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新闻政策的变动、大众媒介自身的定位、社会受众对媒介的认知和使用水平都从不同层面影响到对大众媒介公信力认知和评价。但万变不离其宗，探求影响大众媒介公信力的外部要素基本脱离不了新闻管制、经济利益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下的价值判断这三个层面的思考。影响大众媒介公信力的内部要素则无法避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良心这个话题，后者与前者密切相关，无法切割。我们在此思考的是大众媒介与政府的关系、媒介的自身角色认知以及主流价值观下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思考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及其新闻政策对大众媒介公信力有何影响？这里涉及新闻管制问题。纵观近代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史，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大众媒介公信力的评价。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中央政府对待大众媒介的态度和政策，常因当权者的更迭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处于变动之中，这种不稳定性使大众媒介与政府的关系时好时坏。政治势力通过金钱贿赂、提供官职，或是逮捕、监禁、暗杀等种种形式对新闻界进行渗透或控制，这在晚清和民国新闻发展史上并不鲜见。
自20世纪50年代对报纸和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大众媒介长期处于国家所有制状态，政府利用政权力量建立起来的报业体系，为宣传国家政策方针、统一思想、有效控制和管理社会舆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早期缺少竞争、信息来源渠道单一的情况下，国家媒体先入为主地确立起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权威地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影响力并不等同于公信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报刊的大量创办，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政党机关报对社会的绝对影响力已今非昔比。
在政府对大众传媒有强大的掌控或影响力时，社会对大众传媒的信任程度与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关系成正比。我国大众媒介因客观环境所限，新闻方面仍有较多的宣传性报道。政府的大量政策方针是通过大众媒介途径进行宣传的，政府能否履约，能否按照所宣传的进行运作，势必影响到发布这些信息的媒介公信力。
1949年后，随着各类政治运动的兴起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大众媒介比以往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其破坏性和影响力也在这个时期凸现出来。这也使人们在“文化大革命”后逐渐脱离盲目信任媒介宣传的状态，开始对媒体上发表的观点和信息进行辨别和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新闻改革的呼声即反映出人们对媒体公信力的担忧和不满。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国媒体公信力仍然面对着相同的挑战。
其次，大众媒介自身的角色定位影响到媒介公信力。
民国时期，特别是在政治权力斗争激烈、利益关系复杂的时局中，一条看似伸张公平正义的新闻报道或评论，其得以出台的背景及目的也许是出于私利而非社会公益之心。基于事实的报道，的确能对政府和官员发挥舆论监督和提醒约束的作用，但大众媒介应尽力避免以个人倾向或好恶来代替客观的社会评价，否则很容易出现缺乏深度思考、只求抒发口舌之欲和个人感情的过激言行。这将使社会无法在宽容、坦诚的平台上对话，如在近代报业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敢于触犯政客或当局的报刊为迎合读者心理，在新闻报道中对报道对象缺乏应有的尊重，将个人好恶掺入报道中，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以致有失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严重者遭遇杀身之祸。这种非理性的报道行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以恶治恶式”的方式绝不是正直、负责的媒介应采取的手段。
对1949年后的中国的新闻界而言，在新闻宣传上出问题，其所要担负的政治责任要比社会责任严重得多，这成为束缚新闻界言论空间的重要外因。在政治空气浓重的时期，大众媒介大多提供“应提供的内容”或受众“应知道的东西”，受众的需要并非首要考虑重点。
实际上，我国的大众传媒即使在现阶段政府新闻政策允许拓展的领域内，也缺乏独立的声音。以报道国家重要政策为例，媒体对大容量的政策文本缺乏带有独立见解的解读，反映在报道上就是堆砌官样文章，几乎没有真正给人提出质疑和不同意见的空间。
国家政策是否能被社会真正接受和理解，与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关系密切。如果大众媒介囿于传统的报道风格和报道模式，沿袭程式化的报道，受众也习惯于按传统的思维来给出自己的解读和判断。政府在进行政策宣传时，投入时间长、力度大，但宣传效果却常不尽如人意。随着外部大环境的逐渐放开，政府应允许并鼓励媒介形成自身的报道特色和勇于表达不同的观点，而媒介也应积极改变长期以来报道风格和报道模式上的僵化，以满足社会的需要，提升媒体的公信力。
另外还应指出，媒介对社会问题的提出，应以维护社会公益为目的，而非为寻求刺激、个性、独家新闻，不惜夸大事实，哗众取宠，空托舆论监督之名而无真正关怀社会之心。与此同时，大众媒介不应一味迎合受众低层次的需要，应主动提供健康、积极的信息，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正确的价值观，有益社会进步。负责的大众媒介既要反映这个社会的良心，也愿真心为着社会公共利益放下自己的偏好和利益，提供真实的信息和评论。这样的媒体才能获得受众长期的支持和认同。
大众媒介的权力来自其所代表的大众，因此必须首先尊重和认识公民的权利，同时担负起媒介自身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不要将自己摆在审判者的角度，以致使报道干扰司法的独立和公正。记者的意气用事、感情偏向有可能对法律断案的公平、公正带来过多的外部压力。发挥舆论监督、反映社会现实是大众传媒的基本职责，但这些职责的发挥需要建立在尊重法律和被报道对象的基础上，不能越界行使这种权力，否则其损害的是社会的法治秩序，使司法审判与传媒报道发生矛盾，因影响司法公正而最终影响媒介的公信力。
大众媒介能否主动、及时地提供信息于社会，同样影响着媒体公信力，特别是那些关乎社会公共利益，如公共健康、社保基金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时就更是如此。2003年的“非典”前期对疫情报道的隐藏及压制曾一度使政府和大众媒体公信力陷入信任危机，凸显出政府对媒体控制力之强大。
大众媒介及其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准则，是媒介公信力得以保证的重要基础。很难想象，一个缺乏社会关怀，不知何为公平、公正以及社会正义理念的机构和个人，能真正认同它对他人、社会和政府的高尚要求。不少时候，我国新闻舆论界可以在某个时期形成较有影响力的舆论导向，指斥社会黑暗、维护社会权益，却常看不清自身局限，如缺乏宽容、控制信息、新闻舆论与广告呈现两张脸孔等。
大众传媒如不能及时、公开、客观地提供真实信息给社会大众，就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特别是在网络媒体的时代，传统的大众媒介已无法完全限制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如果大众媒介不能与时俱进，媒体公信力的危机已是不言自明。
再次，大众媒介的公信力状况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密切相关。不同时期出现的媒介公信力问题各有其时代的代表性，反映着各时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着人们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认知，对监督和规范媒介的传播行为发挥着内在约束力，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处于变化之中。大众媒介对事物的是非、美善等判断标准必然受到其所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以新闻报道客观性为例，自近代报业进入我国之初，直到如今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虽不断有新闻界内外人士对我国新闻报道缺乏客观性问题提出批评，但新闻从业者并未能真正明白“客观性”新闻对社会的真正意义，更遑论尊重和遵循。而这种问题的背后，即涉及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中很多基本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与其基督教信仰文化密切相关，在基督教文化中，诚实被视为极其重要的品格，并成为衡量人们社会生活中各种行为的核心标准。在这种信仰下培养起来的文化，对诚实的尊重已获得整个社会的肯定，具有强大的社会约束力，具体到社会各个领域，当然包括传媒领域，其所能发挥出的道德约束力是不言而喻的。
反观我国，虽然传统文化也提倡诚信待人，但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下，这种从人本文化出发的诚实标准，相比因敬畏信仰而出发的诚实，具有大得多的可操作空间。我们并非说西方社会的报道全部就是客观的，但关键是在整个社会文化对诚实极度看重的环境中，无论就媒体及其从业者，还是就社会的监督力量而言，已具有无形的默契，公然进行破坏者只是极少数，并且等待这种人的结果将是信誉全失，不可能再在新闻界立足。但这种不诚实的报道的情况如果发生在我国，虽然无论社会还是媒介都知道其危害，但整个社会对这种“不诚实”却持有难以理解的宽容和麻木，只有当一个社会对表面的谎言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的时候，才可能对媒介有这样的宽容。这种状况使媒介在尊重新闻客观性和真实性方面缺乏应有的社会舆论压力，社会自身也无法担负起监督媒介的力量，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单单期待大众媒体进行改变是远远不够的，这是整个社会的议题。
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政府的新闻政策、受众的选择以及媒介的自我定位相互影响，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主导作用也各不相同。大众传播媒介的公信力的评价标准和要求，也随着这些外部因素而发生着变化。
当今我国大众媒介在讨论敏感领域、客观引述国外报道和评论等方面仍存在着不够全面和遮遮掩掩的问题。在网络媒体的舆论影响力未展现出来之前，我国一直缺乏相对自由的公共讨论空间，社会舆论议程基本被国家掌控的大众媒介所掌握，普通民众与民间组织对社会舆论的影响相当有限。此外，媚俗、庸俗的娱乐新闻、社会新闻的涌现，虚假、低俗广告的屡禁不止，现行法规或管理上的缺失，使相关政府机构在履行职责时，存在明显的执行盲区，不能对新闻界的不良行为予以有效制裁，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当代媒介的公信力水平。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众媒体公信力的研究和探讨也将继续下去，纵观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走过的历程，我们看到其背后折射出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变迁。不同时期的受众因受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观念、信息来源的多寡、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并非总能对大众媒介公信力予以公平和客观的评价。所以真正具有公信力的媒体不仅要经历其所在时代的检验，更也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样我们再审视那些特殊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时被社会认为具有公信力的媒体，其实却充满了谎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研究者深知，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要发生较大突破，并非靠专家、学者们在理论上达成某种共识或建立起某种评价体系就可以实现，但对该问题的思考能帮助我们客观地认识影响大众媒介公信力的各方因素，而非把问题简单化。今日的大众媒介领域需要昔日《大公报》那样的先行者，当然，就是那些先行者也有其局限性，能达到完美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公信力，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的期待，但向着该目标前进和要求应是大众媒体不懈的追求，也将是全社会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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