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权势，主张禁毒和支持华侨种稻。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提到：“南洋殖民地马来亚，对禁绝鸦片事无意实行，仍旧公卖，每年获利千余万元，概系我华侨之脂膏。”“1928年欧洲国际联盟会，特派与鸦片利益无关三国，每国一位计三位代表，来马来亚调查究竟是英政府贪此利权，抑是华侨必需品。”新加坡殖民政府居心不良，妄图歪曲真相，混淆视听，向烟民散布吸烟有益无害的谬论。政府官员甚至事先派人告知陈嘉庚，请其在欢迎国际联盟宴会上“切勿提起鸦片事”。陈嘉庚认为在马来亚禁与不禁鸦片，关系华侨利益甚大，在欢迎宴会上，他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看法。他说：“南洋华侨受鸦片残害，而尤以马来亚为甚。”他“阐明指证”后即代表广大华侨强烈“要求国际联盟会诸代表以人道主义劝英政府早日实行禁绝，则无异美国林肯总统解放黑奴之功德云云”。事后，鸦片流毒虽未禁绝，但政府公卖已逐年缩减。陈嘉庚在公开场合不畏权势，言辞中肯有力，为维护华侨切身利益积下功德。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发生，马来亚亦深受其害。当时情况正如陈嘉庚所言：“民国二十几年不景气流行，男女失业日众，尤以华侨劳动界为最。当地政府为土人设想，改良水利，资助种稻，提倡粮食自足，竭力劝勉鼓励。然土人性怠志短，无甚效果。”当时，新加坡政府机构中设有“华人政务司”，下设“华人参事局”，陈嘉庚亦曾被选委为参事局员数年。他即以参事局员身份仗义执言，为华侨利益据理力争。他说：“当不景气之秋，土人既获水田权利，而华人则不能。然华人在马来亚占一半人口，欲图马来亚粮食自足，非华侨共同努力难达目的，余故提议请一视同仁。”但后来虽“蒙赞成通过，由华民政务司向上官要求，结果无效，余即辞退该局职务”。不搞种族歧视，这是国际公认的行为准则。当年，马来亚殖民政府歧视排斥华侨，致使陈嘉庚的正确主张未被采纳实施，影响华侨生计甚大，令人遗憾。但陈嘉庚坚持正义，大胆直言，其爱侨护侨之诚心，已为侨众所明察。
领导华侨，为抗战救国作出贡献。“七七事变”，全国震惊。侨居新加坡的陈嘉庚认为，日寇得寸进尺，步步进逼，这是祖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国人必须奋起抗战，华侨必须全力支援，否则祖国前途和命运堪忧！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全面抗战；15日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进一步建议国共两党立即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并提出“发动民族抗战，收复失地，争取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三项主张。同年8月15日，陈嘉庚被推举为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主席，办事处设在恬和轩俱乐部。陈嘉庚当即在会上宣布：“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而持久。”捐款分特别捐和常月捐两种。他以身作则，带头认常月捐，每月2000元（坡币），至战争结束时止。大会还决定在当年年底前全马要募捐1000万元（坡币），其中新加坡占300万元（坡币）。
陈嘉庚认为，祖国抗战，出钱出力是华侨应尽的责任，如果连这点也做不到，那何以对得起祖国同胞？为此，他在新加坡恬和轩俱乐部办公处日夜坐镇指挥，掌握情况，解决问题，有时也深入各处，现场指导。随着抗战逐步深入，南洋各地华侨认为筹赈工作必须统一筹划，统一领导，为此各地侨领又推举陈嘉庚为南侨总会主席，办事处仍设在新加坡恬和轩。从此，陈嘉庚领导全南洋华侨，竭尽全力，募捐筹款，支援抗战。由于陈嘉庚的杰出领导和辛勤工作，各地侨领和华侨热情支持配合，南侨总会成绩显赫。其中，成效之一是南洋各地华侨，不分地域帮派，不分信仰和阶层，也不分男女老少，都自觉地团结在支援祖国抗战旗帜下，从而实现了南侨史上空前的爱国大团结；成效之二是以南洋为主的海外华侨捐款及汇款数额巨大。从1938年至1940年三年总计不下30亿元。仅1939年即达11亿元，约占当年国内抗战军费总开支18亿元的2/3。陈嘉庚认为，“战争之国最需要者有人力与金钱两项”，因此，如果没有海外华侨这些金额巨大而又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援，祖国要坚持长期抗战，势必更加困难。
此外，抗战期间，陈嘉庚还以大无畏精神，公开揭露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罪行，给重庆投降派以沉重打击。接着，他又千里迢迢组团回国慰劳考察，力劝国共两党领导人，以大局为重，团结抗敌，不要摩擦，不要“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一切分歧待抗战胜利后再解决。陈嘉庚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既为广大华侨做出表率，又为捍卫华侨靠山做出杰出贡献，其丰功伟绩理当永载史册。
创办学校
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陈嘉庚决计回国兴办实业和学校。1912年，他从新加坡回到家乡，劝告集美陈姓各房停办私塾，联合筹办集美小学。第二年春天，小学正式开学，命名为集美两等小学。这是他在国内办学的开始。
小学虽然办起来了，但聘请教师十分不容易。陈嘉庚亲自到福州参观了省立师范学堂，看到那里每年只收学生几十名，而且多半是官僚豪绅子弟。闽南学生因路途遥远，难得有入学的机会。他认为要解决师资问题，必须设立师范学校和其他中等学校。1918年3月，他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开学了，收师范生三班，中学生二班，附设男女小学，同时成立幼稚园。中学生只交膳费，免交学宿费；师范生各费全免。为供应经费，1919年，他把所有的不动产橡胶园7000英亩和店屋货栈地皮面积150万平方米定为集美学校基金。1919年至1921年，继续创办水产航海、商业等职业学校。1925年到1932年间增办了农林学校、国学专科、幼稚师范、乡村师范等学校（后来进行了一些合并）。此外，还设立科学馆、图书馆、农林试验场、医院等等，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学校区，号称“集美学村”。
师范、商业等学校办起来之后，校长和大多数教师都要从外省聘来，于是又产生了中学师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为了替祖国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材，陈嘉庚又立了创办大学的宏愿。当时我国，尤其是福建，高等教育是异常落后的。这一时期，陈嘉庚的企业发展顺利，盈利有所增加，他表示要把这些盈利除留一部分扩大资本外，“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1919年，他又从新加坡回到厦门，积极筹办厦门大学。这时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在眉睫，吾人若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我“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拟“创办大学校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民心未死，国脉尚存，四万万人民的中华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再一次表明了他的热心办学是和强烈的爱国思想分不开的。在发起人会议上，他当场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年付款总数达300万元。1920年，他邀请蔡元培、郭秉文、余日章、黄炎培、叶采真、邓萃英等人在上海开筹备委员会，举邓萃英为校长。1921年3月，设立“师范”、“商学”两部，在厦门及南洋各埠招收新生98名；4月6日，厦门大学暂借集美学校开学。次年2月，厦大由集美迁到新校址上课。不久就发展成为设有文、理、法、商、教育等五个学院的各方面都相当完备的闽南最高学府。
此外，在闽南各地，陈嘉庚通过集美学校的教育推广部，从1924年到1932年，倡办和补助了两所中学和七十多所小学。这些小学都是当时比较完善的学校，在当地起了一定的模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