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1938年2月，由共产党员丛德滋、于千和甘肃学院文学系主任王洽民创办。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的关怀支持下，丛德滋与于千等同志创办了“民众通讯社”，丛德滋任社长，于千担任记者。在兰州市南府街七九号（后金塔路七○号），通讯社出刊油印四开《民众通讯》新闻稿，除张贴及送有关单位外，主要供当时兰州各报选用。为大力搞好抗日宣传，丛德滋和同志们一起，白天忙于新闻采访工作，夜晚则编稿或刻印，工作极其繁忙。《民众通讯》新闻稿中积极宣传了八路军抗日战绩，如平型关战斗等，深受群众的欢迎。王德谦、王德芬姐妹来兰演出救亡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时，丛德滋当即前往采访。在报纸发出此项新闻后，争相观看这个剧的群众络绎不绝，剧场里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在这期间，丛德滋同志在《民众通讯》上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日的文章，以有力的笔触，透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方针，鼓动人民群众为抗日贡献力量。肖军、白危、塞克等进步文化人士都曾进社帮助工作。
他山之石亦可攻玉《甘肃民国日报》是新中国成立前甘肃省出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地方报纸。创刊于1928年7月9日，是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机关报。《西北日报》也是国民党省政府的官方报纸。为宣传抗日，党利用这两家国民党的宣传阵地，公开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1938年3月，《甘肃民国日报》连续刊登了丛德滋主持的民众通讯社关于人力车夫、担贩、筏夫、屠宰业、轿车夫等各个劳动行业的报道，真切反映了劳动百姓的疾苦，如《兰州市的担贩》、《黄河上的筏夫》等文，在《甘肃民国日报》上，这是首次出现的老百姓的身影和声音，内容新颖，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该众志成城抗顽敌报刊载文章号召各行业百姓，团结起来进行抗争，比如丛德滋在《州市的担贩》一文中说：“加强他们的组织，加强抗战的力量，应当一、改善生活，二、提高教育，三、加强训练。”《甘肃民国日报》
还开辟了《西北文艺》、《剧坛》副刊专栏，著名作家萧军在兰期间，曾主编《西北文艺》。1937年12月，谢老、彭加伦曾给党中央报告：“我们与《西北日报》关系很好，我们写的八路军许多消息及文章都能发表。在该报有一副刊——《大众论坛》，已完全在我们手中，全部稿件都是我们写的，影响相当大。《民国日报》副刊也登载我们的文章。……”为了将《西北日报》争取过来，据谢老日记记载，他曾与《西北日报》的编辑李剑华进行了十多次商谈。谢老在州期间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兰州各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欣欣向荣的抗日文艺团体抗战的八年也是兰州文化艺术繁荣的八年。
一潭死水的兰州变得前所未有地充满生机。这个在国民党西北统治的核心之地，在重重束缚下，不可遏制地迸发出了空前的热力。
抗战前，兰州人唱的听的几乎只是秦腔，仅有的两三个秦腔演出戏班演出的剧目多是传统戏。抗战爆发后，兰州戏剧舞台陆续出现了十多个剧种，近30个剧团空前兴盛。各剧团演出内容异常丰富，大量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寇穷兵黩武、凶狠残暴的罪恶行径，以及赞扬历代民族英雄的剧目涌现出来，演出形式生动新颖，演员的演出形象活泼，深为群众喜爱和欢迎。这些剧目为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活跃大后方人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年底，兰州地区以宣传抗日为内容的剧团主要有：联合剧团、王氏兄妹剧团、西北抗日剧团等。
同时，由于沿海城市的失陷，文化界知名人士云集兰州，外地抗日文化宣传团体纷纷前来兰州抗日宣传，使兰州抗日文化活动更趋活跃。1938年来兰做抗战宣传并在兰州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省外抗日文化团体有新安旅行团和平津学生演剧队等。
王氏兄妹剧团该剧团是由王德谦、王德璋、王德芬、王德威、王德乾兄妹五人和青年作家吴渤（白危）于1937年8月组成，五兄妹是当时榆中县县长王云海的子女。为了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他们组成了家庭小剧团，满怀爱国热情，编排节目。先后演出了《打回老家去》、《撤出赵家庄》、《烙痕》、《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在兰州民众教育馆和街头多次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特别是王氏兄妹剧团演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感情真挚、演技精湛，深受群众欢迎，一时轰动兰州。谢觉哉在观看了该节目后，大加赞赏，赞誉他们的演出“大大刺动了观众的情绪”，还深有感触地写了《西北并不是安乐的天地》一文。
新安旅行团该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少年儿童文艺团体。当时，14名团员在团顾问（校长）汪达之带领下，按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旨意，遵奉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的遗嘱和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责任，告别了曾经孕育过民族英雄关天培的故乡，走上了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旅行全国，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与宣传。出发时，他们每人只有一身单衣，一双草鞋，一把雨伞及简单行装，全团仅50块钱和一套电影放映设备、几部黑白无声抗日影片和几十张抗日救亡歌曲的唱片（电影放映设备及影片大都是陶行知捐献的）。至1941年5月的将近6年中，他们的行程东起黄海之滨，南至港澳地区，西达兰州，北抵内蒙古百灵庙，共计5万余里，“先后参加该团的有六七百人之多”，在全国20个省市留下了闪光的足迹。1938年2月，新旅到达兰州，经八路军驻甘办众志成城抗顽敌事处批准，新旅徐之光、张杰、张牧、范政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从此，新旅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新旅在兰州得到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关怀。他们的到来，对正在兴起的兰州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以话剧、歌咏、电影、讲演、展览、教唱抗日歌曲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先后在兰州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话剧演出，演出的爱国剧目有：《扬子江暴风雨》、《烙印》、《重逢》、《最后一课》、《沦亡之后》等，情节悲壮，演技精湛，激发了观众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1938年4月下旬，由新旅发起，举办了由兰州各个抗日群众团体参加的游艺大会，使抗日话剧宣传达到了高潮。对上世纪30年代的兰州群众来说，电影还是罕有之物，新旅用自带的16毫米电影放映机和发电设备，为兰州群众放映电影14场，观众达数万人次，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放映电影有《民族痛史》、《一二·八沪战写真》和他们自拍的反映儿童抗日的《小五一》等。电影放映时，群众情绪激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全场。新旅在兰举行歌咏会30余场，歌曲有《热血》、《我的中国》、《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新安旅行团团歌》等几十首抗日歌曲。他们还向各界群众教唱抗日歌曲。一时间，兰州的大街小巷，振奋人心的抗日歌曲不断。当年，兰州的报纸赞扬他们“以新姿态的宣传形势，搅动了整个兰州”。1938年5月末，新旅离兰。
平津学生演剧队1937年10月，在西安的平津流亡学生根据党的指示成立了平津学生演剧队。1938年8月初，演剧队沿西兰公路演出，辗转至兰州。
八办及甘肃工委给予他们热情的鼓励和关心，到兰第二日，他们和血花剧团同台演出，引起全场轰动，他们还演出了《前线》、《电线杆子》、《八百壮士》、《雷雨》、《读黄河》等剧目，博得兰州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国民党特务每天在他们的驻地附近监视，队员们被迫分散开来，分别到兰州师范、甘肃学院和一些小学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抗日演说，并到兰州近郊农村演出，在兰州轰动一时。
放下你的鞭子抗战8年里，有一出爱国戏剧以街头剧的形式演遍了中华大地，无论在哪里演出，无不激起观众对日寇的极大仇恨，许多热血青年因为看了这个街头剧深受感染和教育而毅然奔向了抗日战场。这就是由著名剧作家陈鲤廷创作的抗战时期影响最为广泛的街头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对父女由东北逃亡入关，靠卖艺为生的生活。有一次，女儿卖唱时出了差错，父亲抽出鞭子痛打女儿，引来了围观者的愤怒。戏剧冲突由此展开。痛失家园，迫于生计，亲生父亲毒打女儿的悲剧，使人们深切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于是在闹市街头掀起了一股痛斥日军暴行，坚决抵御外辱的平津学生演剧队众志成城抗顽敌激愤情绪。从众多文献中可以看出，各地每次演出都使观众热泪盈眶，群情激昂。国难当头，流离失所的老艺人把胸中的愤懑发泄在卖唱的女儿身上，于是激起围观者的愤怒：放下你的鞭子！去打日本人！就是这出戏的主题。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炸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父亲”拉胡琴，“女儿”泣不成声地唱着这个《九·一八》
东北小调。“父亲”举起鞭子准备抽打又累又饿发不出声的“女儿”，一个“伤兵”从观众中走出来怒吼：“放下你的鞭子！”一个“女学生”在观众席上呼喊，“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然后开始演王氏兄妹剧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讲，一边带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群众也此起彼伏高呼起口号来，一边流着热泪，一边往场上捐扔铜钱。
——这就是当时在兰州轰动一时的王氏兄妹剧团在榆中县第一场演出时的情景。王德芬演女儿香姐，王德彰演老头，吴渤演伤兵，王德谦演观众女学生。演出大获成功。于是，王氏兄妹剧团决定到省城兰州演出。
在兰州市西大街庄严寺内的民众教育馆，馆长柴若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民众教育馆的首场演出就轰动了金城，整个大礼堂水泄不通。丛德滋第二天便在《甘肃民国日报》上发出《流动小剧团在公演素描》的报道。第二天、第三天，观众潮水般涌进礼堂，很多观众流着热泪，高喊口号。戏完时，观众们还把王氏兄妹团团围住，久久不肯离去。兰州的大街小巷，人们奔走相告：“走哇，看鞭子去、看鞭子去！”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谢觉哉、彭加伦都观看了该剧，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谢觉哉在《西北并不是安乐的天地》一文中，以《放下你的鞭子》开头，警醒人们，每个人都要为争取一片安宁的天地而斗争：
王家兄妹在民众教育馆演“放下你的鞭子”的剧，那卖唱的落难女子说：“我们跑到乡下，鬼子跟到乡下；跑到北平，鬼子又跟到北平；跑到上海，鬼子又跟到上海，到处安不得身，现在流浪来兰州了。天呵，我的家乡呵！”这说明什么？说明西北并不是安乐的天地，敌人正大刀阔斧地向这边杀来。
——（《热血》四五期合刊1938年2月21日）文化名人在兰就在兰州人民通过各种形式积极抗日期间，许多知名人士纷纷众志成城抗顽敌来兰，与兰州抗日斗争交相辉映，给予兰州人民极大鼓舞。这些家乡沦陷的著名学者和文化界名人，更把一腔的愤怒倾注在了他们的斗争和宣传活动中，为兰州的抗日热潮推波助澜，使得兰州的文化和民主斗争气氛达到了高潮。他们的活动鼓舞了兰州人民抗战的决心和斗志，特别是给兰州人民带来了高层次的理论和指导，提高了广大人民抗日的觉悟和艺术。
燕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顾颉刚于1937年9月末来兰，考察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四省教育情况。在兰期间，这位对中国民间歌谣颇有研究的学者出任《老百姓》社社长，这份旬刊生动活泼，以西北民歌的方式作抗敌宣传，深为群众和进步青年喜欢。
1938年4月，应先期来兰州创办救亡刊物《战号》的青年作家吴渤的邀请，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舞台美术家朱南星及作曲家王洛宾夫妇等5人，于4月24日从北京辗转到兰州，在丛德滋民众通讯社居住。丛德滋通过各种关系，介绍萧军到《甘肃民国日报》主办《西北文艺》，介绍塞克主办《剧运》。他们主张文艺要为抗日救亡服务。在副刊阵地上，他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政策，介绍进步文艺作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唤醒人民，积极热情地鼓舞青年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1938年7月至1939年1月，来兰的著名人士还有赵丹、老舍、张大千、茅盾。他们纷纷作报告、演讲，发表文章，对兰州的抗战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洛宾的花儿开了走哩走哩（者）哟的远（哈）了，眼泪的花儿漂满了，哎哟的哟，眼泪的花儿把心淹（哈）了，走哩走哩（者）越哟的远（哈）了，褡裢里的锅盔轻（哈）了，哎哟的哟，心上的惆怅就重（哈）了。
这首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的西北花儿《眼泪的花儿漂满了》改编自后来被称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
王洛宾在《万朵“花儿”永世飘香》一文中回忆：“40多年前，我来兰州的途中，遇到连天阴雨，在六盘山下一个车马店里住了三天，欣赏到车马店女主人漫的‘花儿’”；“原来车马店女主人是六盘山下有名的‘花儿’歌手——‘五朵梅’”；“这段因缘，使得我逐渐放弃了对西洋音乐的向往，投入了民歌的海洋”。这段“花儿”是王洛宾记录下的第一首民间歌曲，他也是第一个为“花儿”记谱的人。
王洛宾在兰州奠定了他民歌事业的基础。在抗战时期，他搜集、整理、改编了许多展示我们民族精神的民歌，通过歌声与旋律来支持抗战。后来，王洛宾参加了兰州抗战剧团。1939年的一天，一支运送苏联援华抗战物资的车队路经兰州，王洛宾所在剧团举办了欢迎会。一个维吾尔族青年即兴演唱了一首简短的新疆民歌，因为他是用维语唱的，歌词听不懂，但那特殊的曲调和韵律，却震撼了王洛宾。欢迎会后他专门去向那位青年求教，匆忙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且请当时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作了简单的翻译，商贩还向王洛宾介绍了新疆的婚俗、独特的景观和漂亮迷人的维吾尔族姑娘……年轻的音乐家灵感顿起，他铺开纸，编配出一首简短流畅的民歌，取名为《达坂城———马车夫之歌》。第二天，在欢送车队的联欢会上，王洛宾登台演唱了自己再创作的《达坂城的姑娘》，并配以刚学来的维族舞蹈。清新悦耳的曲调和生动幽默的歌词打动了在场的人们，几个维吾尔族小伙子随着他的歌声跳起了舞，气氛很快达到了高潮，车队的年轻人围起了王洛宾，伸出大拇指对他一个劲地说：“亚克西！亚克西！”这首《达坂城的姑娘》很快传遍了兰州的大街小巷。之后，众志成城抗顽敌又由南下北上、东来西去的旅人传唱至全国各地。
在兰期间，王洛宾跟随兰州抗战剧团几乎走遍了西北高原。后来，王洛宾在给王德芬的信中这样写到：“多少日月我们顶着风雨，在西北高原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来激励人民，而人民群众的热泪、留有手温的铜钱和那热情呼喊的口号，也激励着我们。所以，团里的学生们虽然脚掌磨破，嘴唇干裂，但他们的眼睛却闪耀着幸福的光彩，因为他们都能为抗战救国贡献力量，深深引以为荣！”在荒芜的西北高原上，剧团把歌声、笑声、声讨声到处撒播。革命的岁月也滋养着音乐家的心灵，一首首美妙的歌曲自此诞生。
就在兰州人民纷纷走出家门、团结抗日之时，在兰州的上空，穿梭着贴着红膏药的日本飞机。
后方兰州，何以招致这些凶险铁鹰的光顾呢？
抗战开始后，华北、华东、华南大片国土沦丧，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西北逐渐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作为甘、青、宁、新四省交通枢纽的兰州，有一条重要的国防通道——甘新公路，日寇为堵截苏联援华物资经兰州运往各抗战前线，同时破坏在兰的全国重要的空军训练基地，数年来，日寇对兰州施行了极端野蛮的轰炸。
1937年11月5日，日机7架首次空袭兰州，在兰州东郊飞机场投弹数枚而去，抗战后方的一块天空从此开始不平静了。
日寇继第一次轰炸之后，1937年12月4日、6日，分别以11架、7架飞机再次集中轰炸兰州机场。之后，轰炸不断。大规模的轰炸记述如下：
1939年2月，正值春节，敌机漫空而来，对兰州进行了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满城一片哀痛之声，万户千家不见春色。曾任甘肃省公署秘书长、政务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文史馆副馆长王著诗道：“欲换桃符无处着，门楣今已付灰尘。可怜大地成焦土，万户千家不见春。”时任甘肃全省防空司令部参谋长的叶建军，在《回忆八年抗战期间的兰州防空》一文中写到：
1939年2月20日至23日，日机对兰州狂轰滥炸，穿梭往来，投弹二千枚以上，古城兰州一片火海。炸得最惨重的是市区东部和西部。2月23日，中山市场（今兰园）中了3弹，唐代修建的佛教丛林——普照寺藏经楼被炸毁，藏经楼中有《大藏经》6358卷（唐藏5048卷、明藏1000余卷），名僧蓝方文（众诚）殉难。市场进门处的两家京货店及鲁氏摄影室、陇海旅舍被炸平。贡元巷、新关街、西北新村、南大街、东大街等地敌机投弹最多，房屋被炸成一片废墟，死伤共百余人。
1939年11月27日，日机72架，分6批彻夜轰炸兰州黄河铁桥及市内居民区，炸毁房屋六七百间，死伤五六十人。在之后日寇的数十次轰炸中，惟一一座连接黄河南北两岸的铁桥，在日寇密集的炮弹下，终能侥幸存还。日军轰炸兰州的目击者安守仁先生在2005年的一天回忆道：1939年前后的这段时间，日军把黄河铁桥当做重点目标，日军轰炸铁桥却无一弹命中，炸弹都投在了铁桥附近，在铁桥两岸，有很多弹坑，有的坑直径有六七米之宽，但弹片把铁桥削坏了多处。
1939年12月26日、27日、28日，日军分别出动飞机102架、106架、112架分批空袭兰州。死伤近300人，近600户居民无家可归。
1941年5月、6月、8月，日机对甘肃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
据统计，自七七事变开始至1941年9月，日军空袭兰州共36次，出动飞机670架次，投弹2738枚，共造成406人死亡、受伤，其中215人死亡（男191人、女24人），受伤191人（男162人、女29人），损毁房间21669间。
亲历了日机轰炸兰州的茅盾先生在《兰州杂碎》一文中记述：
旧历除夕前一日，城外飞机场被炸，投弹百余，但据说仅死一狗。这是兰州的“处女炸”。越三日，是为旧历新年初二，日机又来“拜年”，这回在城内投弹了，可是空战结果，被我方击落七架（或云九架），这是“新年的礼物”。从此以后，恼羞成怒的滥炸便开始了，几乎每一条街，每一条巷，都中过炸弹。四○年春季的一个旅客，在浮土寸许厚、软如地毡的兰州城内关外走一趟，便往往看见有许多房子，大门还好好的，从门隙窥视，内部却是一片瓦砾。
碧血祭长空日军轰炸下的兰州，满目疮痍。但对付这些黑鹰的有我英勇的中苏空军战士。
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空军以弱小之力抵抗日军强壮之空军。
在西北，我空军不畏强暴，与苏联国际主义战士携手并肩，保卫着一方天空。
兰州当时是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和空军部队的训练中心之一。
中国空军在兰州设立了第四路司令部，统一指挥、协调西北地区的防空作战。地勤补给系统也在兰州设立了空军第七总站，下辖拱星墩机场、东固城机场、西固城机场、中川机场以及临洮机场，大批空军飞行人员在此经过训练后，奔赴全国抗日战场。另外，还设立了空军第三工厂，负责修理各式飞机。1938年冬，中国空军驱逐总队从四川的梁山迁至兰州西固城，负责整训空军各驱逐部队，同时进行飞机的换装补充。1939年初，中国空军驻防兰州的有第十五中队和第十七中队。中央防空学校炮兵团的一个营驻防于拱星墩机场、白塔山等地，配合空军作战，保卫兰州。
当时援华空军基地也设在兰州，1937年8月21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根据当时缔结的条约，苏联派出援华志愿队支援中国抗战，援华空军有飞行员、飞行教官与地勤维修人员、作战飞机及其物资装备。
密集的地下火力网和空中雄鹰随时准备着迎接日寇的飞机。
自1937年10月至1941年间，苏联参战人员始终和中国空军战斗在一起。
苏联援华支援队中的苏联驱逐机大队参加抗击日寇，直接对日寇空军作战，在中国，这些优秀的飞行员英勇善战，血洒长空。他们比陈纳德的“飞虎队”更早地来到中国，为保卫中国与日本人浴血长空，他们中有二百多人永远留在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在蓝天上，苏联的“黄莺”（伊-15比较灵活，便于水平作战，被苏联人称做“黄莺”）、“燕子”（伊-16则因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而被叫做“燕子”），伴着“喀秋莎”（CB轰炸机），高低搭配，灵巧穿梭，为中国空军掌握1937-1940年间的战场制空权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总共派遣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包括1091名飞行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561只“黄莺”和“燕子”，222架轰炸机（大部分为“喀秋莎”），以及100架教练机。4年中，日军损失飞机986架，战舰100多艘，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日军王牌飞行员中的“四大天王”有三位被击落。志愿队也献出了211条生命。
1937年12月4日，日机二次袭击兰州，中国空军立即起飞迎战。
1938年2月20日和23日两天的激烈空战中，经中苏空军勇士奋力抗击和地面炮火的射击，日寇轰炸兰州的目的未能得逞，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兰州人民的抗日热情。1939年2月5日，日机在轰炸兰州返航之际，驻兰空军尾随日机至山西运城机场上空，就在日机降落未稳之际，中国空军突然从天而降，轰炸机场，投弹60余枚，顷刻间，日寇40多架飞机化为灰烬。1939年2月20日、23日中苏空军在空中与日军展开激战，击落敌机15架，这是自武汉、广州失守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2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给敌空军更大的打击》的短评，向全国人民报道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1939年12月26日至28日，面对日军300多架敌机的疯狂攻势，我方将士竭力进击，在26日血战中，大批敌机将苏联支援队的7架飞机包围，苏联空军誓死进攻，击落日机3架。
据统计，自1937年至1943年的空战中，中苏空军和地面炮火在甘肃上空共击落日机26架，击伤一架。有力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以萌芽之军当十倍之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包括苏联战士在内的许多空军战士血洒长空，1937年至1942年间，空军与日寇在兰空战百余次，阵亡及殉难烈士共有63名，其中包括7名苏联空军战士。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保卫了一方蓝天。日军虽对兰州进行了长期的狂轰滥炸，但东西交通线依然畅通，黄河铁桥安然屹立，人民抗敌意志愈坚。
中苏空军英烈为了共同的反法西斯的事业长眠在了甘肃大地上，在兰州东大门的东岗镇古城，中国空军为这些国际主义战士立碑纪念，纪念碑上郑重地写道：“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抵抗日本侵略者空战阵亡”。烈士墓碑上记载了永远为兰州人民所缅怀的苏联空军英烈的姓名和牺牲时间：
司切帕诺夫，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雅士，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日郭尔皆耶夫，1939年12月20日波拉吉诺夫，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三日马特，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日伊萨耶夫，1939年12月20日……中苏空军的英勇抵抗鼓舞了兰州人民的斗志，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空战时，贴了阴森太阳旗的日本黑鹰在天上乱飞，老百姓在地上纷乱地“跑飞机”，还有许多百姓忘记危险，仰望天空，关注战斗每当日机中弹冒烟，群众奔走相告、高声欢呼。
特别值得一记的是1939年2月27日至3月2日，空军部队在兰州中山林及兰州民众教育馆举办了击落的日寇飞机残骸及日机驾驶员肢体的展览，不到一周的时间，观者达数万人次，纷至沓来的人们看着敌机的残骸和敌空军尸首，无不拍手称快。
附：《空军第四军烈士墓记》（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溯自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以来，我空军健儿无役不从抗战于黄河、长江、珠江、怒江各流域及沿海地带。以萌芽之军，当十倍之敌，格斗7年，愈战愈强。至今，与盟国并肩作战，获得广泛之制空权，取得空军主动地位。期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事，前仆后继，不可胜数。此皆由于委员长精神降雨之宏伟，与乎空军将校对于革命主义之信仰，而可告慰国父在天之灵者也。
甘肃在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间，为俄机运入孔道，亦为空军部队训练中心。在此境与倭寇空战百余次，阵亡及殉难诸烈士，共有63员名。其最著者，若二十七年三月，在东岗镇□机张君泽、李仲武等30余烈士；二十八年十二月在兰州等处外员郭尔皆耶夫等7烈士；三十年三月在哈密接新机葛文德等10余烈士；三十一年十一月在兰州天山号机郑长庚等9烈士。
或因杀敌阵亡，或缘飞行失事，或为教匪狙击，或被倭机轰炸，是皆空军之积（精）英，国家之瑰宝。追念功勋，痛悼良盈！
诸烈士忠骸，原厝皋兰中嘴山麓。荒烟哀草，肠断梦惊，殊不足召（昭）彰先烈而慰忠魂。前任李司令瑞彬，于三十一年在兰州东门外20里苏联援华飞行员在空战间隙打排球东岗镇古城坪之阳，购何、李二姓土地18市亩，筑为烈士墓。此地西望祁连，东负六盘，北临黄河，南依皋兰。河水弥弥，坪山嶙嶙。遥见雁滩之水中，白波掩映，飞雁翔集，诚佳景也。嗣因李司令他调，诸烈士之柩致未迁移。
三十三年甲申之秋，机承乏四路司令。呈准经费36万元，并利用兵工及官佐劳动服务，将中嘴山麓各柩，全部迁葬。采本地积□，掘圹5英尺，用石灰、黄土、石子合土，包裹棺椁。坟之上部，以土环装壁，火砖覆顶。如此实其蕴裹，计其保存百年。墓外长城旧址，葺而新立，树以名木蔽黄河水色。墓后三山，均筑围墙，栽桃李，禁牧樵，以修其光表。中建祭坛，前立大门，内设守墓，外辟车场，另修大道，以壮其瞻仰，既月而工成鸠，见山泼黛，而水浮蓝焉。
若夫华发云变，日焕月明，冰涌雪飞，鸽起雁落，四时之景不同，风雨晦明之间，俯仰幻化，各居其妙。堪称牛眠吉地，允宜烈士佳城。呜呼！逝者勋绩青史昭扬。未竟志事，后死之责，懿欤晋墓，一劳永逸，封山刊石，铭贞忠烈。
（注：现珍存甘肃省博物馆《烈士墓记》为史料原件，是用自来水笔抄写于稿纸之上，个别字难以辨认，以空缺号□标明缺字。）1938年10月，抗战前方，广州、武汉失守。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至1938年底，经过16个月的战争，日军在我国华北、华中、华南侵占约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由于战线绵延数千公里，他们自身力量也几乎殆尽，经济拮据、兵力严重不足。特别是我国坚持的持久抗战和我敌后战场对其构成了致命威胁，所以它不得不改变对华的方针政策：在政治策略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在军事众志成城抗顽敌战略上，放弃“速战速决”，停止战略进攻，转以保守占领区为主，准备长期对华作战，并决定以主要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民主根据地，以确保其占领区。
此时，国民党则开始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
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甘肃的重要地位日益彰显。中共中央指示甘肃工委：“甘肃是国防的交通要道，不仅国民党注意此地（统治极严），日本亦注意此地。所以这地方今天虽为远后方，最终可能变为近后方（如果西安失守），同时成为西北的政治中心。因此我们应该很好地注意此地工作。”1938年4月，中共兰州市委正式成立，以便于与甘工委、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积极配合，领导正在高涨起来的兰州地区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准备吸收大批先进分子，壮大在兰的党组织。
中共兰州市委一经成立，就着力于对基层干部的培养，同时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工作，市委发展党员60多人，其中工人党员20余人，党的基层组织的辐射面也直接涉及很多单位、工厂、学校，如：兰州邮电支部、西北公路局汽修厂支部、兰州印刷厂工人支部、兰州水夫工人支部、兰州医院支部、兰州空军机场支部、兰州师范学校支部、甘肃学院支部、兰州农校支部，《民国日报》
印刷厂支部也曾归市委领导。市委还在机器制造局工人、织毡工人、水烟工人和国民党银行职员中建立了党小组，发展了党员。最为可喜的是，兰州市委在以往空白的工人阶层中建立了党组织，兰州的工人阶级也开始了有规模的，有思想、有觉悟的革命斗争。
水夫揭竿而起卖水夫，卖水夫，终日挑水黄河头！朔风凛冽天方晓，万里寒波卷雪流，枯树梦寒鸦，荻港眠沙鸥，两桶盛满天地泪，双肩挑尽古今愁。
城南复城北，叫卖几曾休？满面灰尘汗如油，蓬头谁剪修！赤足踏冰雪，破衣悬鹑鸠，竭彼日所得，难解全家忧，保长时传呼，驱谴劳役似牵牛，警宪时光临，怒讨穷鬼如寇仇，把头敲诈索酒费，水夫工会讨会酬，未东邻债，又向西舍求，菜根难一饱，稀饭难一稠，谷糠果腹愿已足，哪敢奢望窝窝头！寒风入破户，夜半声啾啾！乾坤原是一枷锁，人间何处有自由？
从这一首抗日战争时期流传的声声泪字字血的《兰州卖水夫歌》中，可以看出兰州水夫们过着怎样悲惨的生活。
作为从旧时代沿袭下来的一个职业，长久以来，兰州水夫十分艰辛贫困。新中国成立前，兰州无自来水设施，全市生活用水，多靠千余名挑水工人从黄河里挑送，这些水夫多为四乡逃难的破产农民，白天沿街叫卖，夜晚栖身于城门洞下或者街头屋檐下。凄风苦雨，春夏秋冬，日日如此。国民党当局根本无视他们的痛苦，警察、特务随意辱骂，达官贵人拒交水费。水夫每天工资仅3~4毛（法币）。看到广大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市委发动民众，领导工人，抓住时机为改善民众生活而斗争，市委根据甘肃工委副书记罗云鹏的指示，指派骨干党员深入水夫群体中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团体兄弟会（也称水夫工会），发展会员100余人，提高他们自己斗争反抗剥削的思想觉悟。此时，以朱绍良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残酷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一方面针对我党，恶毒叫嚣“谁提改善民众生活，谁就是汉奸”。1938年夏，国民党警察局强迫水夫每周三次参加他们所谓“集体训练”，进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反动说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计。针对水夫的悲惨处境，市委派党员在水夫中组织串联，于1938年夏天掀起了大规模的水夫罢工。
这天，正值盛夏酷暑之际，大批扛着扁担的水夫涌向警察局，高呼着口号，强烈要求解除“集训”，全市供水由此几近断绝。在广大市民的助威下，本来准备镇压水夫斗争的当局，惊恐地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从来都在社会底层呻吟的、任人宰割、任人剥削的水夫众志成城抗顽敌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水夫们欢欣鼓舞，脸上绽开了少有的笑容。他们奔走相告，感激地说共产党是为工人谋利益的。斗争胜利后，市委不失时机地在水夫中培养积极分子，成立了党支部。水夫工人斗志高涨，在之后的1938年年底和1939年，又取得了重大胜利，成功地向一些公馆和衙门讨还了久拖不缴的水费，抵制和废除了当局强迫水夫无偿洒扫飞机场的不合理规定。水夫们精神振奋。
水夫工人的成功罢工也鼓励着其他行业的广大的深受剥削的工人们。1939年，兰州市委又组织了《西北日报》社印刷厂、汽车修理厂等工厂的革命斗争。通过强有力地领导和斗争，印刷工人大罢工取得成效，厂方同意适当改善工人待遇，增加工资。西北公路局汽车修理厂工人的两次罢工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工人们逆来顺受的精神面貌终于改变了，兰州工人终于走到了革命斗争的前沿，在斗争中，他们认识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认识到了美好的生活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换得的道理。
黑云压城悲风啸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成立伪中央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
和“限共”的方针，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给予了坚决回击。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
1939年下半年，毛泽东审时度势，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及时告诫全党：“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国统区的甘肃，又一次阴风森森，黑云密布。国民党内的爱国进步势力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打击。兰州国民党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谢觉哉，影射党中央、毛泽东。蒋介石的亲信干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临兰州布置各项反共措施，兰州生机勃勃的抗战形势开始恶化。
中共甘肃工委在领导全省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大力加强了各地党组织、党员的思想教育，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精神，要大家认清形势，以准备应对随时会出现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同时，工委向各地党组织传达了党中央《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等文件精神，集中党员骨干，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有关加强党性教育的材料，重点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著作，这些理论文章的学习，使身处白色恐怖中的党员干部拨开了重重思想迷雾，尽管兰州形势愈加紧张，但大家对革命更加充满了信心。
1939年5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召开了“防止异党活动会议”，做出了“秘密组织各机关办事处专事对付异党”的决定。爪牙们纷纷出笼，特务网络遍地。他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强行解散群众抗日团体。白色恐怖降临兰州。
1940年6月6日，中共甘肃工委遭到严重破坏，凌晨2时，因开会太晚留宿在工委副书记家的李铁轮、林亦青被国民党军警在进行户籍检查中发现，李铁轮、罗云鹏、林亦青及罗云鹏妻女被捕。甘肃地下众志成城抗顽敌党工作急剧落入低潮。
作为共产党在兰州的公开机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更是处处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肆意的挑衅和诋毁。“门口有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伪装的修鞋摊，隔壁有密探开设的饭馆，还有游动哨从房后的城墙上居高临下地整日窥望着我们院内，我们一外出马上就有特务跟踪盯梢。……他们一度卡住我们办事处的粮食、蔬菜、煤以至水等生活必须品的供应，又禁止周围的群众卖给我们。但是，在我党政策及办事处实际行动影响下，仍有不少群众不避风险，不顾阻拦，设法给我们送来了必需的粮、油、菜、煤、水等，使我们办事处能够在州继续坚持并存在下去”。（伍修权《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1941年5月，遵照中央指示，伍修权和办事处大部分人员撤离州，返回延安。办事处只留下副官、译电员、通信员5人工作，由赵芝瑞负责，在恶劣环境中继续战斗，指导甘肃、特别是兰州地区地下党开展工作。1943年，由于共产国际解散，在更趋艰难的环境下，“八办”工作人员在赵芝瑞的带领下，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分子斗争。1943年8月，国民党又一次掀起全国性的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八办”的工作环境非常险恶。11月8日，奉党中央命令，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留守人员全部撤回延安。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光荣完成了在抗战时期党交给她的艰巨使命。
纵然把牢底坐穿这是一件多年以后的事情。
1992年，西部歌王王洛宾与樊桂英母女在山西运城相逢，他们重又轻轻哼唱起囚歌《大豆谣》，三个人泪如雨下。
大豆秆低又低结出的大豆饿身体牢房的俐俐夸大豆世界上吃的属第一世界上吃的属第一俐俐笑眯眯妈妈转身泣如雨街头上叫卖糖板栗牢房中大豆也希奇牢房中大豆也希奇俐俐有志气妈妈的哭声莫忘记长大冲出饿大门全世界大豆属于你这首歌是王洛宾1943年在兰州狱中，写给罗云鹏和樊桂英的女儿罗力立的。王洛宾在兰州入狱时和工委被捕的难友们同在兰州黄河北岸的大沙沟监狱。时间过得很快，进监狱时才8个月的俐俐转眼4岁了。小俐俐攥了几粒大豆问囚友“什么最好吃？”，大家都猜不到，后来小俐俐天真地说，“最好吃的是大豆”，大家都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没有人能忘记那段辛酸的狱中生活。
甘肃工委同志被捕后，被押到了警察第一分局拘留所。被捕时，他们都已决心，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都要严守党的机密，再也不能给党造成任何破坏和损失。在狱中，敌人对被捕同志进行了残酷的刑讯，坐老虎凳、压杠子、悬梁拷打，打昏了，用冷水浇醒，企图得到有价值的口供，但同志们不屈不挠。当同志们得知敌人企图以汉奸罪处置他们时，罗云鹏等同志勇敢地站出来，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与敌人展开英勇地斗争。敌人试图以死来威胁罗云鹏，罗云鹏临危不惧，手执狼毫毫不犹豫地签了字，敌人无计可施。
众志成城抗顽敌当时，罗云鹏和他妻子及襁褓中的女儿同时入狱。他们的小女儿俐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头大身瘦，外号“大头”，走路摇晃，罗云鹏给自己的女儿起名“罗力立”，希望她尽快生出力量稳当行走。
工委同志被捕后，党中央非常关心此事，立即调动各种关系设法营救，同时通过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负责人伍修权给在狱中的工委书记李铁轮致电，向他们进行安慰和鼓励，要他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党的关心令他们感到无比的温暖，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在狱中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1941年大年初五午夜，乘看守正在狂欢之际，被关在同一个大号子的李铁轮、罗云鹏、林亦青、赵子明从事先挖开的监狱小洞中逃了出去，二人一组，分两路逃跑。李铁轮、赵子明越狱成功，后到达延安；罗云鹏、林亦青因地形不熟不幸再次被捕。
沈家坡越狱，令国民党特务十分惊骇，自此，他们加紧了看管，接着将罗云鹏、林亦青、樊桂英母子四人秘密关押到甘肃省第二模范监狱。身染重病的罗云鹏和林亦青被戴上了24斤重的大号脚镣，敌人还不放心，同年4月，又将他们押送到经过专门特务训练的狱卒看管的兰州大沙沟监狱。大沙沟监狱关押的大部分是受国民党迫害的各界进步人士，当时在押的就有王洛宾、丛德滋等人。罗云鹏同志在狱中鼓励同志们：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绝不能做遗臭万年的叛徒。狱中同志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经受住了特务频繁的审讯拷问。
在狱中，以罗云鹏为首，成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带领狱中的爱国人士与特务进行斗争，经过斗争，狱中的条件有所改善，大家看书、下棋、唱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做操，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4岁多的小俐俐也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增添了生机，丛德滋说她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1943年秋，折磨成病的林亦青因为得不到治疗，死于狱中，年仅25岁。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对国统区民主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对狱中进步人士也加紧了迫害。1946年2月25日，罗云鹏在监狱外的大沙坪被反动特务活埋，年仅36岁。临刑前，敌人又劝他自首，他大义凛然地说：“我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共产党万岁！”罗云鹏高呼着口号壮烈牺牲。
大沙沟监狱阴风呼啸，罗云鹏年轻的妻子樊桂英和他幼小的女儿在狱中和战友们继续战斗着……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的三个难友相聚一起，怎能忘记那段烽火岁月？当他们再次吟唱起《大豆谣》时，怎能不百感交集？
党在兰州的组织机构遭到严重破坏，但革命势力已遍布甘肃各处，革命并未间断。
1940年，国民党对国统区甘肃的围剿日益严重，众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被捕。而且他们以抗日为由，大发国难财，残酷压榨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甘肃经济萧条，乡村饥民遍野，人民怨声载道。此时，高栋臣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严酷的环境下开始了英勇的游击战，给国民党顽固派给以极大的震慑。
1938年，高栋臣在国民党新一军十旅一团团长杜汉三等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加入了甘肃工委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的革命者，始终有着蓬勃的革命斗志。1941年初，在兰州地区的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兰州八办决定积蓄力量，重点转向山区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斗。高栋臣等受党的派遣，开始组织秘密的武装活动。当年夏天，一支近百人的武装力量迅速在皋兰、永登、景泰等地与敌人展开周旋。他们打土豪，分粮食，深得群众拥护。游击队的革命活动令国民党甘肃当局深为惧怕，1941年秋，国民党甘肃当局派重兵不众志成城抗顽敌惜一切对游击队进行围剿。
1941年，秋风飒飒，黄叶飘飞之时，国民党四十八师辎重营在皋兰中川一带包围了游击队，战士们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高栋臣身负重伤被俘。通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国民党迫于内外压力，高栋臣被释放，但他仍然坚持留在兰州继续革命，后又被捕。1942年2月13日，年仅29岁的高栋臣奋力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十万农民大起义在国民党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时期，国统区甘肃暗无天日，政府大小官吏上下勾结，横征暴敛，人民生活无着。据统计，仅1941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中央政府和甘肃省政府在甘肃境内就发行了总额达一亿多元的五种公债。国民党当局以抗日为名，到处大肆抓兵，1937年至1941年，甘肃全省共征壮丁20余万，“其中效命疆场者，百不及一，而因冻饿病死者，几乎占30％，逃跑者约占10％”，1940年甘肃省政府征粮达270万余石，民间粮食一扫而空，广大人民忍无可忍，人民起义之势，如箭在弦上。
抗战初，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在兰州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深深影响了在兰的民主人士任谦、刘余生、王仲甲、肖焕章等人，为他们后来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1941年1月，甘肃和兰州进入了异常黑暗的时期。14日，民主人士史鼎新、刘余生、王教五、王新潮、杨可显、许青琪、杨景周、张乾一、刘鸣等九人在兰州市横巷子二号杨可显家中秘密聚会，决定成立西北民主政团，并决定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密切联系，互相配合，一面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统治，一面为将要开展的抗日游击战做准备。会后，为进一步开发西北、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为宗旨，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工作的赵芝瑞同志为西北民主政团草拟了《西北民主政团十大纲领》。
1942年8月，经王新潮同志安排，西北民主政团在兰州市东关邓宝珊将军寓所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有史鼎新、王教五、王新潮、杨可显、张乾一等五人，王仲甲、安华雄等二人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尽快在临洮、岷县、武都等甘肃南部地区举行武装起义。1943年1月16日，马福善、马继祖等人在临洮东峪沟伏击了国民党的接兵部队，并在边家湾与进剿的保安第四团吉猛之一中队展开激战。史鼎新闻讯后即派王仲甲、肖焕章等人前往支援，起义遂提前爆发，并公开喊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随即，甘南肋巴佛及皋兰、榆中、陇西、渭源、武山等地贫苦农民先后揭竿而起，起义烈火成燎原之势。
1943年4月王仲甲于皋兰马坡村主持召开了各路首领联系会议，会上统一起义军名称为“甘肃农民抗日义勇军”，统一军事编制，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核心，会议公推王仲甲为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马福善为第二路司令，毛克让为第三路司令，杨华如为第四路司令，黄作宾为第五路司令，肖焕章为第六路司令，安华雄为第七路司令，苟登甲为第八路司令，姚登甲为第九路司令，任廷祯为第十路司令，肋巴佛（藏族）为洮岷路藏军司令。
会后，各部依计划行动，安华雄、杨华如等活动于洮沙、皋兰、榆中，王仲甲、马福善、肖焕章、肋巴佛等游击于临潭、岷县、康乐等地，并一度攻占临潭县城，迫令县长徐文英剖腹自杀。此时，起义区域波及二十余县，起义军人数多达十万人，其中仅王仲甲直接率领者亦有五万余人。
此时，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已严重威胁到全省政治、军事的中心兰州。在与兰州相距40余里的西果园发生了战斗，南面的阿干镇和东面的夏官营等处也局势紧张。西兰公路和其他交通干线均告断绝。其时，在兰州市的西北民主政团成员王教五等亦积极策应，分别由王新潮、王教五、魏自愚、陈伯鸿等起草印刷了《甘肃农民抗日义勇军布告》、《甘肃农民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仲甲告甘肃人民书》和一些标语，街头巷尾到处可见。
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朱绍良、谷正伦等反动集团头目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推诿、互相攻讦以至互相控告之后，迫于蒋介石的严令，乃联合用兵。调集正规军七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马步芳部三个骑兵团、4个保安团，另出动1个空军中队对起义军合击。另一方面纠结八战区特务头子赵锡光等组成“宣抚团”进行分化瓦解。在强大的军事镇压和政治瓦解下，起义军浴血奋战十几个月，以失败告终。
农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规模浩大，包括有汉、回、藏、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参加，最多时有10万之众，延续将近一年，在西北各族人民中影响很大。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在战斗中，起义队伍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被歼二分之一以上，动摇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尽管这次起义失败了，但它迫使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如“鸡税”、“门捐”、“懒款”等，兵、粮也被迟缓征收。由于当时作为美国战地记者在华活动的白修德的报道，甘南暴动播闻海外。
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同志对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国民党对甘肃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搞全面统治和压榨，经济上搞竭泽而渔，政治上搞一党独裁，军事上消灭异己，甘肃人民敢于拿起武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这是伟大的革命行动。甘南民变虽然失败，但是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