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康有为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学人或将他说成是一个基本上的“西化论者”或“仿洋改制”者，或将他描绘为一个基本上的固守传统者，或将他理解成假托古代圣人“微言大义”进行改制的中西文化附会拼凑者等等。事实上，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先驱者，其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创性。这种巨大的原创性，固然出于他的强烈人道主义关怀和社会使命感，出于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高度关注，出于他对中国传统内部多样性的理解和把握，出于他对近代西方和世界大势的了解和评价，出于他的鲜明时代感，更出于他对近代西方、中国传统和现实中国之间三角关系的创造性阐述。
康有为认为，近代西方正在进行一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目的是掠夺、榨干中国。在其1895年5月2日所上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对西方经济侵略作了充分揭露，以此向国人敲响了警钟：“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毙，盖在此也。”
康有为还认为，近代西方列强所发动的侵略，还是一场文化侵略，目的是从精神文化上彻底摧毁、征服中国。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指出：“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
鉴于以上所述，康有为特别强调，对近代西方侵略者不能抱任何幻想，必须正视现实。他说：“印度之被灭，无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绪二年，百余年始有议员二人，香港隶英人，至今尚无科第，人以买办为至荣。英人之窭贫者，皆可为大班，而吾华人百万之富，道府之衔，红兰之顶，乃多为其一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呜呼哀哉！及今不自强，恐吾四万万人他日之至荣者，不过如此也。”
康有为指出，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史无前例的特点。他说：“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所以，近代中国人也须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康有为说：“天地为愁，我将何客？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我四万万人知身之不保，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知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无富贵之可图，无格式之可循，同舟遭溺，同室遭焚，被发缨冠，奔走呼救，宜亦仁人志士所不弃也耶？宜亦仁人志士所不弃也耶？”
在康有为看来，在近代西方的侵略下，“国”、“种”、“教”面临全面沦亡的危险。近代中国人只有自立自强，奋发图强，变法维新，才能摆脱空前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康有为说：“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
面对强大的西方侵略者，康有为并没有只限于义愤填膺，而是正视“时变”，理性地、冷静地分析近代西方强大和现实中国虚弱的原因，以便使中国能对症下药，发愤自强，成功地应付近代西方的挑战，适应近代世界大潮。康有为自认为，对“中西相异之故”，能不抱偏见。
康有为对近代西方强大原因的分析，集中在下面三点：一是外部社会环境（列国生存竞争的国际环境），二是鼓励创新的社会（经济、教育等）机制，三是上下相通的政治体制。康有为的分析，在当时的主客观认识条件下，是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刻的。由于外部社会环境（生存竞争的国际环境）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特别关注近代西方学术和制度对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近代西方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学术及教育。康有为认为，近代西方学术的特点，在于讲究实用，提倡创新，而且通过教育“下逮于民”。所以，康有为非常强调面向全民生计的学术及教育对民富国强的重要性。
康有为认为，近代中国如想富民强国，就必须学习、引进近代西方适于时用、日新月异的学术成就及面向大众的教育制度。然而，近代西方之所以能够日新月异，在于其制度上的鼓励和保证。制度是近代西方实现富强的最基本原因。所以，在康有为看来，批判、废弃压制人性，阻碍创新的现实中国政制，学习、借鉴“一切与民共之”的近代西方政制，是必然的。
康有为对近代西方的学术和制度的赞赏，同时也批判现实中国的社会政治弊端，然而，这仅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康有为还高扬中国古代圣人的“太平大同”社会政治理想，并指出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局限。
康有为认为，凡是人，无论生活在何时何地，都具有共同或共通的人性。换言之，在康有为心目中，人性是一律的或一致的。
康有为指出：“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康有为说：“夫性，就其异者言之，则万物莫不异；就其同者言之，则圣人与平人不甚殊。”他说：“理本大同，哲人同具，否则人有宫室、饮食，而吾亦将绝食露处矣。”正是在这种人性一致论的基础上，康有为使近代的中西会通工作完全成为可能。无论古今中外，都具有共同或共通的基本价值观、基本道德规范。他说：“若夫义理之公，因乎人心之自然，推之四海而皆准，则又何能变之哉？钦明文思、允恭克让之德，元亨利贞、刚健中正之义，及夫皋陶之九德，《洪范》之三德，敬义直方，忠信笃敬，仁义智勇，凡在人道，莫不由之，岂能有中外之殊乎？”
康有为主张，人类的基本价值没有国界。他又说：“《春秋》者，万身之法、万国之法也。尝以泰西公法考之，同者十八九焉。盖圣人先得公理、先得我心也，推之四海而准也。”
康有为认为，基于共同的人性，无论古今中外，社会政治理想和实践都有相通或“暗合”之处。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利于人性圆满、民族富强的学术和制度，近代中国人都可大胆地拿来、借鉴、采用；而且，这种大胆的拿来、借鉴、采用，完全可以不必以普遍人性、民族尊严的丧失为代价。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说：“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古孔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著述，多有与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渐湮。今之聚书，务使海内学者知中国自古有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正不必惊望而无极，更不宜画界以自封。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藏弆至多。今合中国四库图书购钞一分，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
康有为主张，在寄托着普遍人性或人类普遍理想价值的“中学”、“经义”或“古意”基础上，“节取”、“借鉴”近代西方的“专门之学、高异之行”，是中国走向民族富强、实现人类普遍理想的不二途径。康有为说：“臣窃维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推原其故，殆由取士之法歧而二之也。臣以为未有不通经史而可以言经济者，亦未有不达时务而可谓之正学者，教之之法既无偏倚，则取之之方当无异致，似宜将正科与经济岁科合并为一，皆试策论，论则试经义，附以掌故；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
与主要指传统“纲常名教”和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洋务派“中学”不同，维新派心目中的“中学”（经史），核心成分为古代经义中仍然保存着的全人类共通或“暗合”的价值理想（如“天下为公”的太平大同理想，或一体共生的仁道理想）；与主要指自然科学技术的洋务派“西学”不同，维新派心目中的“西学”（时务），既包括近代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更包括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社会政治制度。所以，康有为一再强调，“经史时务，两者并重”，“义理以觇其本源，时务以观其经济”，“通经史而讲时务”，“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从中，不难体会出康有为“会通中西”的良苦用心。
美国学者张灏认为，“1840年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传统和西学之间有意识的思想相互影响仍然是孤立的和表面的”，在19世纪90年代，正是通过改良运动中的弄潮儿康、梁等人的巨大努力，西学和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交流。因此，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运动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运动。康有为为摆脱深重民族生存危机而作出的巨大努力，对于他为变法维新而作出的会通中西之重要历史贡献，历史不应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