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优戏
唐代优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演出经常，记载众多，从宫廷到州府以至民间都有其身影。宫廷教坊里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演员，例如黄幡绰、张野狐、李仙鹤、曹叔度、刘泉水、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孙乾、刘璃瓶、郭外春、孙有熊、刘真、康迺、李百魁、石宝山等等，见于《乐府杂录》“俳优”条的记载。由于优戏的表演内容已经趋向于社会类型化，当时人开始为之分类，文献里提到的就有如下类型：1.弄参军；2.弄假官（假吏）；3.弄孔子；4.弄假妇人；5.弄婆罗门。除了以上五类以外，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再继续归纳一些，如：6.弄神鬼；7.弄三教，等等。
弄参军是唐代优戏中有代表性的一类，主要因为它以当时社会结构里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官吏为表现对象（这一点和弄假官戏相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弄参军从弄假官里独立出来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优人戏弄参军的起始，唐人段安节追溯到东汉，说是馆陶令石躭犯有贪污罪，汉和帝因为他有才干，不舍得给他判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乐府杂录》）。但是，石躭的官职是县令，不是参军，这个实例只能说是假官戏的源起，事实上参军这个官职的设置是汉末以后的事。《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倡优”类引《赵书》曰：“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入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著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馆陶令。’抖擞单衣曰：‘正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这个例子可能才是参军戏的真正起始，其时间是东晋时期。后赵的周延以参石勒军事而被任命为县令，得以做出这场丢人事。只是最初周延本人列入优人丛中，充作被羞辱的对象，他还不是角色，后来由优人代替周延演出，真正的参军戏才出现。参军戏在唐代受到从宫廷到民间的普遍欢迎，宫廷演出的时候公主也观看（唐·赵璘《因话录》）；民间则反映在唐·李商隐描写小儿天真情态的《娇儿诗》里，所谓“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另外，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艳阳词”条记载了一则浙江民间戏班演出“陆参军”的逸事：女优刘采春扮演参军角色，伴以风流秀媚的歌舞，吸引了众多的闺妇行人，这已经显示出与歌舞戏结合的趋势。宋以后参军戏进入宋杂剧的表演，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优戏的戏剧化程度可以从下引资料里归纳出来。唐·无名氏《玉泉子真录》说崔铉在淮南时，“尝俾乐工集其家僮，教以诸戏”，教成后，崔铉和妻子李氏一起观看。“僮以李氏妒忌，即以数僮衣妇人衣，曰妻曰妾，列于旁侧。一僮则执简束带，旋辟唯诺其间。张乐命酒，不能无属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戏愈甚，悉类李氏平时所尝为。李氏虽少悟，以其戏偶合，私谓不敢而然，且观之。僮志在发悟，愈益戏之。李果怒，骂之曰：‘奴敢无礼！吾何尝至此？’”这个戏表现的已经是家庭里的日常生活，上场人物有数个：妻、妾、官、仆婢，戏里模仿李氏日常所为，各优人间必定互有科白。很明显，它的表演接近于今天的戏剧小品，在场景中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生活片段，这大概可以视作唐代优戏共同的特征。
二、唐代歌舞戏
唐代歌舞戏极其兴盛，其著名的如《乐府杂录》“鼓架部”开列的《大面》、《钵头》、《苏中郎》、《踏摇娘》等，以及见于其他记载的《秦王破阵乐》、《樊哙排君难》、《苏莫遮》、《还京乐》等，都具备了初步的情节结构和载歌载舞的特征，这为它以后与优戏结合形成戏曲奠定了基础。
《大面》是一种戴面具的戏。唐·崔令钦《教坊记》说：“《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若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为假面，临阵著之。因为此戏。”《乐府杂录》的说法类似。似乎《大面》戏的本事出自北齐兰陵王高长恭公元563年于河南洛阳一带战胜北周的战争伟绩。《北齐书·兰陵武王孝瓘传》里讲到这个戏的由来：“突厥入晋阳，长恭尽力击之。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其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六所说前半类似，后半则说“齐人壮之，为此舞，为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可见表彰高长恭战斗业绩的歌舞名为《兰陵王入阵曲》，其内容表现兰陵王戴面具突阵征战的故事，其表演带有格斗的成分，犹有汉代角抵戏的遗痕。唐人也直接称这个戏为《兰陵王》，如《全唐文》卷二七九郑万钧《代国长公主碑》记载，武则天时“歧王年五岁，为卫王，弄《兰陵王》”。《兰陵王》戏在中国已经失传，但却在东瀛日本的宫廷舞乐中长期保留了下来。日本于隋唐时期曾经传习了许多中国歌舞，《兰陵王》是其中之一。今天可以在日本奈良寺正仓院看到一件题款为“东寺唐古乐《罗陵王》接腰”的服装，署年为“天平胜宝四年四月九日”，即唐代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日本保存了其历代《兰陵王》歌舞面具64件，最早的两件有1211年（宋代）铭文。另外，日本古画《信息古乐图》（约画于12世纪，相当于北宋时期）里也绘有包括《兰陵王》在内的一批唐代歌舞图。
很明显，《兰陵王》被称作《大面》是因为其中有戴面具的舞容，而事实上《大面》这种面具舞的形式，和唐代其他一些很著名的歌舞戏如《钵头》、《浑脱》、《苏莫遮》等，最初都传自西域。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一说：“《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麽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绢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止。土俗相传，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啗人民之灾也。”《兰陵王入阵曲》的表演大概借鉴了西域《大面》的形式，而由于其脍炙人口，遂取而代之，成为《大面》的代表性剧目。《苏莫遮》也是一种面具戏。《一切经音义》卷一曰：“……《苏莫遮》帽，覆人面首，令诸有情，见即戏弄。”今日本所见《苏莫遮》古歌舞图像也是戴兽面，并有古面具遗存。
《钵头》也是从龟兹传来的歌舞戏。《通典》卷一四六说：“《钵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它的演出面貌，通过《乐府杂录》的描述，或者可以窥测大概：“钵头，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表演者扮作服丧的模样，边歌边舞，表演登山寻父的情节，最后则应该以杀虎报仇为结局。唐宪宗“千秋节”时宫廷艺人容儿曾表演《钵头》剧，诗人张祜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争走金车叱鞅牛，笑声唯是说千秋。两边角子羊门里，犹学容儿弄《钵头》。”演出结束后，看过的人还在自行模仿——诗句画出了一个生动的场面。
唐代还有一个著名的歌舞戏《苏中郎》，状摹醉汉情状。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介绍其来源说：“《苏中郎》：后周士人苏葩，嗜酒落魄，自号中郎，每有歌场，辄入独舞。今为戏者，著绯，戴帽，面正赤，盖状其醉也。”这个戏传入日本后，转型为歌舞《胡饮酒》。另外一个歌舞戏名为《还京乐》，是唐明皇在天宝之乱平息后从四川返回长安时，宫廷乐人张野狐创演的歌舞（见《乐府杂录》），这个戏同样传入日本。日本传演的唐代歌舞还有一个《秦王破阵乐》，它的原创是为歌颂秦王李世民的征战业绩，《旧唐书·音乐志》说：“太宗为秦王时，征战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之曲。”此歌舞因为李世民的威名而远播异域，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考察佛教时也看到这个舞蹈（见《大唐西域记》卷五）。
上面论及的《大面》、《苏莫遮》、《钵头》、《苏中郎》、《秦王破阵乐》等，还都偏重于歌舞形态，虽然有个性化的扮饰和一定的叙事因素，但在表演中并不占主要地位，真正接近戏剧的剧目还是《踏摇娘》。
唐代戏剧已经接近了成熟的面貌，尽管它的形态还不够完善，不能容纳完整的人生故事而常常切取片段；用成熟戏曲的标准来衡量，它的音乐结构尚未发展到程式化的阶段，表演的行当化也刚刚开始，但它却为中华戏曲的正式形成铺垫了决定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