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近代的音乐教育
“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进入20世纪20年代，在认真比较了中西音乐之差异和差距之后，一批社会精英认为，正如中国之积贫积弱是由于教育的落后那样，中国音乐的不发达，关键也是没有现代意义的音乐教育。早在1901年清政府降旨将各省书院改学堂后，1903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学堂得以在各地普遍建立，并参照国外的做法逐渐地开设了乐歌课。1903年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六期上，匪石在其所撰《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中认为：“吾人今日尤当以音乐教育为第一义。一设立音乐学校，二以音乐为普遍教育之科目，三立公众音乐会，四施家庭音乐教育。”1905年，有的地方政府还曾考虑“设音乐学堂”。但真正称得上现代意义的专业音乐教育，则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露端倪。
在我国的专业音乐院校中，历史最悠久者，当推上海音乐学院。如今，坐落在该校校园里的一尊由著名美术家刘开渠雕塑的音乐家半身铜塑像，就是在我国最早开办专业音乐教育的人物——萧友梅。
萧友梅1884年生于广东香山县。1901年赴日留学。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的同时，还在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攻读教育学。1910年在北京保和殿留学生的殿试上，萧友梅荣获“文科举人”的称号。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委任萧友梅为秘书。袁世凯篡权后，萧友梅于当年11月赴德国留学。1916年7月，他以题为《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的论文获得莱比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随之又转入柏林大学选修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音乐美学等课程，并同时在施特恩音乐学院研究作曲、指挥等。其研究范围之广，用功之勤，在当时都是少有的。1920年3月，他游历了瑞士、法国、英国、美国后回到祖国。他经过多年来对中外音乐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国音乐千百年来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音乐教育的薄弱。只有建立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培养出大批合格的音乐专门人才，中国音乐才能复兴、崛起、发扬光大。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很欣赏萧友梅的才干，邀请他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音乐讲师兼该校音乐研究会的导师。萧也很赞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二人从此开始了愉快的合作。
蔡元培于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成立了“北京大学音乐团”，转年更名为“音乐会”。1919年改组为“音乐研究会”，蔡亲任会长，设钢琴、提琴、古琴、琵琶、昆曲五个组。萧友梅加入后，曾开设乐理、和声、作曲法、音乐史等课程，加强了该会成员的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1919年底，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歌研究会”，办理审定新国歌事宜。国歌的歌词采用《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卿云歌》，并公开征求曲谱。经各界贤达的力荐，决定请王露、萧友梅、吴梅、陈仲子四人分别谱曲，择优采纳之。
王露是国乐名家，善弹古琴，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达六年之久。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在日本听了王露的演奏后曾慨叹：“国之无乐，蒙大耻辱久矣。朝枢乃甚无人，即不知有山东王露者何耶。”因此章太炎曾致电北洋政府教育部，力荐王露为国歌谱曲：“山东诸城王露为中国音乐家第一，自俗乐胡琴、琵琶、俗歌二黄梆子，上至琴瑟编钟、古音雅奏，皆能为之。嗣游日本，专肄音乐，西方声律能辨及微茫，日本人同学者皆敬重之。”1919年王露被聘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导师，教授琵琶、古琴。
吴梅是民初的著名学者、戏曲理论家、作家，研究曲律和文词，善制谱，曾任北京、南京等地大学教授。还曾是北大“音乐研究会”昆曲组导师。
杨仲子1904年赴法留学，入贡德省大学理学院攻读化学。毕业后，考入瑞士国立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他不仅学贯中西，还是我国杰出的书法篆刻艺术大师。在瑞士时，与徐悲鸿等人过从甚密。“1919年冬天，应杨仲子邀请，悲鸿曾去瑞士游览。这位才华横溢的杨仲子先生，当时在瑞士学音乐，他们的家就住在日内瓦湖的北岸。杨仲子先生因擅长金石书画，很乐于与悲鸿交往。在他的陪同下，悲鸿又一次领略了日内瓦湖山的秀美。”“杨仲子先生聪明过人，专攻音乐，又精于书画篆刻，悲鸿所用的许多印章，大都出自杨仲子之手。”回国后，杨也被蔡元培聘为北大“音乐研究会”导师，教授乐典、和声。1920年9月，他还曾与萧友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系科-音乐体育专修科，第二年成为独立的音乐科，后又演变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此四人同系当时中国音乐界之翘楚。
接到为国歌谱曲的重任时，萧友梅刚刚自德国回到北京不满一周。“国歌研究会”从应征的曲谱中，最后选定萧友梅谱曲的《卿云歌》为国歌。萧友梅因此名声大振，受到社会各界的注重。1920年10月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由国歌研究会印制国歌曲谱，颁布至各省，从1921年7月1日起正式启用。1922年4月，刘天华应聘为北大音乐研究会的国乐导师，由于多位著名音乐家的加盟，该会的教学力量得以加强，活动日益丰富。
1922年8月，经萧友梅提议，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由蔡元培任所长。该所简章提出“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开办之时共有学员44人，设甲、乙种师范科及各项选科，选学科目以音乐理论和西洋弦乐器为多，学习成绩采用学分制评定。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办所近五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专门音乐人才。受其影响，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也相继设立了音乐系（科）。1922年全国实行新学制，将以前可上可不上的“乐歌”课，更名为“音乐”课，小学必修。音乐教育事业由此初具规模。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政坛上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接管了北京政权后，其教育总长刘哲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了北京国立院校的所有音乐系科。萧友梅等苦心经营五年之久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也随之解散。
二、左翼音乐运动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的“一·二八”日寇进攻上海，再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1937年的“八·一三”上海事变，国家和民族面临着劫难，整个中国被迫着发出了一个声音：救亡图存！在民族存亡的关头，音乐家们不再高雅和轻松，也自然地投身到了民族救亡的伟大斗争之中。这一时期，音乐界的“左翼音乐运动”、“新音乐运动”、“国防音乐”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等，对当时及后来中国新音乐的文化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其机关刊物曾连续发表有关音乐评论的文章，介绍前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号召音乐家们要创作出能为工农大众接受的“新兴的音乐”。“左联”领导人瞿秋白要求文艺家们深入下层百姓，熟悉和利用各种传统文艺形式，包括民间音乐形式，进行通俗的革命文艺创作。先后成立的左翼音乐组织有：1932年秋，聂耳、王旦东、李元庆等组织的“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1933年春，田汉、聂耳、任光等在上海前苏联之友社内建立的音乐小组（又称“中苏音乐学会”）；与此同时，由聂耳、任光、张曙发起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以及1934年春正式组成的“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参加者有田汉、任光、张曙、安娥、吕骥等。当时还有一些音乐家如贺绿汀、冼星海、麦新等，虽未参加上述组织，但在创作的指导思想上，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左联”的方针相一致。
左翼音乐运动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为进步的电影、戏剧和群众救亡歌咏活动创作歌曲，如《母性之光》、《渔光曲》、《大路》、《桃李劫》、《风云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夜半歌声》等影片和《扬子江暴风雨》、《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中的歌曲，多数脍炙人口并流传不衰。唤起民众觉醒、鼓舞民众抗日救亡的歌曲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新女性》、《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保卫国土》、《游击队歌》等，是“五四”运动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国专业音乐创作队伍创作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第一批作品。这些歌曲的音乐语言通俗生动，风格明快有力，结构短小精干，开创了我国音乐创作具有时代精神和大众化、民族化的崭新局面。
1930年8月，在“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式及我们的任务》中，曾对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号召。音乐家在这一时期深入厂矿、城乡、大中学校和市民当中，讲授音乐知识，组织歌咏活动，了解人民生活。这是中国近代专业音乐家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最早尝试。左翼音乐运动团结了音乐界的爱国民主力量，扩大了进步音乐的阵线，并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了进步音乐。任光、聂耳等在百代唱片公司和联华影业公司任职期间，曾将大批进步歌曲通过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国。同时还组织起百代国乐队、百代新声会、联华声乐团等，扩大了左翼音乐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曾邀请赵元任、黄自同贺绿汀、吕骥合作，为进步电影《都市风光》创作音乐。
三、抗日救亡与新音乐运动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统称“八一宣言”），至1936年，“左联”和各种左翼文化团体相继解散。为团结广大音乐界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吕骥撰文《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伟大而贫弱的歌声》，周钢鸣撰文《论聂耳和新音乐运动》、《从“九·一八”说到新音乐运动》。在这些文章中，正式提出了“新音乐运动”的口号。其主要精神是：新音乐要成为人民大众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要采用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具有大众化的作风。与理论界相呼应，1939年10月，李凌、赵讽、林路、沙梅等人在重庆成立了“新音乐社”；1940年1月创办了综合性、普及性的音乐刊物《新音乐》，总计出刊9卷49期。在长达11年的出版过程中，登载、介绍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发表了一批重要的音乐理论文章，如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音乐》、《我学习音乐的经过》，李凌的《略论新音乐》，赵讽的《音乐的民族形式》，孙慎的《聂耳——我们的先驱》，缪天瑞的《音乐美学史概观》，天风的《绥远民歌研究》，吕骥的《解放区的音乐》等。在“新音乐运动”的影响下，当时重庆国立音乐院的部分师生组织了“山歌社”，对民间歌曲进行收集、整理、改编和演唱，还出版了《山歌通讯》和《中国民歌选辑》。
当时提出的另一口号是“国防音乐”，这是与“左联”等组织解散后所提出的“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相呼应的，旨在广泛团结文学艺术界各方面人士一致抗日。“国防音乐的提出，只是作为号召全国音乐界一致起来参加救国工作的一个联合口号”，号召“在国防音乐的旗帜下”，“共同从事于音乐的救国工作”。这时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配合“新音乐”的理论研讨以及“国防音乐”的口号，形成了口号、理论与实践三者互为补充、有机结合的互动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遍及全国的群众性爱国歌咏活动，始自1931年“九·一八”之后黄自等创作的合唱曲《抗敌歌》、《旗正飘飘》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新编“九·一八”小调》等。其后，群众性的救亡歌咏热潮促进了救亡音乐队伍、救亡歌曲创作和救亡歌咏团体的发展。大批新创作的救亡歌曲如《五月的鲜花》、《救国军歌》、《松花江上》等，都迅速唱遍全国。
“七·七”事变后，救亡歌咏运动也出现了高潮。全面抗战，更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促使他们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大批艺术形式更多样、民族风格更鲜明的抗战歌曲。其中如《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长城谣》、《打回东北去》、《丈夫去当兵》、《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等，传唱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形成了“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的形势。
1937年8月8日，上海成立了有五十多个歌咏团体参加的“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其后，各种抗战文化组织和歌咏团体云集武汉，于1938年1月17日成立了包括全国音乐界各方面代表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同年4月1日，以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由冼星海、张曙等组织了有数百个歌咏团体、数十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抗战歌咏活动。与此同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歌咏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蓬勃开展起来。救亡歌咏活动也波及到了海外，法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华侨均成立了救亡歌咏组织。1940年刘良模在美国华侨中组织了“华侨青年歌唱队”，并与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合作，录制了以“起来”为题的一组中国抗战歌曲和民歌唱片，其中包括罗伯逊用中、英文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