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生涯
随父经商，经受锻炼。陈嘉庚父亲陈杞柏，早年赴新加坡经商。他先做大米生意，货源从越、泰、缅采集转销于新马各地，后又经营小型菠萝罐头厂、菠萝园和房地产等业务。1899年，其资产已达30余万元，在商场上亦稍有地位。可惜，后来杞柏因“染上洋烟”，放松企业管理，人心离散，致使企业由盛而衰。
1890年秋，陈嘉庚应父函召到新加坡之前，在家乡集美念过几年私塾，识字不多，做事勤勉。耳闻目睹旧社会种种弊端及积弱贫困等现状，他感触殊深。出洋后，在父营米店“顺安”号协助族叔经管文书及银钱货账。族叔时而回梓，米店业务由其暂代。陈嘉庚从父经商期间，公忠职守，廉洁自律，刻苦学习，勤劳操作，代理经理两年，“顺安”米店得利六千元，初步显示出其经商才能和为人品德。
1899年冬，陈嘉庚第三次回国，葬母守孝三年。返新后，情况大变——父亲满面愁容不语不言，族叔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企业濒临绝境。尽管陈嘉庚力挽狂澜，苦心支撑，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1904年初，陈家产业只好宣告倒闭。
家道中落陈嘉庚感慨万千。他说：“家君一生数十年艰难辛苦，而结果竟遭此不幸，余是以抱恨无穷，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
家道中落，更使陈嘉庚深切体会到：如果当家不管事、不管人、不理财，等于没当家，企业必败无疑。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陈嘉庚随父经商14年，初尝人生甜酸苦辣，经受了锻炼，教训深刻。
重起炉灶，经营菠萝。企业倒闭，陈嘉庚没有气馁，决心重起炉灶大干一番。1904年春，他首先看中菠萝罐头。菠萝为星洲特产，质地优良，采购方便，制成罐头可远销欧美，而且生产周期短，原料可赊购，费资较少，有利可图。他便当机立断，从速从简，投资七千元，利用简易厂房和旧机器设备，赶在夏天菠萝旺季前投产，同时还合法接办一家菠罐厂，经营伊始，产销业务就搞得红红火火。
当年在星洲，菠罐厂及经营此业的洋行有二十来家，竞争异常激烈。而摸清行情，见机行事，是竞争成败的关键。精明机智的陈嘉庚了解到，各种罐头包装总共几十种，条、方、枚装产品虽系大宗，但产者众，利润薄；杂装产品虽非大宗，工艺难度大，却无人生产，因而利厚。陈嘉庚知难而进，将杂装产品全包，独得其利。接着陈嘉庚又发现，同业者对菠罐生产，多按季核算成本，盈亏季末方晓，漏洞甚多。他却实行当日采购、当日生产、当日核算，不许混杂，生产过程中严禁浪费，厉行节约，每日从清晨到午后，他必到厂视察。当年年终结账，获利6万，开张吉利，人心安定。
重操米业，试种橡胶。陈嘉庚独立经营，初战告捷，颇受鼓舞，决心再接再厉，多方拓展业务：扩大菠罐厂厂房，增添设备，以低价购进半闲置空芭地500英亩种植菠萝，两年后可产菠萝罐头两万余箱。这个园是当时当地最大的菠萝园，名曰：福山园。
投资2万元开设一家米店，当年得利8000元。又以4万元入股投资一家熟米厂。熟米能治脚气病，向来为华侨和印人所喜爱。经销印度，利厚。投资入股后适逢熟米涨价，当年得利10万元。
远征曼谷，一举多得。1911年春，陈嘉庚前往曼谷办理业务。获悉北柳港盛产菠萝，当地无人制罐，便设厂制造，兼采稻谷。他在曼谷期间，还参观一家华侨经营的制米厂，发现其晒谷埕上装有可以自动进退的活动屋盖，晴天可打开，雨天及夜晚可盖密。埕边且铺设有轻轨铁路，来回运输异常方便。陈嘉庚返新后马上拨款仿制，既节约大量劳力，又提高了工效，更避免了种种浪费，一举多得，十分高兴。
试种橡胶，尝到甜头。1906年，南洋橡胶尚属稀物。某日，陈嘉庚获悉种胶可获厚利信息，便立即买来稀有的18万粒胶种，在福山园与菠萝间作，接着又在该园附近以低价置地扩种橡胶。翌年，正当陈嘉庚对胶业满怀希望之时，却连遭两大不幸：一是父亲谢世；二是熟米厂失火，损失不小，严重影响资金周转。陈嘉庚不得已先将橡胶园抵押，待渡过难关后再另辟两处胶园，并充分利用新胶园土地，既种橡胶又套种木茨和菠萝。功夫不负有心人，数年后仅橡胶园一项即盈利25万元，获利金额为各业之冠。
1904-1911年，是陈嘉庚独立创业的头七年。他在经营中兢兢业业，胆大心细。在此期间，他不仅能重信义偿还父债，同时还赢得“菠萝苏丹”的美称，而且还初步摸索出种植橡胶的经验，且已拥有四家菠萝厂、两家米厂（店）、两处橡胶园，累计获利45万元。当年在新加坡能如此赢利，已称得上是有一定实力的华侨实业家。陈嘉庚身在南洋，心系祖国，此时已决意在集美兴学，以图报国。
抓住时机，发展航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船只紧张，运输困难。陈嘉庚经营米业均需借助海洋运输，只得先租船两艘，分别来往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经营数月，颇为顺利。又租两艘，兼运英政府所需木片往波斯湾。后租船到期，便决定以70万元低价购旧货轮两艘（均为三千吨以上），自用兼外租。“一战”四年间仅船业一项收入就达160万元，获利甚丰。1918年，两轮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舰艇击沉，损失惨重。幸好两船事先均已投保，共得赔款130万元，扣除本金尚得60万元。只是船业从此中断，不能再以航运谋利，殊为可惜。
“一战”期间，陈嘉庚除大胆涉足航运外，继续经营米业，菠萝业则让出，营业重点逐步向橡胶业转移。至1918年，已拥有橡胶园三处，面积达5000英亩，橡胶厂三家，资产总值达400万元。这时，陈嘉庚在新加坡已成为崭露头角的华侨大实业家了。
主攻橡胶，再创辉煌。1919年，陈嘉庚回国筹办厦门大学，企业交其胞弟敬贤等人代理。1922年他返新后，眼见市场出现新的竞争形势，又立即采取下列强化橡胶经营措施：以低价买进马来亚各埠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的胶厂九家。连同原自有一家，加以改造充实，每月可产胶布三万余担，一年得利100多万元。
扩大橡胶园。在新马等地再开辟新胶园，面积增至15000英亩，成为南洋华侨大橡胶园主之一。
发展胶品制造厂。大量生产各种车胎、胶靴鞋、卫生用品、日用品等橡胶制品，还创出闻名遐迩的名牌产品“钟标”陈嘉庚胶鞋。其时连同制胶厂在内，大小工厂已达三十余间，公司员工达三万余人。
遍设经销处，实行自销为主，请人代理为辅。经销处及代理商遍及世界五大洲，一百多处。
上述措施实施后，公司利润直线上升。1925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年利近800万元，资产总值1200万元。至此，陈嘉庚不仅在新加坡，在南洋也算得上一位实力雄厚的华侨大实业家了。
连遭重创，企业收盘。古人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经济逐步复苏，列强对东方殖民地经济争夺更加剧烈。西方财团看到市场橡胶制品利厚，便竞相投资设厂制造。1926年胶品供过于求，胶价猛跌。新马市场自春至冬，生胶每担从180元跌至90元。东邻日本大力推行“南进政策”，采取税收优惠和出口津贴等国家手段，制造廉价胶品，在东南亚市场压价倾销。在诸多列强财团联合排挤打击下，陈嘉庚所属公司深受其害，而又势单力薄，难以抗衡，经营遂一落千丈。1926年年度总决算，企业不仅无利，而且亏损30余万元。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激起国人及侨胞公愤。陈嘉庚领头筹款救济受难同胞，他创办的《南洋商报》也极力宣传抵制日货。日商及奸商怀恨在心，串通一气，放火烧毁陈嘉庚最大的胶品厂，损失惨重。经过接二连三的折腾，陈嘉庚资产损失过半，元气大伤。
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市场一片混乱。1931年，新加坡生胶每担跌至破天荒的七八元，胶鞋每双从一元多跌至二角，尚且无人问津。面对如此凶猛的经济危机，陈嘉庚企业连年大亏，有人劝其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陈嘉庚斩钉截铁地表示：“不，我的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关门。”因此，他多方筹措经费，包括变卖部分校产、举债，甚至出卖大厦，以维持集美、厦大经费。此时，陈嘉庚负债金额已大大超过其资产总额，被迫接受当地银行集团建议，将其独资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至此，陈嘉庚大权旁落，失去企业自主权。虽然稍后企业一度似乎又有新转机，但殖民地当局又规定产品只许由一家英商专卖，不许自由经营。陈嘉庚虽竭力反对却无效。英国财团仗势欺人甚至公开狂言：“我英国人之利权不容他国人染指。”陈嘉庚眼看经营前途无望，不愿俯仰由人，毅然于1934年初决定将企业收盘。
爱侨护侨
大兴实业，为华侨就业造就机会。陈嘉庚在南洋独立经营实业，历时30年。他经营过的行业，有工业、商业、种植业、海运业和报业。鼎盛时期拥有橡胶园15000英亩，工厂三十余家，销售网点一百多处，遍及世界五大洲，共计总资产达1200万元（坡币），所经营产品以橡胶及胶制品为大宗，行销海内外，获“橡胶大王”的美称。
当年的马来亚是英国殖民地，实施严酷的殖民统治。华侨要在那儿生存已经很不容易，要发展就更难。然而，为什么陈嘉庚不仅能在那儿站稳脚跟，而且在短短20年内，使自己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壮大？其奥秘是：一靠新加坡的天时地利，二靠陈嘉庚的经营才华和魄力。1904-1925年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列强正忙于在欧洲争夺霸权，无暇东顾，在客观上为国际大都会的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加上而立之年的陈嘉庚，已经历多年在海外经商实践磨炼，目光远、市场熟、人缘好、渠道通、信息灵、胆子大。在海外市场经济大潮的激烈竞争中，当机立断，处处胜人一筹，因而迅速登上经营高峰。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著名侨领高德根，对陈嘉庚的成功经营高度评价说：“陈嘉庚壮岁南来，到古稀之龄才离开本邦，他一生中最有为的时期都在本邦度过。他在本邦建立他的事业，种植树胶、黄梨，开办工厂，成为本邦历史上第一位大实业家，即最早与最伟大的工业开拓者与先驱。当他事业全盛时期，他的各种企业机构所雇佣的职工超过万人，其规模之庞大，直到现在还没有第二人能和他比拟，他是东南亚千百万华人中最富传奇性的一位伟大人物……陈先生创业的魄力与眼光，不但使他个人事业成功，得以发挥其博爱人群的伟大怀抱，而且更大大地促进了本邦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物质生活从来就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海外赤子亦不例外。世代华侨远离祖国和家乡，长期漂泊海外，只有当生存（温饱和立足）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论及其他。陈嘉庚所办实业，行业繁多，规模庞大，所需劳力甚众，最多时达三万人左右，所聘用员工多系华侨，这就为广大华侨造就了许多就业机会。华侨就业后，既积极为陈嘉庚公司生产和销售商品，创造财富，创造剩余价值，也为自己挣了一份工资收入，借以维持个人生活及补贴家用，因而使众多华侨深受其益。
此外，华侨在陈嘉庚公司就业后，还可学到一门以上生产技术或营销业务，特别是种胶和炼胶。当年，这类工种属高新技术范畴，熟练掌握它，不仅有利于现有岗位操作，而且有助于今后再就业。和许多有成就的华侨华人实业家一样，陈嘉庚在海外经营的成功，既促进了当地民族经济的繁荣，又为广大华侨的生存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大办侨校为华侨上学创造条件。辛亥革命前，东南亚的华文学校教育几乎是空白，虽有少数私塾，但只讲孔孟之道；虽有一些英语学校，其性质属殖民主义类型，目的是为巩固殖民统治。为此，许多华侨虽身为炎黄子孙，却不懂中国的灿烂文化，不知道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辛亥革命一声炮响，进一步唤醒和激励了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有的华侨开始送子弟回国上学或深造，但由于种种原因，能如愿以偿者毕竟寥寥。有鉴于此，陈嘉庚在着力经营实业的同时，为了使华侨不忘祖国和家乡，在新加坡集资创办或支持赞助各类华文小学、中学及专业学校。
陈嘉庚办事一向认真负责，不办则已，办就办好。兴办侨校更是如此。如新加坡道南学校，原名为道南学堂，创办于1906年，1910年起，陈嘉庚任该校总理（董事长），任职期间即对校务实行改革刷新，注重选聘优秀中文教师，坚持以普通话代替方言教学。由于陈嘉庚办学有方，华侨热心支持，教师认真执教，加上学校经费充足，办学成绩显著，学风优良，校誉日隆。后来虽受日寇南侵破坏的严重影响，但战后迅速复课，秩序井然，师生人数激增，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学校由初创时师生仅百余人，到20世纪60年代初，扩至1300余人，实行两部制（分上下午教学）。该校历史悠久，毕业生众多，社会影响深远，是新加坡华文学校中的佼佼者。
又如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该校经陈嘉庚多年筹备，于1919年创办。学校最初只有70多名学生、10名教师。到20世纪70年代，已拥有学生2000多名，教师100多名。校园宽阔，校舍富丽堂皇，各种教学设备齐全。不仅在新加坡，而且在东南亚华侨学校中，均堪称一流。
可以这样说，凡是由陈嘉庚创办或赞助支持过的华侨中小学校，虽各具特色，但不乏共同之处。其共同点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或升学，或服务于社会，很多都成了社会骨干和中坚人物，对侨居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华侨社会的进步，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陈嘉庚在新加坡兴办侨校，完全摒弃不合时宜的传统的地域或帮派观念，主张“有教无类”、“五湖四海皆兄弟”。对贫苦生、师范生、专业生及女学生，更多方鼓励或优待。由于陈嘉庚的大力提倡和广大华侨的觉醒，南洋各地华侨办学蔚然成风，华侨学校有如雨后春笋，不断设立。截至1937年抗战前夕，南洋侨校已多达3000多所，学生达40余万人。各地侨校经费概由华侨自筹自决，教师或从国内聘请，或从当地师范毕业生吸收，教材普遍采用或参考国内课本，教学语言以普通话为主。华侨教育在南洋各地的普及和发展，对广泛传播中华悠久文化、提高华侨科学文化水平、促进华侨社会团结和当地民族友好相处、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嘉庚在新加坡，既热心办学，又热心办报。1923年，他创办了一份影响很大的《南洋商报》，1946年又创办了战斗性极强的《南侨日报》。这两份华文报纸，对提高华侨文化素养和政治认识，以及维护华侨正当权益，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等方面，都是其他华文报纸难以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