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康有为义无反顾地向穷途末路的封建势力发起了进攻。他创办学堂，传播变法图强思想，为维新运动培养干部骨干；他多次冒死上书光绪，呼吁治定国是，立即变法；他办报纸、组学会，为了变法维新事业，不惜流亡国外16年。
康有为把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作为进行维新运动、拯救中国的手段。他感到，在一个民智未开、人才奇缺的国家，要从事维新变法，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要伴随一场大的文化教育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故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1890年春，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居住在祖传老屋“云衢书屋”，开始了传道授业的生活。
康有为办学的招生举行的是面试，他同应试者进行严肃认真的谈话，主动向应试者介绍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猛烈抨击汉学、宋学和八股训诂词章，指责教育界的积弊，宣传孔子改制等一套新说。凡能接受他这惊世骇俗之论的，即予录取。在康有为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思想，忠于他的学说和事业的门生。
康有为的开门弟子是陈千秋。陈千秋十分仰慕康有为敢于冒死上书皇帝，请求变法的大无畏精神，故特登门求教。经陈千秋的介绍，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当时梁启超的身份比康有为高，与生活坎坷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真可谓是春风得意。8岁学诗文，12岁补博士弟子员，成为少年秀才，17岁中举。但他在听了康有为的独到见解后，毅然决定放弃举人之尊。
也许正因为梁启超有如此务实的胆魄，才使他在历史上成了与康有为齐名的伟人。梁启超记下了他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不少有志青年如徐勤等闻风而至，学生人数骤增至20余人，云衢书屋显然无法容纳了。1891年春，康有为便将学堂迁入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4路长兴里3号）。长兴学会，这个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第一个摇篮就这样诞生了。在这里，年方34岁的康有为“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
1893年冬，办学规模的扩大，学堂又迁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康有为正式给学堂命名为万木草堂，其意以树人如树木，寓培植万木，为国栋梁之意。万木草堂的建立，标志着康有为教育救国的实践进入了新时期。此时康有为名声鹊起，从游者岁增，动至数百人”。全盛时，万木草堂是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康有为特别重精神、贵德育。《长兴学记》中，康有为要求学生要有“四耻”，即“一耻无志”，“二耻循俗”，“三耻鄙吝”，“四耻儒弱”。“若有四者，不能学道，愿深耻之”。康有为经常鼓励学生，要仿效勇于献身国家富强的先辈，培养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责任感。据梁启超回忆，康有为“每语及国事机理，民生憔悴，外海凭陵，辄慷慨欷嘘，感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学生们从康有为身上，直接学到了济世救民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
智育方面，康有为主张以孔学为中心，认为“百家皆孔子之学”，“诸教皆不能出孔学之外”。“必知孔子改制《六经》，而后知孔子之道”。同时，康有为也很强调经世致用，课程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和群学。康有为希望通过中外历史的分析总结，以作为维新变法的参考。康有为还很重视西学，他要求学生学习泰西哲学，万国史学，研究万国政治，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其自然科学。康有为规定，他的学生要读西洋译述百数种，以此来打开学生的眼界，架起向西方学习的桥梁，从而为国内的维新变法服务。
教育理论的革新
19世纪末的中国，是存亡危急之秋，清王朝的腐败有目共睹，任谁处在这个时代，温和的便主张改良维新，激烈的便会要求革命。前者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他是改良运动的维新人物，他处在那个时代，自认为要担负起一个迫切的任务，必须打开主政者的眼界，给他们灌输维新变法的思想。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中，变科举、废八股，兴学校、育人才，派游学、译西书，倡平等、重女教等方面占重要地位。康有为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人才的多寡和教育的得失。他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强调教育在改造社会方面的作用。他指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原因“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他要求仿照日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中国的文化教育。
1.变科举、废八股。在科举统治教育的封建时代，提出变科举、废八股，是对封建教育的否定。1898年他上书皇帝，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抨击八股取士流弊，要求立即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他面见光绪时力陈八股之害。他说“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士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改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至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他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这样就可以求得各种人才。以后，多设学校，教以科学，等到学校之风已开，就可以慢慢废除科举了。他把变科举、废八股作为立国育才的大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青年从“唯事八股，只读‘四书’”的囹圄中解放出来，把精力用在学习、研究科学知识、政治理论中去，为国家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2.兴学校，从婴幼儿抓起。康有为一方面积极要求变科举，一方面又积极提倡办学校。他把变科举比作治病时“以吐下而去其宿疴”，把兴学校比作“宜急补养以培其中气”。他要求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新式学校；他提议把书院、祠庙改为学校，把庙产变为办学经费，并鼓励乡绅捐款办学。在1898年的《请开学校折》中，他提出关于学校体系的设想：乡立小学，儿童7岁入学；县立中学，儿童14岁入学；省府立专门高等或大学，凡中学、专门学毕业者可升入大学；在京师设一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康有为设想的学校体系，实际上是希望在中国实施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
3.派游学、译西书。康有为在1898年5月的《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力陈派游学、译西书的重要性。要求清朝统治者效法日、俄的办法，“亟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他建议在京师成立译书局，主管翻译工作，各省也可成立译书局。除去由国家聘请翻译人员外，私人也可译书，合格者予以奖励。他认为仅靠翻译外国书籍还不可能全面了解外国情况，更不可能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学习和研究离不开实验和实习，没有先进设备，不实际操作是很难掌握的。他建议，大县3人，中县2人，小县1人，全国大约可派出3000人去游学。除去国家派游学外，也应该鼓励私人游学。康有为的派游学、译西书的主张，对变法维新、发展我国的资本主义有积极作用，对以后留学制度的建立也有影响。
4.倡平等、重女教。康有为主张男女平等。他针对封建制度下男女不平等，妇女受压迫的现实，大声疾呼给妇女以平等自由，请求清帝下令铲除缠足陋习，保护妇女健康，违者重罚其父母。在他理想的大同世界里，“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以情好相合”，女子一切与男子无异。在教育上不分男女，女子学习以后也同男子一样工作。凡妇女学有成就，可以为官、为师。用人的标准但问才能，不应有任何限制。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封建礼教严重束缚妇女的中国，上述思想极为可贵。
学前教育论
康有为首先论述了胎教的重要性。他指出“生人之本，皆在胚胎，人道之始，万化之原也”，必须“教之于未成形质之前”，才能“正生人之本，厚人道貌岸然之原”，从而使人能成为“至善”之人。因此，胎教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人一生教育的成效。他说：“胎教既误，施教无从”。同时，康有为不但将胎教视为教育最基本的一环，还肯定了胎教是“人种改良之计”，这种优生学观点是很有远见的。
其次，为了实施胎教，康有为对专为孕妇设立的人本院的环境、建筑、设备、医疗、卫生、保健、教育、服务等方面提出了40多条要求。他十分强调外感影响的作用，认为人脑“一有所感于外物，终生受之而不忘，迂事逢时，萌芽发扬”。同时他指出“胎孕多感地气”，把一个人的面相、性格、肤色以至人口出生的多寡都归之于受不同地区、不等地势以及不同气候的外界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康有为认为山谷崎岖阻之地，生人多瘿瘤突额，性情褊狭，热带黑人不仅其貌不扬：黑面银牙、尖腮斜面、脑后颐前，且皮肤黑黄，汗出太多聪明亦减。因此他主张胎教之地一定要选择温冷带间，平原广野，水泉环绕之地。这里康有为能够注意到环境对胎教的影响，应当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保证胎教的正确实施，康有为还要求孕妇入院后，一切衣食住行都应由医生安排、照顾，有专门的女傅为其讲课，使孕妇学习“人类公理”、“育儿之法”等知识，还要为孕妇选取所看之画、所读之书，注意交往的人，使乐音不绝于耳。即一切以能使胎儿得到良好的生长发育为前提。
另外，康有为还认为人本院应给孕妇极大的尊重，他指出：“妇女以生人为大任，故公立政府尊崇之、敬养之”，认为“孕妇代天生人，为公产人，盖众人之母也。”且孕妇有生子之苦，故“公众宜为天尊之，为公敬之。”他提出孕妇每生一胎，政府都应奖给“宝星”，以使人把为天生子、为公尽职视为神圣光荣的事。
康有为的胎教思想既来源于我国古代及民间的传统，又吸收西方资产阶段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因此，他的胎教思想尽管也有不足之处，但与古代的胎教思想相比，又无疑是向前进一步，增加了一定的的科学成分。
凡婴儿出生后，满6个月即断奶，产母离开人本院，婴儿则被送到育婴院养育。满3岁后，移入慈幼院或怀幼院教养，如不设慈幼院，则仍在育婴院受教育，直到6岁入学为止。这样就免去了母亲生育孩子后怀抱与抚育孩子的责任，一律由公立政府另请专人负养育之责。
康有为非常重视婴幼儿阶段的教育，他指出：“自始生而镕铸冶斵，长后而镕铸冶斵则难”，以此说明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17条措施，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对工作人员的任用提出了具体要求，拟订了分工和奖惩制度。如要来选择德性慈祥、身体强健、资禀敏慧的女子作“妇保”。规定两岁以下的幼儿每位女保专抚1人，两岁以上的幼儿则可以每位女保看护2或3人。由于女保负有代母之任，有大公德于其表现赠以仁人慈保宝星，宝星愈多则愈光荣。
2.对院址的选定和院舍的布置作了规定。在规定中他特别强调“不得在山谷狭隘倾压、粗石荦确、水土旱湿之地”，更不能靠近市场、戏院、坟地、作厂、车场等哗嚣和污秽之处。同时要求院内应楼居少而草地多，爽垲而通风，多植花木，多蓄鱼鸟。
3.对教育目标、内容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他把“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作为教育目标。教育的内容有语言、歌曲、常识、手工等，特别重视手工制作对日后谋生或从事管理工作的作用。
4.重视婴幼儿的保健工作，规定早晚由医生巡视2遍，穿衣、饮食、游戏都要适度。小儿有病，则每日诊视3次，重者则特殊护理。
康有为在我国学前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了一整套儿童公育思想，设想了从胎教到幼教的完整的学前公共教育体系。他的理想虽然是永远实现不了的空想，却反映了新兴大同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