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从泛神论出发，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观点，在诗中特别强调了神与劳动人民同在。“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他和我们大家永远联系在一起”。他还说，神“赐给我力量永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但诗人又从泛神论出发，追求美和善的世界，追求人与神的融合与和谐。因此，他的这些作品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与泰戈尔的泛神论观点相联系的是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博爱思想。他把“爱”作为人类的理想。他表达了不分民族的平等思想，要摆脱束缚人们的锁链，他认为世界不是能用“法律和规章来紧紧地约束”的，最终统治世界的是“爱”，“因为我只等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泰戈尔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博爱思想来反对当时的民族压迫，同情劳动人民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企图以“爱”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不仅是空想，而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也只能起着消极的作用。
泰戈尔的哲理诗，在艺术上具有独创性。他以丰富的想象，抒情的格调，秀丽的诗句，生动的笔法，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泰戈尔的人生哲学。
泰戈尔一生写了不少政治抒情诗。前期的政治抒情诗，主要写于1905年到1908年民族独立运动第一次高潮时期，一般称为“爱国诗”，在印度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著名的有《我能生在这片土地上》《洪水》《让祖国的地和水甜蜜起来》等。
他的爱国诗，充满对英国殖民者的愤怒和对爱国者的热切鼓励。“兄弟，不要灰心，因为上帝并不曾在睡。绳结愈紧，你的受束缚的时期也将愈短。咆哮之声愈高，你也得愈快地从酣睡中醒来。压迫的打击愈厉，他们的旗帜也将愈快地与地接吻。不要灰心，兄弟，因为上帝不曾在睡。”
泰戈尔的爱国诗篇，反映了印度人民对民族解放的渴望，也反映了斗争道路的曲折和艰巨。
泰戈尔的爱国诗，对民族解放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他要人民在黑暗势力猖獗的时候，“等待到明天。”
泰戈尔的爱国诗，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呼喊出印度人民内心深处的声音，语言朴实，琅琅上口，因此深得群众喜爱。30年代以后，泰戈尔后期的政治抒情诗有了新的发展，诗人不仅关心印度的命运，而且把世界人民反帝斗争与印度人民的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非洲》（1937）一诗中，诗人谴责了帝国主义对非洲的野蛮掠夺，表现了对非洲人民的同情。在《敬礼佛陀的人》（1937）中，又辛辣地讽刺了日本侵略军在佛寺祈祷侵华战争的胜利。《忏悔》（1938）一诗对瓜分世界的“慕尼黑条约”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号召》（1938）中，又热情鼓舞加拿大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正义斗争。
泰戈尔后期的政治抒情诗思想境界很高，这与他对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具有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泰戈尔后期的诗歌创作更富有人民性，它为印度近代诗歌如何紧密结合现实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戈拉》
《戈拉》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写于1907-1909年。先在《布拉巴希》杂志上连载，1910年正式成书出版。
小说描写的是19世纪70—80年代的孟加拉社会生活。当时的印度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已意识到殖民制度给人民带来的种种祸害，反英情绪高涨。在社会问题中，宗教教派之间的斗争比较突出，宗教的偏见妨碍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梵社在1828年成立时，曾起过积极作用。1865年分裂以后，其中有一派的信徒崇拜西方文明，轻视民族文化，有的甚至成为殖民主义的奴才。而70年代成立的“新印度教”，则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强调民族传统，但主张严格遵守印度教的一切古老传统，维护种姓制度。
到20世纪初，也就是作者写作《戈拉》的时代，在印度的民族独立问题上，宗教教派的斗争仍然是激烈的。当时，就是比较进步的以提拉克为首的“极端派”，在提出用暴力推翻殖民统治的同时，仍提出一套主张复古，保持印度教落后传统的社会纲领。这种使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宗教色彩的思想，显然不可能把反帝斗争引向胜利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反映的19世纪70—80年代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也正是20世纪初印度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戈拉》中，作者以印度教安南达摩依和梵教帕勒席的家庭为主要活动场所，以印度教青年戈拉、宾诺耶与梵教姑娘苏查丽达、洛丽塔的恋爱纠葛为线索展开情节，反映了印度民族开始觉醒；歌颂了青年男女的爱国精神，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的专横和残暴；批判了宗教的偏见，号召印度人民不分教派不分种姓团结起来，为三万万印度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
小说的中心人物戈拉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着力刻画了他对祖国必将获得自由解放的坚定信念和丝毫没有奴颜婢膝的性格特征。他是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印度教教徒青年们的领袖。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印度”，对祖国的自由解放满怀胜利的信心。他说：“我的祖国不管受到什么创伤，不论伤得多厉害，都有治疗的办法——而且治疗的办法就操在我自己手里”。他“正直不阿”，对那些以做官为荣，丧失民族自尊，在英国主子面前摇尾乞怜的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极为痛恨。他在牢狱中，表现了民族的正气，他决不去奉承英国县长，求他们怜悯或者饶恕。他也不要朋友想办法去保释。他说：“我不去想什么办法，是怎么个下场，就让他怎么个下场好了。”这就表现了殖民地民族中最可宝贵的性格。
在戈拉的身上既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也有明显的宗教偏见。他信奉印度教，严守教规，行触脚礼，不喝异教徒手里拿过的水。他批评宾诺耶与梵教姑娘谈恋爱是学英国人的时髦，是英国人的“爱情”，更反对与梵教姑娘结婚。但后来，自己也陷入与梵教姑娘苏查丽达的爱情中。他爱国，认为“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竟为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特权辩护。作者写他的性格矛盾，是由宗教偏见所造成的。
戈拉信奉印度教，并不是出自宗教感情，也不是为了敬神，而是由于痛恨英国殖民者的传教士对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无礼攻击。他为印度辩护，千方百计要证明印度教和印度社会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他才成了印度教的虔诚信徒。他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借自己表示敬意的方法，来唤醒我国的人民”，也就是说为了争取印度的民族复兴。同时，作者还写出他克服宗教偏见的过程。
写戈拉去农村旅行时，看到了教派纠纷的危害，也看到了劳动人民打破宗教偏见一致反帝的事实，这些使他觉悟到“再也不可能用自己脑子所虚构的那种迷妄之见来欺哄自己了”，感到宗教传统“只是将人分为种种等级，又将各个等级互相分开”。最后，养父病危时说出了他原是英国人所生的秘密，他就把它当做“解脱”来欢迎，完全抛弃了宗教的束缚和种姓的偏见，感到自己“获得了自由”“站在一片广大的真实之中！”“现在我真的有权利”为印度效劳了，“因为真正的劳动园地已经展现在我面前——这并不是我的暇想的创造物——这是给三万万印度儿女谋福利的真实的园地！”作者写戈拉摆脱宗教偏见的束缚，树立为印度人民谋福利的思想，作为戈拉思想发展的最高境界。戈拉的形象是对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艺术概括，也体现了作者的理想。
作品的反面典型是哈伦。他是一个买办洋奴的代表，是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奴才。他除了皮肤颜色以外，完全英国化了。他是梵教首领，认为凡崇信梵教者就应摈弃印度民族的文化遗产。他甚至把英国书上污辱印度人的句子背得烂熟。他固执地认为印度民族只有恶习，没有出息。他在英国殖民主义县长面前，奴颜婢膝，对戈斯巴拉农民被迫害事件，竟污蔑自己的同胞“没有受过精神和道德的教育”，“没有能够吸收英国文化的教育”，“所以就是不愿意承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神意的安排”。他在梵社内部，什么卑鄙的勾当都干得出来，为了破坏洛丽塔和宾诺耶的恋爱，竟写匿名信，发表文章进行诽谤。哈伦的形象反映了梵社分裂以后崇洋媚外一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特点，他是英国殖民政策和奴化教育的产物。
小说中的梵社姑娘洛丽塔，是一个开始觉醒的印度妇女的典型。她的性格特点是嫉恶如仇，坚韧不拔。她追求妇女的解放和自由。她对殖民统治者刻骨仇恨，她敢于采取行动反抗。她敢于冲破宗教偏见，不怕诽谤，不怕孤立，勇敢地和印度教教徒结婚。作者对这个形象，着力表现她的反抗精神，赞扬她冲破家庭的“狭小圈子”和宗教之派的樊篱，投身到社会斗争中去。
小说中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和洛丽塔的父亲帕勒席，是两个互相辉映的理想人物。前者属于印度教派，后者属于梵教。但他们都反对教派的偏见，反对种姓制度。他们都是青年们争取自由解放的鼓励者。安南达摩依赞助戈拉反对殖民者，感到戈拉“不是胆小鬼”，“她的这个戈拉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戈拉啊！”帕勒席也赞成青年们参加社会变革，认为“有勇气在自己生活中尝试解决人生新问题的人，正是那些使社会臻于伟大的人！那些仅仅循规蹈矩过活的人，并不是在使社会进步，只是在使社会得以维持下去。”他们都能顶得住社会旧势力的指责和攻击。安南达摩依认为无论什么力量“都不可能使她不照她认为对的做去”，帕勒席也不怕任何诽谤和打击。在帮助洛丽塔和宾诺耶的结合上，他不理采妻子的反对，不管宾诺耶伯父写信辱骂，也不顾哈伦把他开除出梵教，仍然独自料理了女儿的婚事。
作者把安南达摩依写成印度的象征，把帕勒席写成进步道德的化身。这两个形象，安南达摩依比帕勒席更具有坚强的性格，更富有个性特点。但这两个理想人物的思想核心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两个形象，体现了作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理想。
在长篇小说《戈拉》中，作者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方面作了形象的总结，提出了阻碍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教偏见问题，这是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作者试图号召人们，要像戈拉那样彻底抛弃宗教的偏见，要像洛丽塔那样敢于冲破宗教教派的束缚，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向广阔的天地，争取民族的解放。但作者在作品中着手解决宗教偏见问题时，用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武器。在宾诺耶和洛丽塔解决教派问题时，“他们主要决定是忘掉自己是印度教徒或梵教徒，而只记住自己是两个人”。从帕勒席的思想中，“梵社算得了什么？印度教社会又算得了什么呢？”应当“着重的只是‘人’”。作者企图通过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说教，来解决宗教偏见问题。这就明显地暴露了泰戈尔资产阶级观念的局限。列宁指出：“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
在《戈拉》中，作者通过主要人物的活动，对印度的民族解放道路进行了探索，初步提出了联系劳动人民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歌颂了劳动者的高贵品质和敢于反抗传统偏见的精神。但泰戈尔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工农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而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身上，因此在作品中不可能指出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尽管如此，作品由主要人物所体现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