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课外雅致生活-故纸的收藏与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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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如何鉴定名人信札的真伪

随着收藏名人信札爱好者的增多,名人信札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有人在金钱的驱使下,不惜一切手段制假卖假。最为典型的实例是2000年春季,在北京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数量多达七八十通的名人信札,竟无一真迹。因此,如何鉴定名人信札的真伪,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是最为关心的问题。根据我们多年来的收藏经验,鉴别信札真伪的方法同鉴定书画有相同之处,应从笔墨、笺纸以及信札的内容等诸多方面综合考证。

一、笔墨是鉴定信札真伪的主要依据

一般而言,书法乃至绘画鉴定真伪的主要依据是作品本身的艺术风格。而艺术风格的考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品的时代性,二是作者的个性。关于前者,无须多言,一个时代,一个风格,概莫能外;关于后者,则为鉴定的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个性如何考察?一言以蔽之,即考察笔墨。笔墨是鉴定书画包括信札真伪的关键所在。所谓笔墨的考察,首先要看运笔是否合乎法度,是否到位,是否老到,是否有韵味,是否“笔笔还其本分”。所谓韵味,主要是看字面所呈现的笔墨是否沉静,是否文气,是否内在,是否中和。用笔一旦到位,笔墨的韵味便自然随之发生,而这些则是由书者的文化底蕴和内在的修养,即所谓的“字外功”所决定。

名人写字,有各自用笔的风格。如近代历史学家、书法家沈曾植的书法,有其明显的特征。沈氏学书,初以晋唐为宗,后转学碑。其用笔是将汉隶与北碑笔法融入章草,使其书风古健奇崛,朴茂飞动,为章草书道开一生面。这种将汉隶、北碑与章草融为一炉的笔法,是鉴别沈氏书札真伪的主要依据。又如,国学大师、现代大儒马一浮的书法,他虽然书从沈曾植,但在北碑之笔法、章草之体势上却有所创新。沈氏用笔方侧翻转,结字苍拙奇崛;而马氏书体则是收敛魏碑笔法和章草体势,呈现出清新俊秀、高古典雅之气。这正是两位书法大家书艺效果的差异之处。把握马一浮书法的用笔特征,是辨认马氏书信真伪的主要依据。又如,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的书法,则是另一种风格。罗氏在考释甲骨文之余,提笔挥写甲骨文,是近代以甲骨文入书的开创者,并以此著称。但他的书札,几乎都是行书体。其行书的特点是以狭长的线结构行笔,字体狭长,高博典雅,又颇具金石味。其特色较易辨认。再如,一代词人、书法家赵熙的书法,初学颜真卿,中年融合欧阳询和赵孟之笔意,晚年融合六朝。从帖到碑,精益多师,形成特有风格。其用笔特征是:结字内紧外松,用笔圆中有方,秀逸而不失朴厚,自成面目,时有“荣县字”之誉。总之,熟悉书家的用笔风格,是鉴别作品真伪最主要的环节。前不久,笔者在北京市场上见到一通仿鲁迅致炜春先生信函的伪作。从用笔上看,笔墨纤细、呆板、做作,一无金石味,同鲁迅的用笔风格有明显的差别。制假者为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画蛇添足,在落款处钤一方“周树人”字样的印章。殊不知,鲁迅先生的书信很少钤印,结果弄巧成拙,多了一条断定此为伪品的依据。鲁迅致楼炜春的信札真迹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此函在《鲁迅书稿全篇·书信》及《民国书法》均有著录。

从笔墨上鉴别真伪,还应注意两点:一是应从通篇书札整体上观察。名人信札一般为行书或行草,运笔笔速较快,作品整体气韵贯通,行气流畅。而制假者只能做到个别字模仿相似,但整体上不可能行笔均匀流畅。会出现断笔、拘谨、呆板等行气不通、断气的破绽。同时,由于造假者多功力有限,时有败笔、弱笔以及俗笔等现象。比如钱钟书先生致《郑振铎遗集》编委会信札,行笔舒展、流畅,一气贯通,使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而另一通所谓钱钟书致得豫信札,拘谨、做作、呆板等造假的特点全具备了。因此,鉴别信札真伪不从整体上把握,仅一味地对照个别字来判断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二是从墨气上鉴别。仿品墨气浮,有明显的光泽,甚至还带有墨香味;旧作在墨气上有浓淡之分:有的名人喜欢浓墨,有的习惯淡墨。清代乾隆四大家中,刘墉喜用浓墨,用墨厚重;与刘墉在用墨上形成鲜明对比的王文治,则喜用淡墨,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当代著名学者启功先生用墨较淡,是其书道的一个特点。如果见到启功先生的信札都是浓墨行笔,那么,该信札是否出于启老之手,就值得怀疑。

二、笺纸是鉴定信札真伪的辅助依据

古人用笺纸一般都比较讲究,有金花笺、粉笺等。在制作材料上有宣纸、机制纸(洋纸)、新闻纸等。民国时期多用宣纸制作信笺,最为普通的是八行笺。建国后,信笺多用机制纸制作,并由竖格改为横格。在文人墨客中,也有用各种图案的花笺和私用特制笺。就宣纸而言,有几十种。民国前后和建国后,由于配料制作上的差异,纸质和规格均不同,尤其是几十年前的旧宣纸和近一二十年的宣纸有很大差别,这为我们从纸张上鉴别名人信札真伪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如制假者用建国后的机制纸制作一通上个世纪30年代的名人信札,无须问,便知为赝品。

近几年,市场上的旧信纸每张售价8-10元,仿造1页稍有名头的名人信札,可获利千元。为此,制假高手往往专购旧笺纸制伪上市。但是,专用笺纸量少,故较难购得,如果制假者用一般旧笺纸制作,就会露出破绽。如几年前北京市场上有一通顾颉刚致吴廉铭的信,赝品是用旧的八行笺;而真品用的是特制公用笺,上方印有“中国史地图编纂社用笺”字样,下方印有地址:“北碚黑龙江路八号,电话挂号:六五零五号。”两者对照,伪品真相毕露。又如,某一年外地市场上出现一通孔祥熙用笺,左下方印有“民国二十一年六月摹横方碑字刻笺”字样,并钤有一方朱熙字章,共2页;而赝品却只是1页旧素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