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酒令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通高102.1厘米，清道光年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与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
大盂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双耳立在口沿上，腹下略鼓，口沿下及足上部均饰饕餮纹，足上部有扉棱，腹内壁有铭文19行，共291字，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鼎中精华
夔足铜鼎（商代）：通高32厘米，口径25厘米；1976年河南省安阳妇好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圆腹、立耳、夔龙形足；龙眼突出；活灵活现；独具匠心。
乳钉纹虎耳铜方鼎（商代）：通高97厘米，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三、七鼎之哥
王子午鼎（春秋）：通高62厘米，匕长63厘米；1978年河南省淅川县下寺出土，现藏河南省博物馆。
王子午鼎是春秋时期楚国的青铜器，墓中出土了一组共七件铜鼎，鼎上铭刻有“王子午”字样，七鼎由大到小排列，称为列鼎，此器是其中最大的一件。
王子午鼎宽体、束腰、平底、斜立式耳，口部有一周厚边，器身周围有六个浮雕夔龙作攀附状，兽口咬着鼎的口沿，足抓着鼎的腰箍，使鼎在香烟缭绕中有升腾的感觉。
鼎盖作平顶微弧，有圜形钮。盖、颈、腹内壁均铸铭文，腹铭84字，记述王子午作器的用途和歌颂自己的功德。
王子午鼎系分铸后焊接而成，采用了榫卯、中介物等新型构思，技艺之高超，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第一流的水平。
四、国之象征
司母戊鼎（商代）：通高133厘米，重875公斤；1939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现藏中中国历史博物馆。
提起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权和社稷，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
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相当于锅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较厚重。
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
司母戊鼎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
司母戊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蒋介石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值1948年夏，该鼎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可见受重视程度之高。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
五、最长的一篇青铜史料
毛公鼎（西周）：通高53.8厘米，清道光年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出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是西周宣王时的一件重器，因器为毛公所作而得名。
器形作大口，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浑厚而凝重，整个器表装饰十分整洁，显得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庄重的气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
毛公鼎腹内，铸有铭文32行，计499字，为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鼎铭记述了周宣王的诰诫，是一篇完整的册命。全文可分五段：1、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政治清平的盛况，对比作鼎时时局不靖；2、宣王策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3、给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4、告诫鼓励毛公以善从政；
5、赏赐毛公车、兵、命服。毛公为表示感谢和称颂周天子的美德，作鼎以为纪念。
鼎铭表达了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很有参考价值，也是一篇金文（钟鼎文）书法的典范。
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的西周重器毛公鼎，以32行497字的最长铭文著称于世，号为青铜器的天下第一铭文。
大凡世间越是珍稀的东西，在人间麻烦事就越多，兵荒马乱之中尤为如此。
毛公鼎有100多斤重，口大腹圆，半球状深腹，口沿上耸立着两只高大的耳朵，腹下三只兽蹄形足敦实有力，整个造型地正规圆，风格浑厚而凝重，就连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了西周晚期时尚的变化。人们已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了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与此同时，铭文增多了，对事件的记录更为具体了。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器物，郭沫若称其“铭全体气势颇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此于宣王之时为宜”。周宣王为周厉王之子，即位于周室衰敝之时。他力挽狂澜，孜孜图治，有中兴之主的盛誉。毛公鼎腹内的这篇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命”，记述了周宣王给他的近臣毛公（广音）的任命和勉励。
铭文首先记述了周初文、武二王开国之初，君臣相得的太平盛世；接着指出，眼下国势不够景气了；进而说明，在这种危急关头，宣王宣布了委以毛公广安国定邦以及管理周天子家事和内外大事的重任，并授予他宣示王命的专权，又特别申明，凡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预告臣工们不予执行；继而又告诫、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要忠心辅佐王室；最后为确立毛公的权威，重赏毛公以仪仗、车马、兵器等器物。毛公对此感恩戴德，故铸此鼎以资纪念，并嘱咐后世百代、子子孙孙永宝之。
这篇煌煌巨制，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而且，它不仅在内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艺术上亦极具美学价值。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毛公鼎于道光末年（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用重金买下来。陈介祺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常相过从，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陈氏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他于咸丰四年（1854年）借奔母丧回归乡里，从此不再为官，专心致力于古物的收藏与考证。他的两句诗：“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很能说明其乡居不仕的真实心理。他的多的考证著作如《吉金文释》、《（竹甫皿）斋吉金录》、《传古别录》、《十钟山房印举》等，都是依据他的收藏而为。后人又据其与时人讨论古物的书信，辑成《陈（竹甫皿）斋尺牍》，更是具体说明了他乡居后的学问所在。他的“万印楼”现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的故居陈列馆也在他诞生180周年时正式开放，被公推19上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睹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20年。到20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了。
1919年、1920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5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民国间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知道了，决意与美国人角逐，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叶氏本来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不意传来流言蜚语，说叶氏想在内中捞取什么好处。叶氏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呆又是十几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
叶恭绰（1880-1968），广东番禺人，字誉虎，号遐庵、矩园，清朝末年曾任职邮传部，民国后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在1920年至1924年北洋军阀时期，曾连任靳云鹏、梁士诒、颜惠庆、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系旧交通系的骨干之一，财力深厚，又嗜收古物，是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叶氏买下毛公鼎后，曾拓下铭文，分送亲友，圈内人均知鼎已移至上海的叶氏寓所懿园。抗战中叶避之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被他称病拒绝，整日卧床休息，足不出户。谁知时间一长，关节疏松，倒真的落下了病根。
叶恭绰在香港的日子过不安宁，整日在日本人监视之中，谁知上海方面又后院起火。原来叶氏在上海的一个姨太太，因财产问题闹纠纷，竟把毛公鼎藏于懿园的消息捅给了日本人，闹得日寇三番五次前来搜查。叶氏得知后万分焦急，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的侄子叶公超（西南联大教授）来港晤商。叶公超遂赴上海，为保护宝鼎与敌人周旋。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安顿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狱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点丧命，后嘱家人赶快设法请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后经叶恭绰在香港遥控指挥，多方托人设法营救，好歹总算保住叶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转移香港，面交叶恭绰。
抗战胜利前，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沪，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实力已大不如前。他抗战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隐居不仕了，十余年下来全家人坐吃山空，还要抚养好几个子侄在外国留学，逐渐觉力不能支，只好靠变卖文物度日。到实在无奈之时，毛公鼎也保不住了。
其时抗战胜利在即，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上海一个大奸商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于是，宝鼎又转到了陈氏手中。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氏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去台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一代国宝毛公鼎问世以来历来为学界所重，不断有人对其铭文考释研究，《捃古录金文》、《奇觚室吉金文存》、《客斋集古录》、《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均作了著录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