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诺阿不得已，只好买三等车票旅行。不过即使他有经济能力的话，他也会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去买一张头等票，因为臀部的舒适和价格的差别一比，实在划不来。在他生命的晚期，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他不得不坐在华丽的位子上旅行，但他并不喜欢，或者说坐在这些位子上的旅客令他讨厌，他说：“这些人一坐下来就打开金融报，然后他们会用眼角朝邻座的人瞥一眼，揣摩着应该把人家归在社会的哪一类中！而最自命不凡的莫过于那些公费旅游者。”当他看到那些故意使劲装出一副庄重而又略带倦态的人，当他看到那些百万富翁因管理一笔太大的财产而被弄得局促不安，或者当他看到似乎胸藏重大机密的外交家时，雷诺阿会暗暗发笑。“我带着颜料盒和太阳伞坐在一等车厢里，总觉得自己是个不速之客，有点像闯入时装模特儿表演队的一个烧炭工人。”雷诺阿认为坐二等车厢更糟，因为大量坐不起头等车厢的人在二等车厢显得有点矜持。“他们装出一副何等高贵的神态！”某位“艺术家”游客偶然发现他的作画用具，谈论起绘画来了，然而这样的交谈应当是一般寒暄话。一向如此和蔼，如此“健谈”的父亲居然巧妙地装成了一只“熊”，一旦被激怒，他会变得尖酸刻薄起来。有一次在旅途中，同车厢邻座的一位旅客对着他喋喋不休地评论梅索尼埃。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乘坐头等车。这位军事绘画的爱好者坚辞不已，还提到美国人出高价买画。雷诺阿恼火了，回答对方说他对名画一窍不通。
雷诺阿几乎总是分阶段旅行，他不理解他同时代的人匆匆过往的行动。“自从人们开始会节省时间以后，我认为生产的速度反而变慢了。有人告诉我某位作家用打字机三年才写出了一本书。可是莫里哀也好，莎士比亚也好，他们用鹅毛笔在一周内就写完一个剧本，而且是杰作。”
在雷诺阿看来，乘慢车有好处，自己可以走进更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活动中去。“去邻近的村政府卖奶酪的农妇依然如故。假如她乘快车外出作长途旅行，那么她就失去了她的身份，她成了人们常称之为‘旅客’的无名动物。”他很少谈论聚集在名胜古迹上的，被人们称作旅游者的“菌类”。旅游者在当时很少见，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几乎都是英国人，也就是说一些言行比较谨慎的人。
雷诺阿承认，在当今的社会里，必须把工作分派给各行各业的专家去做。但对他个人来说，他却不能接受这种必要性的概念。一个人，如果脚痛就去请治脚病的医生，牙痛去看牙医。那精神忧郁呢？去找精神病医生倾诉衷肠。在工厂里也一样，一个工人专拧螺钉，另一个工人专门调整汽化器。乡村也是，一个农民只种苹果，别的什么也不种，另一个农民专种小麦。照这样，其收效十分可观了：数以百万计的汽化器，成吨成吨的小麦，苹果大得像甜瓜。只是不得不用适当的维生素来补充瓜果体积的增大而失去的营养。然而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人们吃得更多，更常去看电影，更常喝酒，人们的寿命延长了，女人也可以无痛分娩。雷诺阿的一切作品充满了自然的维生素。他的作品，他的一生，发出了抗议这种体制的呼喊声。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一样具有自然的维生素。
雷诺阿的世界是一个整体。红色的丽春花决定手持女式小阳伞的年轻女人的姿态，蔚蓝色的天空和年轻牧羊人披的羊皮和谐地相互依托。他的画是平衡的体现，背景和前景同等重要，它们并不是花卉、人面和山脉的依次并置，而是融为一体、形成中心主题的素材的聚集，是用爱的情感把它们之间的差异性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一提起雷诺阿，总要提到这一点。在他的世界里，心灵总要挣脱于物质，他并不是对物质视而不见，而是要洞察事物。椴树花与陶醉在椴树花中的蜜蜂所遵循的韵律和坐在草地上的年轻女郎皮肤下的血液循环是相同的。这是我们早已熟知的著名的“软木塞”所追随的潮流。世界是一个整体，椴树、年轻女郎、蜜蜂、光线以及雷诺阿同样是属于这一整体，大海、城镇、山上的雄鹰、矿井里的矿工和在胸前奶小儿皮埃尔的阿里娜·夏里戈莫不如此。在这密集的整体里，我们每个动作、每一思维都有它的反响。一场森林大火会导致水灾。树造成了纸，印上了文字，可以把人驱上战场或者告诉人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伟大。
雷诺阿相信中国人的说法：只要在巴黎做一个无意的然而是致命的动作，就可以远距离杀死人。正当1914年战事爆发之前，两名俄国移民在蒙巴那斯一家酒吧交流各自的见解，到1960年，看起来似乎很稳固的整个社会制度被这两个人的谈话搅得摇摇欲坠。在恺撒时期，一名加利利的造反者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正是罗马帝国衰败的开始。从此爆发了世界性的革命，格里哥利唱起了赞歌，建立了夏特尔大教堂。在这密封得像鸡蛋一样的世界里怎能相信，雷诺阿拒绝为其作证、拒绝参与呢？还有，怎能相信他会想方设法关上百叶窗、站在光溜溜的墙壁跟前独自创造出许多画来，而且每幅作品的笔触都显示出了他的这种独立性呢？根究其真正的秘诀，是他的胃能吞下一只鸵鸟所吞下的东西，他能忍受一切：室外写生、温度、大气压、鼻卡他、腿抽筋，还有肌肉、内脏、皮骨的不适，饥饿以及后来的种种痛苦。雷诺阿身内的、身外的，包括大师们的教诲都有助于给他的秘诀一种形式，也有助于他同那些乐意前来观赏他的画的人分享这种秘诀。甚至他的智力也为他人分享，虽然他并不相信它，他把它放在五官之下。至于记忆，他认为它是破坏性的官能。
雷诺阿由单身汉的景况到结婚成家要比理论更为重要。那时，长期的不安定，他无法在一个地方久居，常常跳上火车，茫然指望欣赏着塞纳河迷雾般的光波，或是任由自己投身在布利达玫瑰色的光泽之中。自从他离开格拉维利埃街之后，他已把“家”这个字的含义忘掉了。而现在，他和他的妻子安顿在一套住房里，就餐准时，床有人铺，鞋袜有人补。喜上加喜的是，他们即将有一个孩子。皮埃尔的降生在雷诺阿的生活中似乎是一场大革命。在“新雅典”所酝酿的理论现在比起新生儿的笑靥来似乎处在第二位了。当雷诺阿热切地画他儿子时，他始终不渝，从专注于怎样表现婴儿像天鹅绒般的光洁皮肤出发，开始重组他的内心世界。雷诺阿抽了几口烟，因为腰痛，他想找个比较舒服的地方靠着。当他觉得好受一点之后，便进入了沉思。突然，他宣言道：“杜良·吕埃尔是个传教士，对于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他的宗教是绘画。”他担心这种说法太落俗套，便马上解释说：“他也有怀疑、退让的时候。每当我尝试什么新东西时，他都会对那种曾为广大艺术爱好者们所采纳的、更为可靠的老方式表示遗憾。你想想看，到了1885年，他差不多还是那样，而我们是跟随他的。”在雷诺阿看来，杜·吕埃尔惟一的缺点是想垄断。“他很想把所有新油画全控制在他的手中。唯命是从的人大概都这样。”在进一步阐述保尔·杜朗·吕埃尔时，雷诺阿还说道：“杜朗·吕埃尔这个有地位的资产者虽然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忠实的保皇党，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可是，也是个赌徒，只是他的动机是纯的。他的名字会流芳百世！可惜的是没有一个政治家像他那样。否则，他很可以当一个十全十美的共和国总统！他为什么不可以还是一位法兰西国王呢？虽然从他那朴实无华的生活看来，他的宫廷可能会是相当枯燥无味的。”他拿杜朗·吕埃尔和克莱孟梭相比：“克莱孟梭是个能干的人，可是，只是个政客而已，他相信空话。”一位朋友跟克莱孟梭讲述了杰出飞行员、穿过战斗机螺旋桨发射机关枪的发明者罗兰·加罗斯的一个故事。这位军人尤以训练出了一批年轻有力的飞行员而著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德国人击落而被俘，可他成功地逃跑了。“在德国，他很可能被安置在负责训练飞行员的学校里当教官，因为现代化的军队是那么需要飞行员。”外号叫“老虎”的克莱孟梭早希望在历史上留下片言只语，但没有成功，他对沉浸在高兴和感激之情中的加罗斯说：“你是英雄，我准许你重返前线。”我们这位英雄再度被击落而阵亡，他满载荣耀永久地埋在九泉之下了。整个事件被报界渲染一时，成了爱国主义的典范。“老杜朗决不会向我和莫内说出这种话来，即使我们的死能使得我们已经卖给他的画大涨其价，他也会宁愿看着我们画出一幅幅画来，而不愿意在报上读恭维我们的话。”
自从小商人们的优势压倒军界和大商人以来，伟大的艺术时代不仅造就了一大批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收藏家。在足以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相提并论的19世纪末法国的那些年代里，固然因造就了像塞尚、雷诺阿和卡叶鲍特等杰出画家。形成了艺术界的繁花盛放的奇景，但像杜朗以及后来的白奈汉一家和渥拉尔的卓识远见也功不可没。说到杜朗-吕埃尔，他那特别喜欢到处旅行的习惯，在这方面只有雷诺阿破了他的记录。为了一点小事，他也去伦敦、布鲁塞尔或德国，总之，到他期望能激起人们兴趣的任何地方。他喜欢这种油画，为了使它获得成功，他奉献了整个生命和全部财产。
雷诺阿常提起杜朗·吕埃尔的纽约之行。他们的作品在这个城市里的出展标志着印象派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或许是靠了这些美国人，我们才没有饿死。”在1885年（雷诺阿有时说是1886年）同一年里有两个展览，一个在巴黎的小乔治画廊，另一个在纽约。两个画展的作品出自同一批艺术家之手，他们是：马内、莫内、雷诺阿、毕加索、西斯莱、玛莉·卡萨特、贝尔特·莫里索和修拉。里欧奈洛·梵杜里说纽约的那次画展是在美国艺术家协会举办的，可雷诺阿深信展览地点在老麦迪森花园广场，即真正的麦迪森广场。这件事很使雷诺阿开心。“人们在拳击比赛休息时去看我的画。”他还说道：“我们法国人，不论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也好，默默无闻的一般群众也好，见到一点点新东西就害怕。美国观众或许没有法国观众那样机灵，但他们见到不懂的东西，不会觉得非得去嘲笑一番不可。”他尽力去想像那些漂亮的美国金发女郎，她们那红润的脸蛋，健壮的腿，穿着鞋的双脚——那里的鞋不会使脚变形。“我真高兴画那样的女孩子。”女孩们看着画发出来的惊叹声，雷诺阿也模仿得出来，但带有口音：“哇！多漂亮的一抹红色！哇！多迷人的一抹绿色！”他相信玛莉·卡萨特是这次画展的间接负责者，他很喜欢她，虽然他向来对画画的女人有戒心。“除了贝尔特·莫里索，她是最赋有女性的女人，连《与玉兔为伴的圣母》也会为之嫉炉的！”
在布列塔尼的一次写生中，他与玛莉·卡萨特相遇。“她像男人一样背着画架。”一天，她对他说：“我很欣赏你那阴影里的棕色调，跟我说说你的秘诀吧。”“当您发R音时……”他的回答转到了R的发音上头。关于英国人发R音的问题常来到他们的话题里。“这或许是因为太阳光线的原因吧。在意大利和图卢兹，人们把R音卷得像击鼓一样，在巴黎则发得较弱。若渡过英吉利海峡，站在透纳笔下的雾中发R，R音则会突然消失。”那些“难以置信的人为了假装黑人的口音，再也不发R音这个字母了。
“这再一次证明所有的理论都是假的。”雷诺阿这么回答说。
晚上，玛莉·卡萨特和他在客栈里常讨论调色的技巧问题，有时面前放着大杯的苹果酒。有一次她突然问他道：“有一点妨碍着您的成功，您的技法太简单了，观赏者不喜欢这点。”这种批评倒使他自得其乐，他对此嗤之以鼻，他揉了揉鼻子，神经质般地摆弄着西装领子，对玛莉·卡萨特狡黠地微笑着说：“别担心，复杂的理论经常会在事后想出来的！”
有个插曲，或许是编造的，使雷诺阿心醉神迷。那是老杜朗在抵达美国时，如何成功地消除了海关的疑虑的故事。杜朗担心某些海关官员在雷诺阿的裸女画面前会有反感，便想方设法找个可被人易于接受的理由来说服他们：这些一丝不挂的年轻人是艺术而不是其他的。但这件事做起来不容易。如何在两者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呢？要是雷诺阿在场，他准会说美的东西是纯洁的，丑的东西是不道德的。波提切利的维纳斯是端庄的，但温特阿尔特画的肖像，虽然穿着像中世纪甲胄般的长裙，盖住了躯体，却是淫秽的。总之，是纯洁还是肮脏，是使人奋发还是使人堕落，完全在于赋予人物躯体生命的灵魂。但雷诺阿当时不在纽约，无法帮助杜朗·吕埃尔申辩。幸亏杜朗想出了一条妙计，当他得知海关的主管官员是个天主教徒时，他准备停当之后，便在一个星期天上午去拜访他，同他一起去做弥撒，并不遮盖地在奉献盘里放了一张大票子。这些画能否放行与此人关系重大，果然，第二天就放行了。
有一次，德加经过雷诺阿的画室，对雷诺阿画的一幅描写路易十四时代马尔利水泵的小画倍加赞誉，雷诺阿很高兴把那张画送给了他，德加也回赠了一幅画了些马的色粉画给他。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皮萨罗邀请雷诺阿参加他和吉约曼、高更的画展。德加听说后，又诚恳又担心地问他：“您不会参加进去吧？”雷诺阿回答说：“我吗？我会去跟一伙犹太人、一伙社会主义者举办画展？您疯了！我怕受牵连！”雷诺阿当时的心境很不好，大有对德加下“逐客令”之势。德加曲解了他的意思，第二天上午就派人把雷诺阿的画送了回来。雷诺阿给了来人一份像样的小费，并让他把“马”带了回去。事后，雷诺阿并没有参加上面提到的画展。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无法忍受高更的那些画，他画的布列塔尼亚女人似乎贫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