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些认识，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故实系于文化问题之解决。而文化问题解决的方法与途径唯在乡村建设。所谓乡村建设是以解决文化问题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其目的不止在文化本身，而是对社会、政治、经济诸问题的综合解决，是“从乡村开端倪，来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一个新社会制度”。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上以伦理本位为核心，以为伦理与职业、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是相互作用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单从“本位”之外的某一途径着手，而应当从“本位”入手，对整个社会组织构造进行重建，即“要从社会全盘关系作工夫”。因为，中国处于严重的文化失调状态，文化失调则民族文化生命力丧失，然文化生命是决定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根本。在中国这一农业社会里，乡村破坏乃是中国文化之本的动摇，因此社会组织构造的重建要从乡村建设入手，通过教育手段使中国文化之本得以巩固，从而使中国文化复活其自身生命力。
梁漱溟指出：“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是形著于社会礼俗，而不形著于国家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由社会演成的礼俗，靠此礼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我常说：人类的生活必是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又须靠有秩序，没有秩序则社会生活不能进行。……新组织构造，新礼俗，二者是一件东西。”这就是说，建设新社会组织构造或新礼俗是乡村建设的根本内容与任务。
《乡村建设理论》在论证乡村建设是中国出路的问题上，以文化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为思想武器，提出中国现状的改变只有走乡村建设的道路而不是其他的道路。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内部，帝国主义的入侵只是作为外在异己力量促使这一问题的尖锐化和复杂化，打倒帝国主义，只是短期的表面的问题，它可以通过武力来解决，然而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仍然是如何解决旧文化结构破坏后的新文化建设问题。近代社会发生了变迁，过去的“一治一乱”的治乱方法救不了中国，它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建构一个新的文化结构或新的社会制度。在面临外强包围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像苏联那样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通过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来建立新社会制度的路走不通；像日本那样通过自上而下的革新变法路子也失去了国际国内条件；像美国那样依靠地方自治的方法在中国也不可能。归纳言之，“建立国家权力的条件在中国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国权都建立不起。”中国的问题自有中国的解决办法，“假令中国社会将来开出一个新组织构造的路子来，一定不是从国家定一种制度所能成功的，而是从社会自己试探着走出来的，或者叫做一种教育家的社会运动，或也可说社会运动者走教育的路开出新构造。……中国将来的社会组织构造是礼俗而非法律。”
梁漱溟把乡村建设视为新礼俗建设，即教育家的社会运动或社会运动者走教育的路去开创新构造。“所谓新礼俗是什么？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完全沟通调和成一个事实，事实出现我们叫他新礼俗），不只是理论上的沟通，而要紧的是从根本上调和沟通成一个事实。此构通调和之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有了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新社会、新生活、新礼俗、新组织构造都是一回事，只是名词不同而已。”梁漱溟认为人类文化是共同的，它的共通性决定了中国新礼俗建设要糅合中西文化之长，只有这样才能大有益于中国社会向人类未来社会变迁的必然趋向发展，乃至在吸取中西文化之长之后，可以使中国文化超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乃至主导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梁漱溟指出：“中国的精神有两点长处：一是伦理，一是人生向上。”新的社会组织应当充分立足于中国精神的长处，“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生向上为目的，成为一种可名之为情谊化的组织或教学化的组织；因其关系是建筑在伦理情谊之上，其作用为教学相长。这样纯粹是一个理性组织，他充分发挥了人类的精神（理性），充分地容纳了西洋人的长处。西洋人的长处有四点：一是团体组织——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漫；二是团体中的份子对团体生活为有力的参加——此点矫正了我们被动的毛病；三是尊重个人——此点比较增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个人的人格；四是财产社会化——此点增进了社会关系。以上四点是西洋的长处，在我们的这个组织里边完全把它容纳了，毫无缺漏。所以我们说这个组织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梁漱溟把社会组织的重建归之为文化精神的重建，并且从人生态度和生活态度来涵定文化，从文化模式的建设来考虑教育问题。在他看来，改变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意欲趋归是教育的重要任务。既然近代中国已步入世界文化大体系，人们必须依靠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从事社会生活，则除了精神（理性）的培养之外，科学知识的传授对于改变人的生活能力与习惯是相当必要的。但是，在他看来生命是主体，知识技能只是为人所用的工具。人生行谊理性是生命价值之所关键，知识的获得是次要的，“有了内心生活的觉醒，则知识的搜求是容易的”。因此，他主张新礼俗的建设，乡村教育的着重点是人生行谊教育，激发人们向上欲求的人生态度，培养他们的团结力和社会责任感，以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的主体性，然后发达其知识技能。由于这种注重人的理性培养的教育被梁漱溟视为乡村教育的根本和新礼俗建没的基础，所以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把新道德伦理的教育放在首要地位，而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被轻忽或淡化了。
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教育的概念是十分宽泛的，它不是狭义的学校教育，而是作为社会改造的动力与手段，因此它往往可以与中国传统的“教化”一词相替代。所谓教化，乃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文化陶养，主要是指引导人们适应实际生产与生活方式能力的全面训练，即教导人们如何利用人类文化知识成果积极适应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实际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如何自觉自立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规范自己的行为，正确地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以致形成新的习俗，并通过新习俗的形成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政治制度。这些观点，从根本上没有超越中国儒家的礼教思想和政教合一的政治思想传统。
梁漱溟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从复兴农村入手，从那一段道理上就确定了现在我们的新机构是要从乡村开端倪，从乡村生长苗芽。”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前提条件是解决新组织构造问题，必须把人们组织起来，“这个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的建设”。教育是乡村建设的手段，社会教育必须与乡村建设合流，这是《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重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