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佛骨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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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舍利随佛法东渐(上)

按理说,佛陀在印度涅槃荼毗后,其舍利应在印度,而佛经上八国八分舍利的故事也如此记载,但是现在东南亚国家,诸如泰国、缅甸以及中国许多地方都藏有佛陀舍利,这其中的原委有些有迹可循,但大部分都披上传说的色彩。在中国《魏书·释老志》中曾记载,阿育王本人具有神通,他是在一天之内,差使鬼神,而完成了八万四千座舍利塔,而且不但是建在印度,而是建在全世界……

在阿育王建的众多佛陀舍利塔中,其中最出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常见于中国。应该说,阿育王建八万四千塔时,中国正处于战国后期,中华大地上到处闪晃着列国争雄的刀光剑影,佛法尚未大量传入,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更为少见。据汉代史籍称,“此九洲之地,并有遗塔,云是阿育王所造。……至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焚烧典籍,育王诸塔由此见隐。”由这段史料,我们或可知道,至少在周秦时期,人们还是见到阿育王塔的。可惜,随着秦始皇焚书坑儒,从古印度传来的舍利宝刹“由此见隐”矣。

不过,自从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有一丈六尺高的金身神人入明帝梦,飞绕殿庭,翌晨经史宫傅毅释梦,此为西方大圣天三佛陀,帝乃派蔡愔、泰景等大臣前往西域求佛经,历经坎坷,在大月氏遇来自天竺的摩诃摩腾和竺法兰二僧,以白马驮经迎回洛阳,并于次年建白马寺,佛法始在皇家支持下得以流传,有些先前已隐而不见的阿育王塔,尤其是塔中最珍贵无比的佛陀舍利,似乎从地底下呼吸到了自由空气的气息,有的又以种种因缘重现或重建于世。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于后百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魏书》乃北齐魏收撰于天保二年至五年间(公元551年~554年),由此可见,在六世纪中叶魏收撰史时,在世的阿育王寺塔尚有多所。

唐代前期释道世(?~683年)所编著的《法苑珠林》,积十年之功始成,广收六百科目,博采四百典籍,堪称一部中国佛教的百科全书。在《法苑珠林·敬塔篇》里,道世对阿育王塔在中国兴衰隐现的情况作了仔细寻访和考证,他认为,确切数字已不可得,不管是重现于世还是旧址重建的,较为世人所知者,约有以下19座:

西晋会稽县塔

东晋金陵长干塔

石赵青州东城塔

姚秦河东蒲坂塔

周岐州岐山南塔

周瓜州城东古塔

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

周洛州故都西塔

周凉州姑臧故塔

周甘州蒯丹县故塔

周晋州霍山南塔

齐代州城东古塔

隋益州隔感寺塔

隋益州晋源县塔

隋郑州超化寺塔

隋怀州妙乐寺塔

隋并州净明寺塔

隋并州榆杜县塔

隋魏州临黄县塔

此外,还有一些古塔,如甘州郭中寺塔、河州灵岩寺、秦州麦积崖灵安寺、荆州长宁寺塔等,有的虽然名气不大,知者不多,经他查证,也属于阿育王造的舍利塔类。其中泰州灵安寺,历史相当久远,据说为周穆王时造,佛殿下的舍利,乃山神藏之;荆州长宁寺塔,入地一丈有石函五重,内盛佛陀真身舍利。

上述二十几塔,道世编著《法苑珠林》时,少数尚存,大半已毁。从道世的时代至今,又有1300多年过去了,那时的阿育王塔能避开种种兵灾燹及千年日晒雨淋而存至今日者,恐怕更少了。即便是毁而再建者,能留存至今的怕也寥寥无几。好在道世的传世之作,以及其他的有关记载,还能使我们多少领略几分当年那些古塔的原始风貌和灵瑞感应。

汉明帝刘庄派臣出使西域迎来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后,对两位印度高僧极为礼重,躬请禅居鸿胪寺,次年又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为二僧兴修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将寺院命名为白马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官办的寺院,后来被理所当然地称为“释源”、“祖庭”、“中国第一古刹”。

这一天,汉明帝率臣僚驾临白马寺看望两位高僧。摩腾问明帝:“寺之东南是何馆室?”

明帝说:“那里有个圣冢”。

摩腾道:“何谓圣冢?”

明帝说:“那是老百姓这么叫的,那地方有个土阜,高一丈有余,人们把它铲平了,可很快又会隆起来,而且土阜之上还经常放出光芒,所以人们称它为‘圣冢’。自周代以来,常有人去土阜前祭祀,时有灵验。”

摩腾说:“陛下可知,《全藏》中说,释迦如来火度百余年后,印度有一位阿育王,安放佛舍利于天下,共八万四千处,东土中国境内有19处,陛下所说的‘圣冢’,即是这19处中的一处。”

明帝说:“噢,原来如此。敢请两位大师,陪我一起去那里看看可好?”

摩腾和竺法兰欣然起身同往。到了那里,“圣冢”上空忽然出现一个很大的圆影,汉明帝及二高僧的身影都现在圆影之中,如鉴照容,历历在目。众人见到后都啧啧称叹:“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奇事啊!”

明帝也十分感慨地说:“要不是遇到你们两位大师,如何知道佛就在这儿保佑我啊!”

明帝依两位高僧的指点,下诏在“圣冢”之上,建一座印度样式的大佛塔,赐名释迦舍利塔。塔为木制,九层,高500尺,岌若岳峙,有人以“齐云”来形容此塔之高,故又被称为“齐云塔”。此塔位置在洛都城西三里,所以当地老百姓们又习惯地称它为“西塔”。

据汉代史官傅毅所撰《汉法内传》记载,汉明帝于公元68年在洛阳建白马寺后,佛法在汉地日渐流传,原先颇受帝王和国民尊崇的道教,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这引起一部分道士的不满。

3年后的正月初一日,来自五岳诸山的道士循惯例汇集京城向皇帝请安祝福后,聚在一起互相议论说:天子远求胡人异教,将我渊源流长的道教反而放弃了,现乘各方道长高人齐聚京城,我们应该在皇帝面前跟胡人比试一番,杀杀异教的威风,夺回我往昔的地位。于是,690名道士联名上表皇帝,大意是说:

五岳十八山观,太上三洞弟子诸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至于方术无所不能,愿与西僧比较,得辨真伪。若比对不如,任听重决;如其有胜,乞除虚妄。

道士的上表,正合汉明帝的心思,他也很想让佛道两家比试一下,看看到底是谁本领高强。明帝就敕令尚书令宋库筹办此事,定正月十五日,在长乐宫,让白马寺的僧人和道士一决高下。

到了这一天,三座坛城,早已在永乐宫前面的广场上搭好,五岳道士带来的道经,堆放在坛城南门;印度高僧摩诃法兰带来的佛经和五颗佛陀舍利,置于坛城西门。坛城门口,堆满木柴。

道士执着香炬,绕坛祈祷:“臣等上启太极大道元始天尊、众仙百灵,今胡神乱夏,人主信邪,正道失踪,玄风坠绪。臣等敢置经坛上,以火取验,欲使开示蒙心,得辨真伪。”然后以沉檀香为炬,点燃了木柴,熊熊大火,顿时将道、佛两家的经书都吞没了。

烟消火灭,太傅张衍亲自检视,只见多种道经皆已化成灰烬,只有老子《道德经》的残片依稀可辨;而佛经上面除蒙上一层烟熏火燎的痕迹,完好无损。来现场助阵的道士们相顾失色,南岳道士费叔才当即自感而死。

太傅张衍对道士们说:“比试结果已出来了,你们方术不灵,要承认虚妄,看来,还是西来的真法威力大啊!”

有的道士仍不服输,对太傅说:“我们尊崇的太上乃是灵宝天尊造化而成,怎能说是虚妄呢?”

太傅说道:“太上有贵德之名,而无言教之称,你今天说有言教,还不是虚妄么?”

道士知道确实打了败仗,再没什么好说的了。这时,众目睽睽之下,只见地上的五颗舍利子,突然放射五色光彩,腾上空中,旋绕如环,覆盖众人。大伙都看呆了,舍利子的灼灼光芒,耀人眼目,连日光都显得相形逊色。接着,摩诃、法兰踊身虚空,现十八变,为明帝说偈言:

狐非狮子类,灯非日月明。

池无巨海纳,丘无嵩狱荣。

法云垂法界,法雨润群荫。

显通稀有事,处处化群生。

佛道的这场比试结束后,洛阳城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庶民百姓,一下子有1000多人出家为僧,有240多名妇女剃发为尼。诸山道士中,有620人皈依佛教。

洛阳新建10所寺院,城内3所,安置女尼,城外7所,为男僧所居。

洛阳自周敬王在此建都,为春秋后期最繁荣的都市之一,从东汉到魏、晋、北魏,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明帝引入佛法并在城西建白马寺后,洛阳由佛教的发祥地成为全国佛教活动中心,北魏全盛时,洛阳全城有佛寺五百所,佛塔不可胜数,且开始在龙门山开凿石窟佛像,是为闻名后世的龙门石窟。北魏末年,洛阳城毁于战火,齐云塔亦毁于一旦,后又屡建屡毁。

隋、武周、五代唐亦以洛阳为都,北宋、金朝则以此为陪都。金代重建的齐云塔,傲笑霜雪,一直屹立至今,已有800年历史。此塔共13层,高25米,系方形砖塔,故又称“金方塔”。关于这座金代重建的塔,当地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说是塔顶上曾住有一只由蛤蟆精修炼而成的金蛤蟆,为塔的重建出过大力,后来不知哪一天,金蛤蟆被一帮蓝眼睛、高鼻子的妖怪偷走了,但它在遥远的地方仍不时思念着齐云塔,当它高声鸣叫时,叫声会穿过万水千山,传到齐云塔上,再从齐云塔上传出来。

公元1976年以后,在白马寺方丈海法法师主持下,此塔复作精心修葺,面貌焕然一新。今日齐云塔,新绿簇拥、放生池水清澈,更是显得线条流畅、精巧别致。齐云塔院内,已成河南第一所比丘尼庄严道场。

说起会稽鄮县塔,便不能不提东晋时的一位慧达和尚。慧达和尚俗名刘萨诃,西河离石(今山西省离石县)人,年轻时打猎为生。31岁那年,忽患暴病昏死,家人均以为他已死亡,只因身体一直温热,故未入殓。七日后,刘萨诃居然苏醒过来。昏死之中,他遇到一个修行者,带他到地狱里去走了一遭,让他看到世人因犯大恶业而在地狱受苦的种种残酷景象。

修行者向他宣说佛法,叫他还阳后定要出家,去丹阳、会稽、吴郡、成都一带寻觅阿育王塔像,像当年阿育王那样放下屠刀,忏悔先前打猎杀生的罪业,勤修斥业,永往圣天。他醒来后,地狱景象犹历历在目,当下就出了家,法名慧达,认真学法修行,并按修行者所嘱,四处寻觅阿育王塔像。

约在东晋废帝太和年间(公元366年~370年),慧达在江浙一带到处游历寻找,有一年来到距东海四十里地的鄮县(今浙江鄞县),此处山泽秀丽,林木葱郁,花卉间发,景色奇佳,将他给吸引住了。半夜,忽听山林中有钟磬之声传出,循声而至,钟磬声乃从地下发出,便插木为记。天明细察,果是当年阿育王时代鄮县塔旧址,因岁久荒芜,只剩下塔基依稀可辨。

他在塔基旁打坐三日,虔心祈祷。忽然,塔基上方神光焕发。接着有一座小小的四方宝塔从地下踊出,塔高1尺4寸,方7寸半,颜色似青非青,质地似石非石,灵盘五层,窗开四面,中悬铜磬,每有钟声发出,清音悦耳。塔内座基上供着一颗舍利,色泽晶莹,神光焕发。塔身上,精雕细刻着菩萨佛像,若注目细观,可见佛菩萨百千形相,手足面目都极细备。刀斧神功能精细至此,真是非人智可及。

慧达得此小舍利塔后,在塔基上搭建了一座佛龛,把它供奉在里面。令当地人奇怪的是,此龛建成后,群鸟无一再敢来此处栖息;渔夫若来此地河中打鱼,肯定连一条小鱼也逮不着。

刘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僧人昙摩密多将慧达立的佛龛加以开拓,建起一座寺塔。

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年),崇信佛法的武帝亲拨款项,在鄮县塔边上建起殿堂楼阁,并赐号阿育王寺。

梁武帝的兴佛,是从他的一篇舍道归佛的诏文开始的。公元504年四月初八,又一个释迦牟尼的圣诞日。东方晨曦未露,武帝萧衍早早地就从床上爬了起来。他打开早就拟好的一份诏文认真地阅读了一遍,觉得已是天衣无缝,再无修改的必要,于是,他来到佛堂,点燃一支清香,接着就在佛像前跪了下来,开始宣读那份他自己拟定的舍道归佛的诏文。

诏文的大意是说,弟子梁国皇帝兰陵人萧衍,以前沉迷于老子,致使一个国家染此邪法。我今愿发菩提之心,弃道从佛,从今以后,宁在佛法中沦为恶道,也不再依附老子得生天堂。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武帝萧衍开始正式舍弃他信奉了30多年的道教,从此改信佛教。可以说,这份诏文既是他个人附佛的誓言,也是他作为梁朝皇帝向全国公开发布的一道以佛治国的宣言。

说起梁武帝附佛的决心,还得从三位僧人说起。这三位僧人就是当时名噪梁国的法云、云光和宝志。据说梁武帝第一次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请三位法师讲《法华经》时,天空突然降下缤纷的鲜花。于是,梁武帝开始相信,这三位僧人都是证得果位的高僧。有一天夜里,梁武帝独自在宫中焚香默颂,遥请三位高僧明天进宫应供素席。到了第二天,只有宝志独自前来,梁武帝因而知道,三人中唯有宝志得到天眼通。从此他对宝志更加敬仰、更加推崇。

公元510年,宝志圆寂前,武帝问他,国有难否?宝志以手指指喉和颈,有人据此认为,这是暗示日后爆发的侯景之乱。可惜武帝没有对宝志的暗示以足够的重视,以致弄得个国破身亡的悲惨结局。

宝志圆寂后,梁武帝为他重金买地,并亲自驾车送宝志入塔。这时天空出现一团云彩,形象极似宝志,僧俗人等连声欢呼。从此,梁武帝对佛教敬仰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宝志圆寂后,梁武帝又认识了另一位僧人智藏。智藏是一位刚直而不拘小节的法师,常常对武帝的国事直陈现实,梁武帝对他巍巍是听。有一次,智藏竟然坐到皇帝的龙椅宝座上。左右吓坏了,大声喝止,让他下来,智藏却说,我前生就是定光佛,这样的位置坐又何妨?有人将此事禀报武帝,武帝只是笑了笑,让人不要过问。

智藏是如此,其他僧人当然也就在宫中为所欲为,甚至侵扰嫔妃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武帝觉得这些现象是到了该严加管制的时候了,他于是向智藏提出,自己想亲自担任僧正,来管理僧人的事务,约束僧人的戒行。

那一天他召见所有宫内的僧人,却唯独不见智藏的到来。梁武帝知道,他想做僧正的想法并不被智藏所认同,梁武帝只好作罢。

继梁武帝拟舍道归佛文诏不久,梁武帝又拟断酒肉文。文中写道,弟子萧衍,从今以后,决心断除酒肉,假若再饮酒食荤,杀害生灵,愿受一切鬼神制裁,将堕阿鼻地狱。

梁朝以前,僧人虽有素食的习惯,但并不严格要求。因为释迦牟尼的时代是一个托钵行乞的时代,托钵行乞是没有什么选择的,更不要说素食了。只是到了梁武帝以后,僧团内才开始有严格素食的规定。以至今日汉传寺庙的僧人有了“独身、僧装、素食”的三项规定。

拟断酒肉文后,梁武帝不仅不再饮酒食肉,也不再听宫乐,甚至连女色也索性禁了,从此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他效法当年苦行林中的佛陀,日中一食,过午不再食。而所吃的东西不过是一些豆羹和和着蔬菜的米饭而已。他穿着布衣木棉,盖着布被,脚下则是一双用苇叶编的草履。一顶帽子戴了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除了必不可少的国事,他整天的工作就是著作佛教论疏。有时候,过了四更他才入睡,而不等天亮,即起床写作。冬天一双手冻得开裂了,渗出丝丝鲜血也不肯停下笔来。到他86岁死去,一生中著述通史600卷、金海30卷、五经义注讲疏共200卷,此外还有大量的序、诏、颂、铭等约一百二十余卷,真可谓著作等身。

建寺立像是一切奉佛者的主档项目,梁武帝在建康除建有放光明寺、大爱敬寺和智度寺外,公元527年又斥巨资在宫城北掖门外建同泰寺。这座寺庙有大殿6所,小殿及堂10余所,寺内建有9层佛塔,东西般若台各3层,供有十方金铜像和十方银像。仿照释迦牟尼的竹林精舍和祗园精舍,寺内辟有大片园林,林内建有禅窟、禅房等,禅窟禅房分布柏树、山石和流水之间,从而营造一种禅乐的氛围。

建寺、立像、斋僧、供佛,梁武帝觉得还不过瘾,皇帝干脆也不当了。同泰寺落成的这一年,梁武帝舍身入寺,做了一名皇帝和尚。这一招让群臣着了慌,一国之君,岂能为僧。无奈之中,群臣以一万亿钱将这位皇帝菩萨赎回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