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东方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虽没有数千年的经商史，但是他们的智慧却促使他们在短短二十年里创造了世界商界的奇迹。温商作为一个个性鲜明的群体，不仅创造了许多财富，而且为我国乃至世界商人提供了一种可学可操作的经商哲学。
吃苦是温商的必修课
在西班牙的华侨中，西班牙三E公司总裁王绍基先生算是闯荡商海的佼佼者之一。当年踏入商海时，他曾经历了种种艰难、困惑、迷茫、无奈和挣扎。
生于浙江温州的王绍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曾在杭州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先后专攻指挥和管弦乐器。1985年他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到马德里谋生，初到西班牙，身上只有20美元的王绍基做过中餐馆洗碗工、跑堂，还到邻国葡萄牙跑过小买卖。他在一家小小的成衣加工厂里做熨衣工，度过了一生最困难的时期。拥挤的车间非常简陋，白天在这里做工，晚上也在这里睡觉。没有床，就睡在从马路边捡来的破床垫上。马德里的夏天非常炎热，通风不良的车间气温有时高达40℃以上，熨衣工手握滚烫的熨斗，更是热得难以忍受。王绍基负责熨烫裤子，半分钟必须熨烫好一条裤子，这在常人看来，的确是个又苦又累又紧张的工作。
但王绍基坚持了下来，还时常抽空到当地中国人办的西班牙语学校学习。在西班牙，语言不通几乎是所有华侨都遇到过的一个难题。不通当地语言，就等于是个睁眼瞎，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西班牙语用途很广，但却非常难学，尤其是听和说方面。西班牙人语速极快，不经过多年的苦学是听不懂也说不出的。经过勤学苦练，王绍基逐步掌握了西班牙语，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几年的苦心经营，王绍基创办的三E公司已经成为西班牙进口中国商品的主要合作伙伴，而且从2003年起，王绍基又将经商的触角伸展到新闻媒体方面，创办了一家中文报纸《欧华报》，这使他的事业有了更大发展，人生也更加辉煌。
财富精点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任何一位成功的温州商人都体会过，能吃苦只能算是入门的“必修课”没有吃苦的精神，在生意场上终将一事无成。
一枝独秀的“强子书报”
走在每一个城市的街道，到处都有小书报摊，它们大都只处于微利状态。但在太原的迎泽大街有一家名为“强子书报”的书报摊却一枝独秀，月平均赢利8000元左右。
温州青年强子来到山西太原打工，由于很久没找到工作，就把他姐姐的书报摊接了过来。其实卖书报的利润极小，一本杂志只能赚不到1块钱，一份报纸能赚一两毛，可一天也卖不上几本杂志。
有一天，强子的书报摊里进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他们一次买了十几本杂志。强子问女孩：“你爱看这么多种杂志吗？”她说：“不是，一个人哪能看那么多！我只要一本，其他的都是为别人带的。”
原来，他们工厂附近没有书店和书摊，并且离城里又远，进一次城不容易，所以谁来了都会帮别人带些新出的杂志回去。他们厂区周围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每天下了班就只能看电视，电视看多了就腻，所以很多人喜欢看杂志。
那两个人走后，精明的强子就开始琢磨：他们那里愁买不到杂志，我这里却愁卖不出去，如果把杂志直接送到那里去卖，岂不是皆大欢喜？
过了几天，强子用自行车驮了一大捆新出的杂志到那家工厂去卖。回来一清点，那半个小时比他在城里一天卖得还多。
强子决定去开拓这片市场。他把城里书报摊的营业时间改变了一下，上午在城里守摊，下午4点关门，轮流去各地工厂摆流动书摊卖书。这一改变很快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书报摊的杂志销售量由最初的每月不足1000册，一下子猛增到将近3000册。
为了方便读者买杂志，强子还开展了电话送书业务。他印制了名片、广告宣传单，随销出的杂志分发，只要读者打他的电话，很快就能拿到自己想要的读物。这项服务很受打工者的欢迎，强子的销售额又大幅攀升，而且随着业务量的扩大，送书的成本很快就降了下来。
不少打工者喜爱的杂志在书报摊上找不到，去邮局订阅又不方便。强子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把这项业务揽了下来。他把他们需要的杂志记录下来，专门从图书市场进货，每月负责送到客户的手中。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强子的书报摊净赚了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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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不在大小，只要用心，小书报摊也能做红火！这就是温州人典型的生意经。
邵国峰大打亲情牌
在山东莱芜，官寺商场里加工衣服的温州人特别多，其中有个门头叫“邵国峰布匹”的超市。店主邵国峰时年37岁，是莱芜市温州商会副会长。1988年，邵国峰听人说莱芜没有温州人做衣服，于是只身由济南赶赴莱芜，找到当时的人民商场负责人，想在商场要个位置。负责人当即告诉他：免费一个季度试营业。邵国峰抓住时机，当天便在商场给出的柜台上打出了“温州西装、大衣服装店”横幅招牌。由于正赶上莱芜人从中山服到西服的大换装，从试营业的第三天邵国峰接下了一条裤子开始，此后生意日渐红火，三个月不到，他就让邵东平带着孩子也来了莱芜。邵国峰的裁剪手艺和邵东平的缝纫技巧很快得到了顾客的认可，生意忙得夜以继日，于是就陆续招来了家人亲戚帮忙，形成了莱芜的温州服装加工村。
慢慢地，莱芜市温州人的服装市场越做越大。邵国峰自豪地说：“凡在这条街上做服装的都是我带来的。”这几年，人们在穿着打扮上追求个性、时尚，邵国峰紧跟市场需求，进料讲究质地，式样设计独特，生意一直非常好。
邵国峰重视亲情关系网的建设，作为温州商会副会长的他，曾代表自己的企业和莱芜温州人商会，带着花篮前往老乡陈定国开办的上海羊毛衫厂祝贺。不同地域的温州同乡之间的相互联谊，使他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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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商非常注重搞好人际关系，不管是普通的朋友，还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都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在温商看来，做生意一定要广交朋友，善处关系，这无疑就是一条十分有效地获取信息的途径，拥有了这些，你就能够在竞争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思想保守”的张文荣
上海亚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文荣曾说过，“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财富最让人放心。”这样的指导思想使张文荣多年来一直坚持以实业为本，并且以自身积累发展为主。他曾自豪地说，在亚龙集团投资房地产之前，公司没有一分钱银行贷款。至今，企业的负债率仍保持在30%以内。
曾经有一个酒店要出售给张文荣，评估价是1.6亿元，而酒店老板卖给他只要7000万元。按照评估价，张文荣可以向银行贷款1亿元，相当于不用自有资金就可以拥有这家酒店，但是他没有要这家酒店。因为他做了一些调查，觉得酒店以后的租金收益率可能抵不过银行的利息。
有许多人认为他这套实业为本的思路太过落后，张文荣说：“他们说我傻，我是挺傻的，但是我做生意要对我下面所有的员工负责，对我的家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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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赚钱，这是温州商人做生意的务实态度。
敢于精明
美国和苏联两国成功地进行了载人火箭飞行之后，德国、法国和中国也联合拟订了月球旅行计划。火箭与太空舱都制造就绪，接下来就是挑选太空飞行员了。
工作人员问应征人员：“在什么待遇下你们才肯参加太空飞行？”
“给我3000美元，我就干。”德国应征者说，“1000美元留着自己用，1000美元给我妻子，还有1000美元用作购房基金。”
接下来法国应征者说：“给我4000美元我才干。1000美元归我自己，1000美元给我妻子，1000美元还购房的贷款，还有1000美元给我的情人。”
最后中国应征者说：“给我5000美元我才干。1000美元给你，1000美元归我，剩下的3000美元用来雇德国人开太空船！”
大家一听纷纷称赞起这个中国人的精明，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他是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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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做生意非常精明，也敢于精明，敢于大胆设想和执行，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有一种独到的经商智慧。
两妯娌卖西瓜
温州郊区有兄弟俩：老大叫李兴，老二叫李隆。有一天晚饭后，李兴兴冲冲地来找李隆说：“我刚接到一个朋友从海南来的信，说那里的西瓜已经大量成熟，问我们想不想贩运。”
李隆想了想说：“我看行，说干就干，我们明天就动身。”
第二天，哥俩坐上了火车。在车上遇到了不少熟人，一问原来都是到海南贩西瓜的。
验货、付钱、装货、上火车，一路顺风，兄弟俩把西瓜运回了温州。
一卸货，大家才知大事不好。此时，温州的西瓜已堆积如山，喊破了嗓子也卖不动。
卖完西瓜一算账，连本钱都没卖回来。兄弟俩无精打采，蒙头睡起了大觉。
晚上，老二媳妇打开电视机，里面正在播放世界排球锦标赛，解说员正在解说：“一号队员猛然跳起，打了一个时间差，漂亮的时间差，球落入对方场内，好，得分！”
老二媳妇赶紧推醒李隆说：“明天，你们还动身下海南。”
老二睡眼惺忪地说：“什么？还去？你还嫌赔得少吗？”
“不，这回一定不会赔。”
“反正我不去。”
“你不去，我去。”
李隆没好气地说：“好，你去吧。”
老二媳妇又去找李兴，李兴也不赞同。老二媳妇丝毫不灰心，她又筹集了一笔资金，和大嫂去了海南。
这次，当她俩把西瓜运回来时，市场上只有她们两人的西瓜，一下子就被抢光了，不但弥补了上次的亏损，还获利1万元。
村里人都对妯娌俩竖起了大拇指。
妯娌俩赚了钱，别人询问其中的奥妙，老二媳妇这样回答：“第一次，市场上缺西瓜，我们去贩运的时候，别人也去了，又都是那两天到货，货一多，价格就低了下来。在我们赔钱的时候，别人也同样赔了钱，就像我们那哥俩一样，害怕再赔钱，都不再搞了。正是这个时候，我们把西瓜运进来，市场上只有我们一份，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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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温商很“可怕”其实温州女人也很“可怕”因为她们和男人一样善于经商，不辞辛苦。
变废为宝
从温州走出来的打工仔钟文龙的生意可以说是白手起家。通过对市场的一种特别的敏感性，他在上海街头抓到的不仅是商机，而且“捡”到了一桩实实在在的生意。初到上海时，钟文龙口袋里已经没有一分钱，万般无奈之下，他到某家工厂打工。工人工作很辛苦，又挣不到什么钱，以至于钟文龙合同期满后连回乡的路费也没有挣到。有天中午，钟文龙在书店里看了半天书，感到饥肠辘辘，便走出书店去买包子充饥。正在此时，他看到一辆三轮车载着一车旧书从书店后院里出来，经询问得知这车书是书店仓库里清理出来的废品。在钟文龙看来，这哪里是废品，不过是一些旧书罢了。爱书如命的钟文龙不忍心看到好端端的书只卖废纸价，于是叫住收废品的老汉，用仅有的钱把这些书全部买下来。
从一车旧书，钟文龙“嗅”到了商机，他以此为开端做起买卖旧货品的生意。起初只是试探，不知道这种生意是否能在上海做下去。结果他扛着一箱旧书到农贸市场摆摊卖了一天，居然获得了15元的纯利。这件事让钟文龙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他卖完了这车旧书，又到处收购旧书刊，收收卖卖，赚的钱比打工强上数十倍。生意越做越大，钟文龙开始雇人、租房，专门从事旧货买卖，旧书刊、旧电器、旧家具，只要有利的旧货翻新生意，他都要试上一番。上海人生活水平高，收入也高，因而他们总喜欢跟着时尚走，不断地更换家中的电器、家具以及其他装饰品。这种习惯让钟文龙找到了旧货贸易的市场潜力，于是他把自己专营旧货的店面生意升级为公司，在市内各个角落都设置了专营店。就这样，钟文龙以上海为基地，生意不断拓展到周围的省份，安徽、山东、湖南等省都有他的业务，这使他成了闻名遐迩的“旧货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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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商天生有一种赚钱的本领，他们总是能变废为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用投入很多资金和技术，因为他们有着变废为宝的眼光。
COPY“宅急送”
1990年，刚到日本留学的陈平被满大街的“宅急送”古怪车型吸引住了。他经打听得知，这是被日本人称为“飞腿”的快运公司运输车。后来，陈平请“宅急送”送了一次货，这使他对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毕业返国时，他决定仿照日本的“宅急送”把快速送货服务带到中国内地来。
1994年1月，陈平的“宅急送”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当时只有1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7名员工，3辆车，他们的服务口号是：“只要一个电话，一切不用牵挂！”但“宅急送”开张两天，没有接到一笔生意。第三天，陈平坐不住了，把司机和车赶上马路“扫街”（沿街打生意）。当天他们接到的第一笔生意说起来让人哭笑不得：一个过路人把他们的货车当成了中巴车，要乘车到亚运村去。这笔不合法的小生意，陈平赚了一元钱。
但陈平没有灰心，而是坚持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陈平的“宅急送”为了生存，什么活都接过，代人取衣服、修冰箱、送烤鸭、接小孩、换煤气……
或许由于“宅急送”的经营理念打动了市民，渐渐地，“宅急送”的业务量增多了。
“宅急送”开始向全国拓展。从1998年在上海成立分公司起到现在，“宅急送”在全国开设了40多家分公司和营业网点。
陈平说：“可口可乐虽然只是一个卖汽水的，但也可以卖到世界500强的前几名，超过那些造飞机、造汽车的公司。我只帮人送货，也一样能做大。”
如今，“宅急送”的总资产已达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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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善于琢磨，自近望远，在一个新的行业里，他们善于应用已有的产品、商品模式。有人说，模仿再加创意就等于创造，温州人可以说是深谙此理。
胆大包“天”的王均瑶
1989年的春节，忙于生意的王均瑶耽误了购买回家的火车票，为了能够过个团圆年，王均瑶和老乡商量了一下，决定包一辆大巴。但是通往温州的山路非常难行，大巴一路颠簸，行驶缓慢，心急的王均瑶随口说了一句：“车太慢了。”谁知一位同乡却挖苦他说：“嫌慢，你包飞机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均瑶真的思考起了这个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这个小小打工仔看来，包飞机并不是一件不可行的事情，既然土地能包、大巴能包，飞机为何不能包呢？而且那时温州已经有了机场。既然事情可行，那就可以一步步地做起。接下来王均瑶想的是：首先，温州机场是不是太小；其次，要向长沙机场问一问飞机能不能“包”假如能包，新建的温州机场会不会存在无法降落的问题。王均瑶回到温州之后，这一连串的“问题”成为春节聚餐中的热门话题。
论证既毕，王均瑶春节过后便赶往长沙，开始了落实、谈判和签约的工作。但是在那个年代，民航实行的还是半军事化管理，乘飞机还有行政级别限制，民营资本要想渗透进去谈何容易。“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湖南民航局运输处处长周纪恒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王均瑶一脸认真地说找他有急事，“但万万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说的急事，居然是要承包飞机”他当时真的吓了一跳。
当时他告诉王均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有很大的风险，搞不好一年要亏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王均瑶说，我知道包机是有很大风险，但是相信包机可以给老乡创造方便，亏一点也没有关系。周纪恒被他的胆识和热诚打动，经过几次远赴温州的认真调查，王均瑶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湖南民航局签订了承包飞机合同。
1991年7月28日，一架从湘江畔飞来的“安-24”银鹰，稳稳降落在温州永强机场。这一天对王均瑶来说，是一个万分激动的日子，对中国民航事业的改革来说，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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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能包，飞机为何不能包？温州人不仅财大气粗，胆子也极大，只要认准的事，别人不敢想的他们都敢做。
中国货，美国卖
1986年7月，胸怀大志的叶康松不安于平淡的生活，毅然辞去上塘镇党委书记的职务创办瓯北水果试验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叶康松在下海时有个心愿：若事业有成，不仅要当企业家，还要成为社会活动家和对社会作更多贡献的慈善家。
他辞官后先做了两件事：一是在瓯北承包300亩山场，创办瓯北水果试验场；二是在市区创办康松农业开发公司，搞农产品的收购、加工和销售。任何一个人的创业之路都充满了坎坷和挫折，就在1989年中秋前夕，叶康松在苍南马站区的对虾养殖场被潮水冲毁，20多万元付之东流。遭受重创的叶康松因一个偶然机会开始了到美国创办农业开发公司的努力。
1990年，叶康松以企业家的身份去洛杉矶考察。他突发奇想：温州的小商品生产那么兴旺，正需要拓展海外市场，为什么不在温州与洛杉矶之间架一条“商桥”经过市场调查和周密的盘算，他的一个计划成熟了——“中国货，美国卖”。
1991年1月8日，历经一番艰辛的努力，国家经贸委批准，终于同意他在美国洛杉矶成立美国康龙实业有限公司。这是中国农民在美国成立的首家私营企业，也是中国第一个农民办的跨国农业公司。这之后，叶康松从打火机等温州小商品入手，敲开了美国市场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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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典型性格造就了无数个中国商界的“第一人”。
厕所里淘黄金
世人都知道温州人精明，但是在温州人看来，精明也是需要灵感和智慧的。在温州，有一个普通的陶瓷厂工人，因为厂子被兼并下岗了。但是，不久之后，这位下岗工人竟然成了“从厕所里淘出了黄金的人”他就是研制出“洁厕精”和“塞通”两种专利产品的王麟权。
下岗后的王麟权，一时也不知道做什么，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一直闲在家中，心里有些憋气。这一天，他一不小心堵了自家的坐便器，怎么也弄不通。心情本来就有些烦的王麟权和坐便器较上了劲，非要把它弄通了才罢休。开始时他乱捅一气，忙活半天也不见效。
这时，王麟权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想法，他开始琢磨：既然自己为坐便器阻塞所苦恼，说不定天下有许多人也和我有同样的烦恼，如果我能够鼓捣出个专门疏通坐便器堵塞的东西来，岂不是方便了大家的生活，救了大家的急？
想到这里，王麟权立即意识到这里面有商机，于是他一下子兴奋起来，立即动起手来。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长期在陶瓷厂工作，天天和卫生洁具打交道，又具有相关化学试剂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激励着他锲而不舍。经过反复试验，他终于研制出了专门用于便池除垢、下水道疏通的化学制剂“洁厕精”和“塞通”两种产品，并双双获得国家专利。
“洁厕精”和“塞通”研制成功后，王麟权一边挂出公司的牌子加紧生产，一边申报专利保护。由于产品对路，市场需求量大，很快销路大开。而当时还没有厂家生产同类产品，王麟权的产品迅速行销国内市场，尽管公司规模一再扩大，有时产品还是供不应求，订单堆满抽屉。自强自立的精神使王麟权最终成为温州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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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不靠、不要，立足于自身的努力，坚信创业是一种依赖于个人奋斗的行为，这就是温州人的观念。
烂鱼塘中发财
王明是一个温州青年，他靠着灵敏的商业嗅觉，从烂鱼塘里赚了几十万元。
1986年，武汉的汉西二路，当时的村委会对村前一口四五亩的烂鱼塘非常头疼，一直想请人填埋，可是集体账上又拿不出钱来。这时在此地谋生的温州小伙子王明听到了这个消息，仔细考察后，他认为这个烂鱼塘还有点用处。于是就和村委会签订了30年承包合同，合同期5年一定，前5年每年交承包费2000元。当地的村民都以为他得了“病”等着看他的笑话。
原来王明考察烂鱼塘周围的环境时，他发现烂鱼塘旁边开有一家废品收购站。因为他了解到，当时有关部门正为没有地方填埋垃圾而头疼。于是，他和废品收购站的老板签订合作协议：王明负责联系，免费让有关部门在此填埋垃圾，而废品收购站老板则负责雇人挑拣垃圾，回收的废品所得双方五五分成。
为了吸引更多的废品货源，王明还给运送垃圾的司机按每车0.5元提成。结果，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将烂鱼塘填了起来，王明因此获利2万元。
烂鱼塘填起来后，精于商机的王明立即在填埋起来的烂鱼塘上建起了小房子出租，并在房子周围种了很多树。几年之后，这个小鱼塘变成了环境优美的四合院。每年他靠房屋出租就收入上万元。后来，因为城市建设，他承包的土地被征用，仅土地转让金就获利5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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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任何东西一到了商人的手中，也就变成了商品”在温州人看来，世界上没有不值钱的东西，只要你善于挖掘，总能找到财富之源。
别人的烦恼，我的财路
20世纪80年代，一位姓周的温州人只身来到上海，同许多温州人一样，他只带了来时的车票——据温州人说，他们外出求生从不带返程票，这足以说明他们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他在上海街头发现一个怪现象：大街上许多人拎着或抱着大捆大捆的文件夹、财务册等行色匆匆。这么多的上海人带着这么多的文件夹、财务册干什么呢？他经打听得知，上海正在全面开展企业整顿，企业原有的表格、账册要全部更新。但商店里的表格、账表是统一印制的，买回去还得重新编制，财务人员为此很烦恼。
这个温州人一拍自己的脑门：这不就是商机吗？于是，周姓温州人急急赶回温州，抓紧时间设计、印刷，又按照《上海市工业企业名录大全》上提供的地址、单位名称写信寄样稿、寄订单，当年净赚6万元人民币。
可贵的是，这个周姓温州人并没就此停住，而是利用这些资本办起了文教用品厂，继续发展自己的业务。请看他的下列业绩：
1982年，他及时捕捉到上海企业开始评定“文明企业”的信息，推出了他独家制作的“文明企业验收台账”系列产品。
1983年，他抓住国家决定开展“国家一级”“国家二级”企业考评、验收、授号的良机，又提供了系列用品。
1992年，他抓住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条例下达前的时机，及时向上海国有企业送来了据称与“国际接轨”的企业管理账册……
短短10年间，周姓温州人在上海好戏连台，赚了700多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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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总是“热心”总能关注到一些“奇事”“怪事”把解决别人的“烦恼”当作自己发财的捷径。
垃圾发电厂
处理垃圾是每个地方政府都很头疼的一件事，往往要自己出钱，有时甚至要拿出几个亿。但温州市政府却不会为这个问题苦恼，因为在温州，即使是垃圾也有人拿钱去投资、开发和建设，这个“垃圾大王”就是温州市伟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项光明。
2000年，他自己投资改进的垃圾设备技术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一下子为国家完成了两个课题，一个是垃圾处理厂的企业化运作，一个是垃圾处理设备的国产化。
这时，他想到要把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由民营企业运作这样的项目在中国还没有先例。就在此时，项光明听说温州市瓯海区要建一个垃圾处理厂，只是处理方式尚未决定。于是，项光明找到市里、区里的领导，力陈用自己的设备来发电的种种优势，并且向政府承诺：投资9000万元建垃圾发电厂，风险全由自己承担。温州市瓯海区很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就很痛快地给了他12亩土地。从2000年11月，项光明拿到开工许可证起，仅10个月的时间，发电厂就点火发电了。
项光明的投资水平仅为同样水平的1/3，建设运行成本仅为同样水平的50%。政府补贴企业垃圾处理费73.8元/吨，并保证以0.52元/度的电价收购企业所发的电，年收入就很不错，预计12年可收回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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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温商，在他们的眼里，垃圾也能创造出大财富，他们善于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这个过程就是创富的好时机。
天安门城楼开书店
1998年的一天，温州人范鸣强携妻儿来北京旅游。走在壮观而又开阔的天安门广场，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站在雄伟和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他突然间产生一个奇妙的想法：何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红黄“国旗色”为主色调，高处悬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画像，所售图书均为伟人著作。在这万众瞻仰的地方，还愁生意不好做，书卖不出去吗？
得知他这个想法的很多朋友都在笑他是不是疯了，“竟然想在天安门城楼开书店，那可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不吃红灯才怪呢？”
但是，倔强的范鸣强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可行的。于是，他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年份，那就是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80周年之时。范鸣强觉得这是一个最佳的年份，于是赶赴北京，神色肃穆地敲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结果在范鸣强预料之中，管理处不仅当场拍板同意，而且还特意地关照这块“红色阵地”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租金。
财富精点
这就是温州人。没有什么他们不敢想的，没有什么他们不敢做的。当然，很多时候，凭借他们的智慧和胆识，也没有什么他们做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