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对古今中外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其作用，作多方面考察与比较，在坚持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自己来解决的原则下，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自民间的自觉组织而又集礼俗与教化为一体的“乡约”，最合乎乡村建设的要求；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乡约，形式上也是土生土长的，范围也适宜，精神上也保持了伦理本位，人生向上、志气提振等原则。但是，由于社会已发生变迁，加上乡约的消极因素也存在，所以必须只能取其乡约大意而加以合理改造与修补。他说：“新的组织，具体的说是什么样子呢？一句话就是，这个新组织即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更具体说来，就是“乡农学校”。“所谓乡农学校这个东西，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这个机关主要的是讲求进步，而同时我们即以乡农学校来表示乡约，表见我们的组织”，它把经济放在这种人生中，形成政治、经济、教育三位一体的特殊结构。乡农学校是乡约实施教育的组织，也是乡约精神体现，其组织结构为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学生）四个成分。他说：“我们的乡农学校所划的范围，是由一百五六十户至三四百户，在此范围内，先成立校董会。校董会中都是些领袖人物，再从校董中推出一个校长来主持教育的事情。教员可以从外边去聘请，聘请一个有知识，更明白的人来作教员。学生即本地农民（尤以成年农民为我们的主要学生，也可以说是从成年农民入手，而不止于成年农民，男女老幼皆在学生之列）。只有教员是外来的，其他三项都是本地人。范围如此划定，内容如此配置，则构成一种组织”。但是还不够，还“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解决问题”。这个“四有”之人，就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包括从外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梁漱溟以为知识分子与广大农民结合起来，是实现乡村文化建设和经济、政治建没的重要条件，因为这些人最具有现代社会生活与生产方面的知识，可以成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指导者。这一思想来自梁漱溟关于中国问题解决的动力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主张，也与当时整个乡村改造运动的普遍认识有关系。梁漱溟说：“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个要靠乡村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的人与他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上讲，这就是他所说的乡村建设即一种教育家的社会改造运动。事实上梁漱溟在思想理论上更多的是把乡村建设运动看成少数知识分子的新文化启蒙运动，而且这一运动必须与劳动者及劳动者的实际生产与生活联系起来，通过教育“启发他自觉而组织合作社，而形成自治团体”。所以，《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始终把人的改造和新伦理的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
《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梁漱溟对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关系的思想，在理论上是有深度的。他以乡村为中国文化之本的思想，以及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组织结构，培养新伦理，建设新礼俗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中国儒家以小农自然经济的家庭及亲子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为社会政治基础的思想，持有相当保守的态度，尽管他力图通过文化改造来实现社会的现代改造，注重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新知识灌输和新伦理建设，但毕竟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忽视了社会阶级及阶级斗争的存在，而且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的贫困、愚昧和落后是由于社会制度造成的，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也没有认识到农民所蕴藏的潜在革命力量，把希望寄托在少数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家身上，使农民没有成为社会主体去参加社会变革，所以《乡村建设理论》一书更多的是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轻忽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普遍性与必然性，最终为一种社会改良的思想主张。
《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学术价值是不可否认的。首先，《乡村建设理论》的乡村建设理论强调文化模式与教育模式的同一性，并从中国文化的特质、人与社会的文化本质问题出发，分析和探讨了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与解救方法，从文化社会学和教育对社会改造的观点阐述了乡村建设的基本原理，为中国文化改造和社会与教育的改造提供了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这对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其次，《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认识到中国问题必须从农村问题的解决入手，通过农业社会的改造而过渡到现代工业化的社会，而且必须依靠现代教育手段来开辟社会全面建设的道路，把重建人的主体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作为基础，唤醒民族觉悟，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力量，在中国处于激烈剧变被人欺侮和宰割的逆境中，使广大乡村自由、散漫、无力、愚昧、贫困的农民联合起来组织合作社，组织新团体，并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形成民族内聚力，振作精神，建设乡村，改造社会，实行民族自救等等，应当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从乡村建设问题着手深入探讨了中国教育的功能、性质以及特殊性问题，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有关乡村教育的理沦，它对于中国教育理论的建设和对于当时乡村教育运动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梁漱溟的创造思想
梁漱溟是从生命、生活、人生角度来谈创造的。他的主要观点是：生命即生活即创造；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创造有广义狭义、成己成物、外面内里等区分；教育就是帮助人创造；当今时代需要我们来创造。
梁漱溟认为，生、活、生命、生活等概念实质上“纯然是一回事”，只是字样不同，意思就是指“向上创造”。“向上创造就是灵活奋进，细分析之可有两点：一是向上翻高，二是往广阔里开展”。他认为“生命”（或生物）自开头起就是这么一回事，一直到现在的人类，仍是这么一回事。生物进化史、人类文化史，处处都表明这向上与扩大。以及现在我们要好的心、奔赴理想的精神，还无非是这回事。”
梁漱溟认为，人生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是一大生命，从古到今不断创造，花样翻新造成千奇百样的大世界。这是从生物进化史到人类文化史一直演下来没有停的。但到现在代表宇宙大生命表现其创造福神的却只有人类，其余动植物界已经成了刻板的文章，不能前进。”“其能代表这大生命活泼创造之势，而不断向上翻新者，现在唯有人类。故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他认为，人类的创造表现在其生活上、文化上不断的进步。文化是人工的、人造的，不是自然的、本来的。“是人运用他的心思来改造自然供其应用。而人群之间关系组织亦随有迁进。前一代传于后一代，后一代却每有新发明，不必照旧。前后积累，遂有今天政治经济文物制度之盛。今后还有我们不及见不及知的新文化新生活。”
梁漱溟认为人具有创造性是因为人的生命中具有智慧。智慧就是生下来一无所能，而后竞无所不能的那副聪明才智。换句话说，就是能创造的那副才智。他认为除了人类之外，现在别的生命不再具有创造能力了，人类是唯一的创造者，因而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
梁漱溟把创造进行了广义狭义、成己成物和内里外面的划分，这种划分对理论思维和人生实践都是很有启示的。
梁漱溟认为，是不是创造要看是否用了心思，用了心思便是创造。“严格地讲，人类的生活，一言一动，一颦一笑，都不能不说是创造。但我们普通说话，言及创造，必特指其超出寻常，前所未有者，有重大价值者。”这样，以心思和价值为标推，区分了广义的创造与狭义的创造。
梁漱溟进一步区分狭义的创造，把它区分为成己与成物两种创造：“成己就是在个体生命上的成就，例如才艺德性等；成物就是对于社会或文化上的贡献，例如一种新发明或功业等。”
更进一步，梁漱溟看到，“任何一个创造，大概都是两面的：一面属于成己，一面属于成物。”他举例说，一个艺术家在音乐美术上有好的成功，从他自己天才开展锻炼一面说算是成己，从他给社会和文化的贡献一面说算是成物；再如德性，也不光是个体生命的一种成功，它对于社会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贡献也很大。所以他又把创造分为外面的创造和内里的创造。“一切表现于外者都属于成物，只有那自己生命上日进于开大通透，刚劲稳实，深细敏活，而映现无数无尽之理致者，为成己。”“人类文化一天一天向上翻新进步无已，自然是靠外面的创造；然而为外面创造之根本的，却还是个体生命；那么，又是内里的创造要紧了。”
梁漱溟认为，教育的工夫用在许多个体生命上，求其内在的进益开展，而收效于外。无论为个人计，或为社会打算，教育的贵重应当重于一切。可惜人类直至于今，仍然忽视创造，亦就不看重教育（还有许多不合教育的教育），人类生命的长处全按压抑而不得发挥表现。
梁漱溟认为，真正的教育使人类努力创造、团结向上，从而向理想的社会迈进。“我们理想的社会：第一，人与人没有生存竞争，而人与人合起来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第二，社会帮助人生向上，一切合于教育意义，形成一个完全教育化的环境，启人向学之诚，而萃力于创造自己；其结果，亦就是学术发明文化进步，而收效于社会。这样，才合于‘人生在创造’那意义。”
梁漱溟认为，当时的人们实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就整个人类来说，是处在一个人类历史空前大转变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文化需要大改造的时代。“现在不单是中国，即世界其他各国，关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会都是在思想分歧冲突里面……问题既多，思想又复杂，恰是一个极混乱的时期。……生当今世，自一面言之，几乎人人无所适从，易陷于苦闷，易落于被牺牲。自另一面言之，实为对人类一个好试验；试验人能否在困扰中站立得稳，能否发挥人之创造力，刺激人之生命，使其活泼而有力量。”“而就中国一国来说，几千年的老文化，传到近百年来，因为西洋文化入侵让我们几千年的老文化不得不改造。我们不能象其他时代的人那样，可以不用心思。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亟待改造。因为要改造，所以非用心思不可，也可以说非用心思去创造不可。”
梁漱溟的创造志向是宏伟的：“我们要用心思替民族并替人类开出一个前途，创造一个新文化。这一伟大的创造，是联合全国人共同来创造，不是各个人的小创造，是要联合全世界人共同来创造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