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时期的器乐
明清时期流行的打弦乐器扬琴，常用于伴奏各种俗曲和弹唱类曲种。扬琴，又称洋琴，原是流行于西亚地区的古击弦乐器，明代传入我国（见清刊本《澳门纪略》）。清康熙年间李声振《百戏竹枝词》记述北京曾有扬琴伴奏弹词：“四宜轩子半吴音，茗战何妨听夜深。近日‘平湖’弦索冷，丝铜争唱打洋琴”。康熙至乾隆年间董伟业作《竹枝词》记述扬州地区以扬琴伴奏演唱俗曲：“成群三五少年狂，抱得洋琴只一床，但借闲游寻夜乐，声声‘网调’唱吾乡”（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以下河土腔唱《剪靛花》，谓之‘网调’”）。徐珂《清稗类钞》“花调”条：“杭州有之，介乎摊簧、评话之间，以五人分脚色，用弦子、琵琶、洋琴、鼓板”。“盲妹弹唱”条：“广州有之，谓之曰‘盲妹’，所唱为‘摸鱼儿’，佐以洋琴”。这些记载说明清康熙、乾隆以来，扬琴已普遍流行于南北各地。清嘉庆年间，麟庆（1791-1846年）撰写、汪春泉等绘图的《鸿雪因缘图记》第二册有“同春听筝”一图。内容是麟庆与赵弁等人在河南开封“同春园”听曲。演奏的乐曲是《万里封侯》、《状元及第》、《美女思春》、《平沙落雁》等。图中三人所奏乐器为铜琴、筝、琵琶。铜琴即洋琴（扬琴）。此书文字记载：“铜琴，刳木作匣，拈铜为丝，敲以细竹，俗称洋琴。”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扬琴演奏图像。扬琴与筝一起演奏，在扬州清曲、河南琴书、山东琴书、榆林小曲伴奏中已有很长的历史。
新疆地区各民族擅长歌舞，并有丰富多彩、富于地方特色的乐器。清乾隆年间王芑孙《西陬牧唱词》记述了新疆的风土人情，其中一首：“五旦双弦应和多，天方新唱陋摩诃，铁腔鼓里吹芦哨，珠鲁翻成朱鹭歌。”诗中涉及到卡龙、铁鼓、皮皮（即巴拉曼，用芦苇制作哨嘴和管身的吹奏乐器）等乐器。清同治年间萧雄曾作《听园西疆杂述诗》之一首：“龟兹乐部超纷纷，调急弦调响遏云，忽听名呼胡拨四，不禁低首忆昭君。”萧雄自作注释，说当地风俗，迎年送日都有鼓吹乐，并考察过民间所用的各种乐器。提到这些乐器时说：“琴弦粗宏，其为音也，苍凉而猛烈，殆亦塞上之风。”新疆各民族歌舞有悠久的历史，西域的《摩诃兜勒》曲曾传入中原。元代，新疆的大型套曲《木卡姆》也传入中原地区（《新元史·乐志》、元陶宗仪《辍耕录》）。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曾说当时的龟兹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明清以来的新疆歌舞则是龟兹等国乐舞的绵延和发展。清康熙以后，宫廷设有《回部乐》，专门表演新疆歌舞。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编成的《皇朝礼器图式》第八卷，记述了《回部乐》所用乐器。《清朝续文献通考》也绘有新疆地区的乐器，如苏尔奈（木唢呐）、哈尔扎克（艾捷克）、喀尔奈（卡龙）、塞它尔（萨它尔）、喇巴卜（拉布卜）、达卜（手鼓）、那噶喇（奴古拉鼓）等。
明清时期器乐演奏图像多有所见。如明宣德三年（1428年）所刻《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插图中有乐队。右上方一人弹奏一小型琵琶，形似后世民间流传的柳琴，俗称为“金刚腿”。
明尤子求绘《麟堂秋宴图》中有三人演奏乐器。图中胡琴为卷颈龙首，两弦。在琴杆上置有“千斤”，在古代图像中系首次出现。其形制与今日的二胡相同。
明刻本传奇剧目《蓝桥玉杵记》插图中，有婚礼鼓吹乐队。所用乐器中有铜制吹奏乐器长尖、号筒。号筒，又称铜角，明王圻《三才图会》：“古角以木为之，今以铜，即古角之变体。其本细，其末钜，本常纳于腹中，用即出之。”长尖，又称喇叭、先锋。该书记载：“其制以铜为之，一窍直吹，身细，尾口殊敞。”长尖尾口多为直筒形。在河南、潮州等地区仍可见到尾口弯曲者。
明刻本传奇剧目《灵犀锦》插图中，有宴乐鼓吹乐队。所用乐器唢呐、小型号筒、大鼓等，是当时富贵人家宴会上常见的演奏场面。
清画院人绘《塞宴四事图》中的“什榜”乐队。此画描绘清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承德避暑山庄设宴时举行的四项活动：“诈马”（幼童赛马）、“相扑”（摔跤比赛）、“教駣”（套马训马）和“什榜”（蒙古族音乐演奏）。画面中，“什榜”乐队成员十人，头戴宽沿红缨皮帽，身穿蓝色浅花蒙古族长袍，席地跪坐演奏。所奏乐器有笳、拍板、火不思、筝、口弦、琵琶、阮、双清、二弦、四胡等。“什榜”以器乐演奏为主，有时还有歌唱者。表演的乐曲有《君马黄》、《善哉行》等。此画上端乾隆御制诗：“初奏《君马黄》，大海之水不可量。继作《善哉行》，‘无二无虞，式榖友朋’”。据《清史稿·乐志》载，清宫廷所用蒙古族音乐有“笳吹”和“番部合奏”，此图所绘属“笳吹”乐。
《清史稿·乐志》记载了乾隆七年（1742年）所定大宴笳吹乐歌词六十七章，录有上述两曲的歌词，其曲谱载入《律吕正义后编》。现保存清内府黄折抄本笳吹乐《君马黄》等满文、蒙文、汉文三体合写的乐谱，工楷精缮，工尺谱用朱笔点节拍。
西藏清代布画（彩缎装裱的卷轴画）《大昭寺》奏乐图。大昭寺位于拉萨市中心，画面是大昭寺举行一年一度的祈愿法会时，寺前的奏乐场面。数名喇嘛演奏神鼓、大钹、海螺等乐器。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著名绘画艺人高荫章（1835-1906年）所绘年画《庆赏元宵》。画元宵节夜晚，民间张灯结彩，一群儿童敲锣打鼓，庆赏佳节。画面题词：“金吾不禁逐年新，鼓吹昇平共闹春，最好家家饶乐趣，买灯三日更欢欣”。画面反映民间吹打乐的一种演奏形式。
二、明清时期的谱式
我国有丰富多样的记谱法。明清时期流行的较有代表性的谱式有如下数种：
1.减字谱
减字谱是传统琴曲所用曲谱，唐曹柔创制。明张右衮《琴经》载：“……乃作简字法，字简而义尽，文约而音赅。曹氏之功于是大矣。”这种谱式经历代琴家的不断改进而日臻完善。早期减字谱，记谱符号不够规范化，且多生僻的古指法和繁琐的记写法。有的地方仍直接用文字说明，似为文字谱之衍变。此种减字谱以明朱权（1378-1448年）所辑《神奇秘谱》为代表。书中“太古神品”十六曲，包括唐代或更早的琴曲，可能是北宋以前流行的琴曲谱式。
2.琴谱
明清两代沿用的琴谱，把左手手指在琴上所按音位和右手弹弦的弦序、演奏指法等汇集在一起，以减笔字的方式拼成某种符号，记录曲调。如有泛音奏法，另在谱中注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刊印的徐祺所辑《五知斋琴谱》，其谱旁加粗黑线表示乐句的连属，每段或谱旁有曲情和弹法的解说和分析，并注明出处及个人加工之处，则尤为精密细致。清张鹤撰《琴学入门》。刊行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其中有十首琴曲在减字谱旁另注工尺谱字，有的地方还点板以记录节奏，对琴曲的记谱又有改进。
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徐会瀛辑《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中有“鼓经要法”，系当时民间的吹打乐谱。计有《大得胜》、《小得胜》、《急三仓》、《摘豆夹》四个曲牌，从头至尾打四转（遍）为一套。谱前有“鼓经次序”，解释符号的含义：“圆者鼓也，点者腔也，又者边也，相连者急也，稀者缓也，反者板也”。
3.笙谱
明崇祯元年（1628年）刊行的《明文庙礼乐全书》中的笙谱。这是祭孔所用的音乐，《迎神》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颁行的乐曲。词是根据元代旧词修改而成的，曲是詹同、冷谦所配。在歌词每一个字的下方注律吕字和工尺字；左边注吹奏该音时，笙的发音管序。从笙上各管所配置的音位来看，明代笙与现代民间流行的十三簧笙，音位大体相同，只有个别音的和音配置不同。这是一种切实可用的笙演奏谱。
4.器乐合奏曲谱
《弦索备考》是清代蒙古族人荣斋（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即公元1819年）编的器乐合奏曲谱，嘉庆十九年（1814年）抄本。全书六卷，用工尺谱记写，共十三套乐曲，世称《弦索十三套》。乐曲为《合欢令》、《将军令》、《十六板》、《琴音板》、《清音串》、《平韵串》、《月儿高》、《琴音月儿高》、《普庵咒》、《海青》、《阳关三叠》、《松青夜游》、《舞名马》。所用乐器有琵琶、三弦、胡琴、筝。其中卷一是指法和汇谱（即总谱），列两曲；卷二至卷六是各种乐器的分谱。各曲所用乐器有所不同。所收乐曲均为民间长期流传的曲调。
北京智化寺音乐曲谱，是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抄本工尺谱。智化寺建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寺内保存明清以来佛教音乐，历代相传，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已传二十七代，它是以管乐为主的器乐合奏曲。所用乐器有管、笙、笛、云锣、鼓、铛子、铙、钹、铦子（小钹）等。保存的曲谱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僧永乾抄本《音乐腔谱》管乐谱四十八曲，两个残抄本管乐谱六十六曲。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水月庵尼姑朗堃抄本《音乐佛事》管乐谱五十六曲，法器曲三十曲。成寿寺抄本管乐谱一百三十七曲等。
《钧天妙乐》合奏谱。即《十番鼓》曲谱，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吴廷元抄本，用工尺谱记写。所记乐曲多与至今流传的苏南十番鼓曲牌相同。十番鼓是明清时期江苏地区流行的民间吹打乐。明余怀《板桥杂记》、清李斗《扬州画舫录》、清钱泳《履园丛话》均有记述。
5.曲线形式的乐谱
古称“声曲折”。其名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如《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即是为周歌所配的曲谱。明正统九年（1444年）刊行的《道藏·玉音法事》中的赞颂音乐，即使用此种谱式。乐谱上方记写歌词，每字下面用曲线记录唱腔高低上下的转折。有的曲线旁注有小字，可能是标记字腔声韵的。西藏地区佛教寺院也有曲线谱，用于记写唱诵经书的音调。相传为14世纪，经布敦（1290-1364年）和他的弟子宗喀巴（1351-1419年）创制，藏语称“央移”。《札什伦布寺密宗下密园乐谱》是其一例。乐谱抄录在长条形忏符上，谱中黑色藏文是经文唱词，红色藏文是衬字，不同的曲线符号约有百余种，用以记写音的高低、长短、强弱和装饰音。
6.琵琶谱
琵琶虽然流传历史久远，但到清代晚期才有琵琶谱的刊行出版。华秋苹（1784-1859年）所编《琵琶谱》，刊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用工尺谱记写，记有节拍（点板），旁注左右手指的指法符号。全书共三卷，卷上收直隶王君锡传谱西板十二曲，大曲《十面埋伏》，附杂板一曲。卷中收浙江陈牧夫传谱文板《思春》等十八曲，武板、杂板二十六曲。卷下收浙江陈牧夫传谱大曲《将军令》、《霸王卸甲》等五曲。他记录的曲调忠实于民间“旧谱”，并参照琴的减字指法符号，制订了琵琶的指法符号。浙江平湖李芳园编《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刊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氏五代善弹琵琶，所传曲调均为流行于江浙一带的平湖派琵琶曲，计有《阳春古曲》、《满将军令》、《郁轮袍》等十三曲，附初学入门小曲九首。晚清至近代刊行或传抄的琵琶谱，还有乾隆、嘉庆年间人鞠士林编曲谱，名《闲叙幽音》（公元1860年抄本）；陈子敬（1837-1891年）编曲谱（公元1898年抄本）；沈绍周编《瀛州古调》（刊行于公元1916年）；沈浩初编《养正轩琵琶谱》（刊行于1929年）等。
明清时期流行以三弦或琵琶伴奏的清唱曲调，称“弦索调”，唱词源于杂剧、散曲、民间小戏、小曲等，但曲调独具一格，它原在北方传唱，后经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年）音乐家魏良辅推广，也传唱于南方各地。南教坊乐工顿仁、张野塘都以演唱“弦索调”知名。现存弦索调曲谱两种：一为清初人沈远创作的《北西厢弦索谱》（有公元1657年序）。此谱唱词出自元王实甫所作杂剧《西厢记》，但曲调与叶堂所编《西厢记全谱》和《太古传宗》中的西厢记曲谱都不相同，共有剧曲二十一套，用三弦伴奏，工尺谱记写，并加注三弦的指法符号。另一曲谱为《太古传宗》，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刊本。清初汤斯质、顾峻德编著，徐兴华、朱廷镠校订。全书包括《太古传宗琵琶调西厢记曲谱》二卷，收《西厢记》曲谱；《太古传宗琵琶调宫词》二卷，收元明以来流行的南北散曲、剧曲曲谱；《弦索时调新谱》二卷，收朱廷镠等人辑录的时调小曲曲谱，多为保存在昆剧中，称为“弦索调”的流行剧曲。这些曲调都用琵琶伴奏，用工尺谱记写。可使我们看到早期弦索调的面貌。
7.综合性曲谱
清代以来，以戏曲音乐为主的综合性曲谱集刊行较多，重要的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成书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庄亲王允禄奉旨编纂，乐工周祥钰、邹金生、徐兴华、王文禄、朱廷镠、徐应龙分任其事，并有大批民间艺人参与工作，历时五年完成。全书八十二卷，汇集南北曲2094个曲牌，连同变体共4466个曲调。选用了唐、五代、宋人词，金元诸宫调，元明散曲、南戏、杂剧，明清昆腔、清代宫廷承应戏、御制腔等不同时期、不同剧种、曲种的唱词和曲调。曲调失传者由乐工谱配南北曲牌。此谱曲调依宫调排列，在同一宫中，南曲称宫，北曲称调或角。每一宫调中，先列单个曲牌，后列多曲牌联成的套曲。其材料囊括了唐宋到清代千余年的丰富的音乐曲调。曲谱用直行工尺谱记写，旁注板眼，唱词用大小字体，分别写出正文和衬字。
其他曲集有叶堂编订的《纳书楹曲谱》，乾隆六十年（1795年）刊本。曲谱以唱词为主，没有说白，系清唱昆曲谱，工尺谱字竖写于唱词之旁，俗称“一炷香”谱式。清同治九年（1870年）王锡纯编《遏云阁曲谱》。所选均为舞台上经常演出的昆剧曲调，工尺谱字斜注在唱词一侧，俗称“蓑衣谱”。吴曾祺（1847-1926年）手写的无锡天韵社曲谱。天韵社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清曲”社，所用曲谱除注明工尺字谱外，唱词的每一字又标注收音所属韵类，对音韵和咬字要求严格。清听涛主人手写的《异同集》，系宣统元年（1909年）抄毕，收昆剧剧目106种，967出剧曲曲谱。有不少曲调为其他曲集所无，多系当时流行曲目。上述数种曲谱集为研究明清以来的戏曲音乐，兼及其他曲种演唱音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除以上诸乐谱外，我国雅乐尚使用律吕字谱和宫商字谱。律吕字谱是在歌词每一字下方或相应位置标注黄钟、大吕等十二半音音阶名称，以表示音高，实例如元熊朋来《瑟谱》，宋传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宫、商字谱，即以宫、商、角、徵、羽等音名标注在歌词下方，多用于宫廷祭祀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