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明知“以逸待劳”之计的作用，他打出了“招牌计”、“面子计”和“守信计”，所谓“招牌计”是指：一个企业没有响亮的招牌，就会在市场竞争中永远处于被动、落后的地位。所谓“面子计”是指：胡雪岩特别重视面子，即使在危机四伏，大厦将倾之时，他也不忘记要保住面子。所谓“守信计”是指：在胡雪岩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个讲信义。”由此看来，胡雪岩对“以逸待劳”深刻的经商作用，真是大悟彻悟！
《三十六计》第四计：“以逸待劳”曰：“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其大意是：围困敌军的进攻态势，不用实战攻击，待敌精疲力尽、声威锐减、攻防双方的态势发生逆转之时，我方便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了。
“以逸待劳”之计的经商意义在于：在企业运营中，迫使对方处于困难的境地，不必采取直接进攻的手段，可以根据刚柔相互转化的原理，实行积极的防御，逐步消耗、疲惫对手，使其由强变弱，我则因准备充分而变被动为主动，再行出击。此计之延伸，还可用“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近待远”、“以不变应万变，化被动为主动”、“静如处子，动若脱兔”、“不鸣刚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等来形容或说明。
08.打造金字招牌
《三十六计》第四计“以逸待劳”在经商中的深层含义之一是：打造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因为胡雪岩十分注重自己的招牌的出奇。因此，他在创办自己的钱庄时就十分注重自己钱庄的招牌名。他自知自己只会“铜钱眼里翻跟斗”，对题定招牌这样需要文墨功底的事情力不胜任，因而郑重其事地去请教王有龄。不过，胡雪岩虽然不知道题定招牌的遣词用字，但他知道题定招牌该有的讲究，当王有龄告诉他题招牌自己也是破题儿头一遭，还不知道怎么题法，有些什么讲究时，他毫不犹豫地就摆出了题定招牌应该注意的几条原则：“第一要响亮，容易上口；第二字眼要与众不同，省得跟别人搅不清楚。至于要跟钱庄有关，要吉利，那当然用不着说了。”
胡雪岩这里讲到的几点要求，正是题招牌的关键所在。上口，也就是要求题写的招牌要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且读起来要响亮畅达，琅琅上口。挂出招牌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记住，因此，这一点也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一方招牌用字生僻，读起来佶屈聱牙，招牌的作用也就失去好多了。
根据胡雪岩的要求，王有龄为他选择了“阜康”两个字。这两个字取“世平道治，民物阜康”之意，可以说是完全符合了他的要求。
作生意首先就必须求名，要有名目（也就是字号）别人才知道，要有名气别人才信服，而取一个好的名字往往一叫就响，成为金字招牌的基础。因此，一些有眼光的商人都注重如何为自己的商号题名。从这一角度看，胡雪岩对于自己钱庄招牌的重视以及他对题定招牌的要求，也显示了他的精明的生意眼光。
其次，靠诚实无欺来建立起自己的信誉，建立起自己的“金字招牌”。
胡雪岩深知，在生意场上的争斗，关键是有自己的“金字招牌”，创出自己的品牌来。胡庆余堂开办之初，胡雪岩做名气的方针，也就是要做出自己的“金字招牌”，换句话说，他要的是靠做出一块不倒的“金字招牌”，建立起真正的名气。因此，他在确定送药的同时，还在药店如何开法，怎样用人，怎样进料，怎样炮制等方面，定下了两条不变的原则：
一是方子一定要可靠，选料一定得实在，炮制一定要精细，卖出的药一定要有特别的功效。按胡雪岩的说法，“说真方，卖假药最要不得。”而且，胡雪岩还要求，要叫主顾看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相信，这家药店卖出的药的确货真价实。为引人注意，他甚至提议每次炮制一种特殊的成药之前，比如要合“十全大补丸”了，可以贴出告示，让人来参观。同时，为了让顾客知道本药店选料实在，决不瞒骗顾客，不妨在药店摆出取料的来源，比如鹿茸，就不妨在药店后院养上几头鹿，这样，顾客也就自然相信本药店的药了。
二是药店档手除能干之外，更要诚实、心慈。旧时药店供顾客等药休息的大堂上常挂副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说的就是卖药人只能靠自我约束。不诚实的人卖药，尤其是卖成药，用料不实，分量不足，病家用过，不仅不能治病，相反还会坏事。而且只有心慈诚实的人，能够时时为病家着想，才能时时注意药的品质，这样，药店才不会坏了名声，倒了牌子。
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实业家，他的事业取得成功，决不是靠坑蒙拐骗，而是靠诚实无欺，靠信誉，靠切切实实满足客户需要。过去许多商家门脸上都会挂上“诚信招来天下客，无欺誉揽万人心”的对联，对联道出的确实是一个使自己的“金字招牌”永不倒的简单的“诀窍”。
胡雪岩处于商业意识还不很发达的晚清时期，就具有如此强烈的品牌意识，可以讲符合“以逸待劳”之计。
09.面子保得住，招牌就可以不倒
所谓“以逸待劳”之计实际上还与靠面子赢得商势有关。胡雪岩特别重视面子，即使在危机四伏，大厦将倾之时，他也不忘记要保住面子。他曾说过：“面子就是招牌，面子保得住，招牌就可以不倒。”
上海阜康挤兑风潮，第二天就波及杭州。胡雪岩从上海返回杭州，还没有下船就得到了消息。而得到消息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把面子保住。为此，他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所有一应排场照旧。胡雪岩一到杭州，就有在胡家地位特殊的乌先生上船接住，报告上海、杭州两地的“灾情”，同时他建议胡雪岩移舟到离家更近的万安桥登岸。胡雪岩的宅地在元宝街，他的钱庄在清河坊，因此，胡雪岩由外地回杭州，一向是在位于元宝街与清河坊之间，也是杭州城里最热闹的望仙桥码头上岸。而且每次回杭，都要家人接轿，摆出极隆重的排场：身穿簇新“号褂子”的护勇在码头上站成两排，点起官衔灯笼，打起旗子，护着一顶蓝呢大轿，常常会引来大群看热闹的行人。乌先生的建议自然是因为风潮已起而希望胡雪岩不要过于张扬。但胡雪岩没有接受乌先生的建议，而且要求一切排场照旧。这当然是在保住面子，胡雪岩不能让别人以为阜康挤兑风潮一起，他自己就灰溜溜的了。
第二，阜康营业照旧。胡雪岩一到钱庄，就否定了钱庄档手谢云清和螺蛳太太商量的钱庄停业三天的决定，要求照常营业做生意。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谢云清连夜察看储户账目，做这两件事情，一是提早将几个大户的利息结算出来，把银票送到他们门上去；二是告诉那些大户，年关已近，要提款应付开销的，尽可交待，以便预先准备。这是守信用，更是要做回面子。阜康因为贴出停业三天的告示，已经在杭州城里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没有引出更严重的后果，但一遇风潮便缩头停业，事实上面子已失。
第三，原拟要办的三女儿的喜事也照旧。胡雪岩此次从上海回杭州，其实主要就是为三女儿的婚事。虽然还未下船就知道了要命的挤兑风潮的恶性“噩耗”，但胡雪岩一进家门，就告诉螺蛳太太，女儿婚事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一切照常。而且，再难也要做到，不管用什么办法，场面无论如何要绷起来。这当然更是做面子。阜康挤兑风潮一起，是否仍按以前排场大肆操办女儿婚事，正是为众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如果女儿的婚事一改原来胡家办大事的排场风光，自然更是没有了面子。胡雪岩不能“丢”面子。
胡雪岩如此处置，当然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硬撑。
他如此处置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第一，这些措施使客户保持了对于阜康的信心，由此稳定了人心并保住了自己的信誉。正是有了这一系列措施，杭州的挤兑风潮在开始的时候才没有恶性发展。第二，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大户，使原本可能参加挤兑的大户不再加入挤兑风潮，减少了压力。钱庄生意最怕挤兑，挤兑最烈则是大户加入兴风作浪。大户稳定下来，零星散户，力能应付，也就无足为虑了。
这是胡雪岩危机中力挽败局的重要手段，只要在人们心中阜康的招牌不倒，就可以“以逸待劳”。
10.做人无非是个讲信义
我们认为，《三十六计》第四计“以逸待劳”，揭示了用心打造自己信誉，靠信誉赢得商势的道理。这里的“逸”绝不是去享乐安逸、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尽力打造好自己的形象，做足自己的功底，以应对即将发生的不测，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之既倒，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胡雪岩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信义之人。信用、信义是一个人立身行事之本。孟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不能仗义而行全无诚信可言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不过，在一般人的眼中，商人似乎是一个例外。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商人似乎都有几分偷奸耍滑的手段，是靠了偷奸耍滑、尔虞我诈赚取钱财的，因而商人无信义可言，譬如大多数人都会不加思索地接受“无商不奸”的说法。甚至许多生意人自己也抱定这样一种看法，以为没有一副心狠手辣的肚肠，缺少几分坑蒙拐骗的伎俩，不懂一点取巧投机的技巧，就赚不来钱，至少赚不来大钱。因此，许多生意人自己也能接受从商必奸的说法。
胡雪岩，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仗义守信的成功商人，这是他成功的重要条件。
胡雪岩的仗义守信从下面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胡雪岩的注重信义，自然不是那种侠客义士的所谓散财行义。他的重信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他的生意，说穿了，也就是为了更多地去赚，更好地去赚。这也正好见出胡雪岩精于经商之道。我们知道，商务运作中买卖双方的关系，就是一种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自愿交换，只有以自愿为原则，以互利为目的，这种交换关系才能长期保持，也才会有生意的兴隆。俗话说，“信义通商”、“诚招天下客”，能以自己的信用诚实招来天下客，生意也就没有不兴隆的道理。比如阜康付出了罗尚德的那笔存款，就引来了大批的存进。两个帮罗尚德办理取兑手续的同乡回到军营讲了自己在阜康的经历，使阜康的声誉一下子就在军营传开了。许多绿营官兵把自己的积蓄甘愿“长期无息”地存入阜康钱庄。事实上，商务动作中是最要讲究信用的，没有信用，坑蒙拐骗，偷奸耍滑，生意最终不会长久。
“不讲信用就是赖。”胡雪岩借用这句话，批评他在杭州钱庄的档手谢云清在挤兑风潮开始时不卸排门做生意。
上海发生挤兑风潮，阜康钱庄不得不关门停业，由此引发的后果第二天就波及杭州。杭州钱庄里所存现银仅有四十万两，如果挤兑风潮席卷而来，明显无法支撑。此时胡雪岩还在回杭州的船上，回到杭州至少还得两天，杭州只有钱庄档手谢云清和螺蛳太太，此时他们也有些乱了阵脚，两人商量之后，认为除了暂时歇业等待胡雪岩归来，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由杭州府出面，贴出告示，告示坦言“由于时事不靖，银根难得宽裕，周转一时不灵”，故而停业三天，待胡雪岩回杭，即会照常开门，应付裕如。没有料到的是，告示一出，实际上马上激起了极大风波，在阜康有存款的客户纷纷涌到阜康钱庄，要求立即兑现，幸亏有曾得胡雪岩资助的杭州府书办周少棠见义勇为挺身而出，才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
在胡雪岩看来，对客户不守信用，是在做“拆烂污”的事情。钱庄对客户的信用，就是为客户着想，对客户的信托负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客户都有权向钱庄依约索回自己的存款，想通过关门停业拒绝客户提现，希望以此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就是最大的不讲信用。同时，以通行的规矩，钱庄要为客户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方便，随时满足客户的提款要求，因此，不卸排门做生意，本身也是不讲信用。有了信用，就可以“以逸待劳”了，这是胡雪岩的一大想法！11力行善举，扩大市场“以逸待劳”之计的另一种表现是力行善举。但要力行善举，花钱是必然的。对于商人来说，要行善举树形象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要花的是时候，是地方。“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胡雪岩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更懂得要显名扬声先得施恩布泽的道理。
胡雪岩常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他说要做好事，也就真的常做好事。他对于行善做好事，常常是能做就做，而且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决不吝啬。而他尽力去做的，也都是有利于平民百姓的，很实在因而也是很实惠的好事。
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古称浙江、渐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梅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兰江、浦阳江、曹娥江。
一个多世纪前，杭州江干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逢春秋多雨季节，上游水流湍急、疾驰直下，如离弦之箭，加上海潮从鳖子门涌入，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江潮”。而急流与海潮相遇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还靠渔舟过江，出门还得选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都要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难保不出风险。
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十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百年。”
还是让我们看看胡雪岩同时代人的记载吧：
太平天国攻浙时任浙江按察使的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1864年（同治三年）条目下写道：
“义渡一事，是宁绍出入要路，捐钱者必多，前司于长发（统治者对太平军的诬称）未扰时，亦曾捐银千两，各衙门亦皆有捐，交胡（光）墉经管，收复之后，胡（光）墉亦不能置之不办。”
从这条史料看，钱江义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已开始筹划，而且府署官员多有捐助，并非像有的文章所讲的是胡雪岩独资兴办。
当时，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对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入杭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到望江门上岸。而当时的叶种德药店设在望江门直街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街大井巷，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顾客，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上门。
对一家商号来说，要在竞争中站稳脚根，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都要具备，但是，如何才能改变这“地利”上的劣势呢？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主意也就拿定了。
他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大，江上风浪大，容易出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人改道由鼓楼进城。
码头很快就修起来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而且免费过渡，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种德堂的生意随着“义渡”的开通迅速冷落。真可谓“一石三鸟”之举。
胡雪岩创设义渡后，临时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开约十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渡须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而且义渡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
需要一提的是，虽然义渡的船只比原来用于渡江的渔舟宽大，方头平底，行驶平稳，但还是全靠人力摇、风力送，逢急流、大潮，往往只好在南北两岸高悬白旌旗，封江停渡。
光绪年间，胡雪岩破产后，义渡无法继续维持，浙江旅沪七邑同乡会常务董事之一的俞襄周策动同乡会向社会各界募集基金，接办胡氏义举。俞襄周向上海外商购得小型机轮一艘，用以拖带原有的木质渡船，后来又置办铁壳柴油机轮四艘。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组成义渡局，归省府领导，改民营为官督民办，仍免费过渡。现在的钱江南岸码头是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废墟上重建的，一切设施更加完善。以上只是胡雪岩善举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历年各地有灾荒胡雪岩都踊跃捐赠赈济。山东大水灾，胡雪岩一次就捐出了二十万两银子。不但捐钱，而且捐粮食、捐棉衣、捐药品。胡雪岩知道，天灾人祸时候，每多捐一分钱就多救一条人命，饥民自然饮水思源、感恩戴德，事实上，据史料记载，胡雪岩的一生的确做了许多好事，有些事情都变成定规定例，比如时值战乱年景他设粥场，发米票，天寒地冻之时他施棉衣……直到他面临破产的那一年，也没有中断。胡雪岩做的这些好事，使他在江浙一带获得了一个响当当的“胡大善人”的名声。
胡雪岩为一个善人的名称如此的散财施善，似乎有些让人不好理解。生意人将本求利，一分钱的用度总是有一分利的回报才是正理，连胡雪岩自己都说：“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连刀口上的血都敢舔。”而且“千来百来，赔本买卖不来”。散财施善，分文不取，用自己从刀口上“舔”来的血仅仅换来一个“善人”的名声，何苦来哉！如胡雪岩似的赚了钱能去做好事、善事，实际上为许多生意人所不为。
其实，胡雪岩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正显示出他的超出于一般人的见识和眼光。他做好事，无疑有他的行善求名，以名得利的功利目的，比如他自己就说过：“好事不会白做，我是要借此扬名。”胡雪岩做好事，也的确并不是与自己的生意一点联系都没有。胡雪岩扬了名，等于是无形之中扩大了胡庆余堂的市场，“逸”是大手笔看上去是做了不相干的事，其实是为自己的事业的发展做好准备工作。“逸”看似无为其实有为，看似赔钱其实是赚钱。“逸”做好了，就可以从容应对任何“劳”。在这种情况下，和那些不“逸”的人相比，胡雪岩已着先鞭，已占先机，未战就已胜负两势了。此为“以逸待劳”。
从做生意的角度看，生意人有了钱想着去做点助穷济困的好事，其实也是为自己更好地做生意创造条件，比如因为自己的帮穷济困，使一部分陷入饥寒落入困顿的人得到某种必要的救助，起码能起到一定的安定社会、平静市面的作用，为自己的商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
胡雪岩深知，在生意场上的争斗，关键是有自己的“金字招牌”，创出自己的品牌来。胡庆余堂开办之初，胡雪岩做名气的方针，也就是要做出自己的“金字招牌”，换句话说，他要的是靠做出一块不倒的“金字招牌”，建立起真正的名气。
胡雪岩的注重信义，自然不是那种侠客义士的所谓散财行义。他的重信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他的生意，说穿了，也就是为了更多地去赚，更好地去赚。这也正好见出胡雪岩精于经商之道。
胡雪岩为一个善人的名称如此的散财施善，似乎有些让人不好理解。生意人将本求利，一分钱的用度总是有一分利的回报才是正理，连胡雪岩自己都说：“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连刀口上的血都敢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