游戏场所，各种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使它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城镇，有工作的地点，也有生活的地点，有受教育的地点，也有游戏的地点，还有绿地，使城市成为多个小城镇——区域的一个集合体。集合体是健康的，你这个城市也可以是健康的。后来这个主张用在了北京的都市规划。1950年梁思成和当时都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处长陈占祥共同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建议中梁思成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主张把北京建成一个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要限制工业的发展。他认为不要再搞很多的重工一个历史性的建议，不要搞很多的工业，工业不要都挤在一起。他曾经提出来一个主张，十个马力以上的工厂不准进北京城。这后来成为批评他的人的笑柄。
1949年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决定要进城了。进城以后，中央决定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所以当时梁思成根据首都应有的特点提出要限制工业的发展，他提出这个主张是很不容易的，在当时的大形势下当然很容易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当时请了一组苏联专家来做北京的规划，就提出作为无产阶级的首都，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所以要发展很多的工业。而梁思成的观点不同，当然他不是说不要发展工业，而是要有限制。他说过多的重工业、过多的人口会造成环境恶化的后果。后来的结果证明了梁思成的正确。现在如果刮西北风，北京就享受西面首都钢铁厂来的污染，如果刮东风，就享受东面化工区来的污染。
梁思成说的近百年欧美多数大城市发生的病症，我们应该力求避免。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来的意见，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他提出来要拓展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的地区，建立一个新中心，作为首都行政中心区域。这样就可以形成两个市中心，一个旧城，一个新城。建议在行政区以南广安门与复兴门之间一侧建立了一个商务区，但没有详细说。中国的城市规划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都没有商务区这个概念。曾有一批麻省理工学院师生到规划局来参观，看图以后提出中心商务区在哪里的问题，当时规划部门负责人介绍有王府井、西单和前门三个商业区。他们看了以后不理解，觉得太小。
我们所谓的商业区就是做零售的，是Shopping Center，不是商务区的概念。商务就是有很多的银行、公司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各种的机构，这叫商务区。所以梁思成当时提出一个商务区，这样实际上应当有三个中心区，梁思成的思想特点就是不是一个中心，而是有三个中心。这也是要疏散不要太集中的观点。这个建议的主张就是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为原则，从总体上安排，使旧城得到保护，使新的行政中心得到有秩序的发展，这是一个涉及影响全市区区域分配的原则和交通体系的首要问题。我们设想，把中央行政区、中央各个部委都放到一个地方，这就不需要我们因为中央部委到处分散而开车去找了。他们的工作区和生活区就在周围，也比较方便，对城市交通体系的安排有很好的作用。他说如何安排政府机关建筑的区域会影响全城计划的原则，所有的区域道路系统和体形外观，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居住、工作和交通。所以在计划开始的时候，政府中心地址问题必须最先决定，否则一切无由正确进行。这是涉及北京应该根据哪些问题来发展的问题，涉及北京发展的决策问题。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北京必须保护，为此应开拓新的区域。
梁思成说，北京是古都，即历史名城，许多旧的建筑已经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们的体形不但美丽，不容许毁伤，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次序和整体文物管理，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容许随意掺杂不和谐的形体，加以破坏。所以目前的政策必须确定，是否决意拓展新区域，以拓展新区域为原则，逐渐全面改善、疏散、调整、分配北京市，对文物环境加以应有的保护。
这就是采用有机疏散的学说来避免建设挤在旧城以内，使这个市区能够得到繁荣和平衡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央行政区提供了充足的用地，可以建设功能完善的行政工作区和生活区。这也为保护历史名城、全面改善和整治被破坏的地段和落后的市政实施，实现现代化改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建议还说明，这样规划是比较经济合理而又便利的，可以避免占用城市中心地区业已稀少的空地，避免新建筑挤在文物地段，损害其环境，还可以避免大量拆除民房，劳民伤财。这个建议安排了14平方公里，为集中建设政府机关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用地，为成立一个现代化行政效率的政治中心创造了必要的、良好的条件。在行政办公区，北侧和西侧安排了工作人员住宅区和预留地。计划按照“邻里单位”建造住宅。“邻里单位”是从英国借鉴来的，指完善的住宅区，相当于现在“小区”的概念。这样的布局无疑使工作人员方便工作，也可以避免一个大院里办公和住宅混杂之弊。
对于中央行政区的布置梁思成也提出了建议：不要模仿欧美19世纪以来产生的破坏交通干线的错误。他主张要保留中国都市结构的优美特征，建设中心线布局，使每一个单位有足够的空间，衬托东方艺术组织，这种空间部署最符合现代空间的比例，容易控制交通和停车问题。他主张行政区的建设要有阳光和绿地，还要控制建设用地和建筑的比例，容积率不能过高，容积率过高就是拥挤。如果建筑密度过大，土地负担过重，建筑师也难做良好的环境设计。他严格限制的主张，也是我们现在没有做到的。这样的做法有很多好处，旧城可以得到保护。北京的旧城作为中国的古都，是第一座历史名城，梁思成对历史名城的保护做了概述，他说北京城之所以以艺术文物而著名，就是因为它是原有计划的壮美城市，而到现在仍然很完整的保存着，北京的建筑形体，因为它的街道次序都有极大的艺术价值，非常完美，所以北京旧城区保留了中国古代规划，具有都市计划，传承完整艺术的事物，这个事物的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贵无比的。一些欧洲中世纪知名的大都市，—比如巴黎、莫斯科、伦敦在工业化突变的过程中，都把城墙、城堡拆毁了。把城墙和城堡到20世纪还完整的保留下来的中世纪大城市只有北京，是举世无双的国宝，也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梁思成提建议的时间是1950年，北京的城墙、城楼还基本完好的保存着。有位世界知名的美国的规划学者埃德蒙·培根（EdmundN.Bacon）在他的《城市的设计》一书讲，“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个作品，这座中国城市设计为皇帝的住所，意图标志出宇宙的中心。这个城市十分讲究我们今天所不关心的礼仪的程式和宗教信条，然而它的设计是这样的一个光辉，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所以多中心的总体布局为北京的旧城保护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也为机关提供了适当的位置和用地。中央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可以便利联系，还可以形成中央行政区宏伟的建筑群，做到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避免了两败俱伤。梁思成说崭新的全国政治中心的建筑群决不能放弃自己合理的安排次序，而去夹杂在原有文物布局和旧市中间，一方面损失旧城体形的和谐，或者侵占市内不易得到的文物风景区、大量的住宅和已有相当基础的商业区；另一方面也受到极不合理的限制，全部凌乱，没有中心。在旧城里面搞国家的行政中心，实际上也是很困难的。1950年初就在旧城里面建了几个部的办公楼，就是长安街的纺织部、煤炭部、外贸部，后来连续不断地在二里沟、三里河一直到六部炕建，再后来在长安街以南建，实际上还是在城外建，正是梁思成说的全部凌乱，没有中心，形不成像样的建筑群。
1980年国家经委有一段顺口溜，叫作“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国家经委办公地点分散在二里沟，还有三里河、六部炕、九号院，还有中南海，所以加在一起就是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办公地点太分散了，可见中央办公区建在旧城里是不好的，是行不通的。
梁思成还认为，城市规划的最高目标是使市民安居乐业，这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化不是建高楼，而是使市民安居乐业，使工作有效率，使生活得到舒适。如果按照他所说的，大学区附近有住宅，商务区附近也有住宅。很可惜，梁思成这个计划1950年没有得到接受，得到接受的是苏联专家的意思，因为莫斯科就是一个中心。没有得到接受有几个理由：一个是国家经济条件不好，所以不能接受；其次是城墙在，妨害城市的发展，妨害交通。其实这些理由是站不住的。说的经济条件不够，当时世界上新建首都有几个，华盛顿、新德里、巴西利亚。1789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1790年决定建华盛顿为首都。美国1790年是13个州不是现在的50多个州，人口一共400万，农业占90%，还没有城市化，当时它就能建一个首都。所以经济上不太能成为理由。当时限制旧城的发展，旧城当中62万平方公里，现在北京延伸到四、五百万平方公里，发展限制不了，所以这也不是理由。
再说是妨害交通，当时就有人提出城墙上可以开洞，汽车钻一个洞就可以过去。有人说不拆城楼汽车钻洞费汽油，可现在看起来立交桥比钻洞更费汽油。其实就是要拆城墙、拆城楼。当时计划好留下三栋，就是前门两栋和一座角楼。当时的市领导讲，叫以后的人看看，我们还有过城墙、城楼。还有德胜门的城楼，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几个月，要拆德胜门，建二环的立交桥。当时政协委员郑孝燮向陈云写了一个意见书，说这是明朝的文物，不应该为了修立交桥拆它。陈云马上就批准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到现场，看了以后要求修改设计，城楼要保留。
现在的德胜门当时就是这样保留下来的。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以后，我们建筑界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就是一念之差，把城墙、城楼看成限制现代化发展的东西，就把它拆了；认为它值得保留，稍微绕点路，就保留下来了。就是一念之差，其实就是一个不同的价值观问题。所以这个建议方案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不能实现的、只能在纸上画画的美丽图案，而是比较经济可行的。
说到经济，在旧城里头盖房子比较经济，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因为旧城里面有道路，有基础设施，有商店，还有旧城里面有空地。当时东长安街南侧的纺织部、煤炭部一直到东单这几栋大楼，在这几条空地上建当然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在旧城里建政府办公楼拆迁旧民房，挤占其他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比在城外空地新建要贵得多。所以苏联专家认为建新城贵的道理也是不通的，本来是经济可行、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现实的、合理的规划，是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的一个节奏。
梁思成也并不像有些人认为那样，是只知道保护古建筑的专家，他是一位对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有深刻研究，对北京的实际情况有深入了解，依照城市规划学的先进理论和他的远见卓识，为北京的现代化和历史城市的保护，做出历史贡献的城市规划学先驱。我们应当纪念他，学习他，继承这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