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艺术殿堂星光灿烂。那星光的每一次闪耀，在人类历史中都留下了动人的一笔。贝多芬用他奋斗的一生证明并歌颂了“人有权决定自身的命运”这一信仰。他是一位性格复杂但才华横溢的人，在他之前或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一位作曲家能够与他媲美。
贝多芬有着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庞，到了晚年时才因病态而变得有些发黄。高高隆起的额角上长着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炯炯有神的双眼时常射出一道狂野的光芒，有时也流露着一种阴郁的神情。紧闭的双唇使嘴边的皱纹显得并不友好。
贝多芬的一生经历了新旧时代的转变，他在18世纪和19世纪生活的时间几乎一样长。在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贝多芬发出了“尽力为善，热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令王位宝座，也永远不背叛真理！”的呼声。对自由和个人尊严的憧憬哺育了他，使他成为一位对新世纪的脉搏最为敏感的艺术家。
“从一开始，人生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
贝多芬的祖父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曾担任科隆选地宫廷教堂的乐长。贝多芬对他的祖父极为尊重，一生都珍藏着这幅画像。然而事实上贝多芬并不了解他的祖父，祖父去世时他只有两岁。在这个祖孙三代的音乐世家中，贝多芬的父亲是一位性格暴躁的男高音歌手。他希望贝多芬能成为像莫扎特那样的音乐神童，并因此而有意隐瞒了他的真实年龄。成年之后的贝多芬曾说：“不幸的是，我活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年纪。”
1787年7月，贝多芬所挚爱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贝多芬深情地说：“母亲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噢！当我能叫出母亲的名字而她能听得见的时候，谁又能比我更幸福哪！”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巴士底狱被攻占。年轻的贝多芬从施耐德尔那充满革命热情的诗篇中第一次知道了这件事，这使他兴奋不已。大革命征服了整个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年轻的心。革命的思潮伴随着他步入青年时代，并为日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其英雄性灵魂的塑造起到了重大作用。
他说过：“爱死甚于爱谄媚，爱贫穷甚于爱奴颜婢膝。”——自由的灵魂深深植根于贝多芬的心中。
尽管伟大的莫扎特预言了贝多芬那无以伦比的天才，但他却不能亲眼目睹这一预言的实现。1791年12月莫扎特永远离开了人间，这一年贝多芬21岁。莫扎特的音乐和他的精神对贝多芬一生的影响是无形而巨大的。贝多芬曾对友人说：“我素来是最崇拜莫扎特的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还是崇拜他。——莫扎特对于我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
海顿是一位留着整齐卷发的慈祥的老人。这位被誉为“交响乐之父”的作曲家曾经是贝多芬的老师。1792年11月贝多芬为了向海顿学习，离开了他生活了22年故乡，从此再也没有返回过那里，然而思乡之情却始终围绕着他。“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的眼前始终是那样美，那样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
一位曾经资助过贝多芬的华尔斯坦伯爵在给作曲家的信中写道：“通过不懈的努力，你将达到目标，从海顿手中接过莫扎特的精神。”这似乎是一个预言，它告诉人们贝多芬将同伟大的海顿与莫扎特一起震撼维也纳乐坛，他们三人的成就将影响整个音乐世界。
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是作曲家向人类发布的宣言。他向人们宣告：人是自身命运的主人。这是一个从苦难中得到的启示，从绝望到斗争，从斗争到平静，从平静到胜利的凯旋与欢乐的过程就是人生奋斗的过程。这不仅仅反映了贝多芬个人的信念，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中大多数人们的心声。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是人类音乐文化中不朽的遗产。
在贝多芬的心目中矗立着两个伟人，一个是狂飙运动的主将歌德；另一个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拿破仑。
贝多芬敬仰拿破仑，将这位英雄的业绩视为一种崇高的理想。他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英雄的共和国，而这个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官——拿破仑·波拿巴。
1804年，《第三（英雄）交响曲》完成。此时，巴黎却传来了“皇帝万岁！”的欢呼声，共和的美梦破灭了！贝多芬怒不可遏，他撕去了总谱的扉页，扔在地上，弃之不顾。
《第三（英雄）交响曲》的问世，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这部敲开世纪大门的杰作焕发出了巨大的冲击力。当时的评论界认为，贝多芬已经足以同海顿、莫扎特一起被列为伟大的三位一体的成员。
这时的贝多芬，还不到35岁。
如果把贝多芬的一生比作一部交响曲的话，那么他的一生贯穿的主题是：向命运挑战。如果说，《英雄交响曲》是贝多芬的交响里程碑，那么《命运交响曲》就是他交响群山中的又一个峰巅，同时又可以成为他坎坷生活的写照。
当贝多芬的音乐中显示出“英雄性”时，贝多芬的生活中正出现了凡是“英雄”必须面对的极其冷酷的事实。作为音乐家，贝多芬发现自己的双耳失聪的疾患日益严重。他说：“我的健康极差，而疾病这个嫉妒的恶魔也来非难于我。三年以来，我的听觉不断地衰退下来。我所过的日子是多么惨淡、多么愁苦，我衰退的听觉处处追随着我，如同幽灵。我逃避人群，不得不被人看成愤世嫉俗的人……”失去听觉对他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啊，我怎么能忍受在这种器官上患有疾病，我的听觉应该比别人的更完善，我曾拥有最完善的听觉，噢，我不能忍受。”
耳聋的阴影日益逼近贝多芬，他痛苦、他恐惧、他悲愤、他失望，终于，他垮了。
这就是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在《遗书》中贝多芬写道：“我已得不到与人交往的乐趣，已不再能与人进行深入而微妙的交谈，已不再能与人互吐衷肠。几乎完全孤独！我认为，在我还没有完成交给我的全部使命以前，就离开这个世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就这样与你们告别了——当然是悲伤的。那美好的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痊愈的希望，我就是怀着这种希望来到此地——如今已离开我而去。好似秋叶飘零枯萎一样，那希望在我看来也枯萎了。我要去了，几乎和来时一样。”
正如他说过的那一句著名的话：“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完全屈服。哦，我能生活上一千次是多么好啊！”
对于贝多芬来说，生活拒绝给他欢乐，但艺术将给予他。只有通过创造，他才能获得在命运的威胁下要失去的胜利。
贝多芬有着被人们形容为“猛狮”一般的粗俗丑陋的外貌。但他却写过柔肠寸断的抒情音乐，也有过柔肠寸断的美好情感。他一生向往爱情，对于自己钟情的女性总是一往情深。
贝多芬热爱生活，珍惜爱情。他一生总在恋爱之中。尽管他的爱情总是失败，但他心中的爱之花却是永远绽开的。1799年，贝多芬教授两位年轻的布伦什维克女伯爵——特蕾沙和约瑟芬钢琴课，很快地他就被她们迷住了，他开始与这个家庭建立亲密关系。并经由她们介绍，又教了另一位学生——她们的表妹朱丽叶·圭恰尔迪，而且爱上了她。贝多芬经常守候在她家阳台的窗子下面，在爱情的体验中，他写了一首温馨抒情的钢琴奏鸣曲《月光》。但这一切都没有用，当朱丽叶于1803年与另一位作曲家温格尔·罗伯特·加兰贝格伯爵结婚时，这一段迷恋也随之结束。
1804年1月初，约瑟芬成了寡妇，贝多芬对她的迷恋愈加认真。贝多芬常去她家做客。起初贝多芬像父亲的角色，但从他们之间的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贝多芬竭力催促约瑟芬，让他们之间发展为婚姻关系。尽管约瑟芬喜欢并关心贝多芬，但她始终没有同意，然而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1807年，这是贝多芬与异性的关系中保持最长久的一次。
“现在我的生活比较甜美，和人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福日子。
从童年开始，我的心和精神都倾向于美好的感情和善意，因此我渴望去完成伟大的事情。可是请想一想，6年来我病得如此严重，被庸医延误病情，抱着可能改善的希望，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去面对这个永远的痼疾……我被迫孤立我自己，并被人误解和粗鲁地排斥，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在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值得他留恋，一个是艺术、一个是大自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爱田野。“我一旦受到这个伟大的神明的创造启示，一定涌出惊人的创造力。在这个时刻，就是我想把这种感受化为音符的时刻。”
没有恋人、没有健康、没有知音、没有家族、没有理解，贝多芬形单影孤，独处一隅，发出了“我在世界上是孤独的人”的感叹。只有不变的大自然与他为伴，难怪他说出如此悲切而动人的话语。“地球上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一样酷爱乡村，我爱一棵树甚于一个人。”
贝多芬的音乐之所以成为不朽的杰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一个英雄的时代里创作出了代表着大多数人内心呼声的时代最强音。他是那个时代里最为敏感的艺术家，是时代造就了他。他属于那个时代，也丰富了那个时代；他不仅仅属于那个时代，而且永远激荡和颂扬着每个时代人类的高尚精神。
受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影响，贝多芬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把时代与社会的重大背景与事件，用音符记录在交响构筑之中。他的《第三交响曲》原本是准备献给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时代英雄拿破仑的。然而，当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传来时，共和的梦想破灭了！贝多芬怒不可遏，他撕去了写在交响曲扉页上的献词。作品出版时，卷首上只印着一行字，那就是《英雄交响曲》。
法国作曲家柏辽兹，曾以满腔热忱投入到革命时代的洪流之中。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曾是一位激进、热情的青年艺术家，他曾参加过德累斯顿起义，并被当局通辑而流亡国外。
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曾被1848年爆发的革命激动得心潮澎湃，并以自己的音乐投身于革命的时代之中。
在音乐史中，如同贝多芬、柏辽兹、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和肖邦一样，许多音乐家对时代、对社会给以极大的关心，表现了艺术家不能脱离时代与社会的鲜明特征。那些彪炳史册的音乐大师们与时代靠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有不少人不但是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位革命者。
贝多芬，一位双耳失聪的音乐大师，但他的一生始终以最敏锐的心灵“聆听”着时代的脉捕。1809年12月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从小我就努力去理解改善的意义以及每个时代的意向。”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震动了贝多芬，他狂热地向往“自由、平等、博爱”等进步思想。时代中的作曲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将那个时代发生着的重要事件或反映于他们的作品之中。《第三（英雄）交响曲》就是贝多芬直接反映时代的巨著。他的作品几乎成为一座座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纪念碑。
交响音乐是在时代中诞生的，它脱离不了特定的时代。正如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所指出的：“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应从历史的观点去加以研究。”时代在今天是现实，在明天就是历史。
说起勃拉姆斯，人们往往认为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在艺术论争中，他的“让音乐重返到自己的天国里去”的主张遭到批评。但勃拉姆斯退出了论争，任凭他人评说。在晚年生活中，他追求恬淡、安宁。然而，他一生都在“暗暗”地关注着时局。早年，他对1848年的欧洲革命寄予同情。晚年，他的一位朋友认为，勃拉姆斯“是一个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读报者，也是政治生活中一切比较重要的事变的观察者。”即使在他的垂暮之年，他仍然在自己的箴言“孤独”的前面加上了“自由”，自由然而孤独。
更多的音乐家往往不是直接地参加或投入到社会中去，而采取或急切、或冷静、或热情、或客观的间接的关注。他们往往不是行动者，而是观察者。
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写作历时长达15年之久，漫长的创作历史，更多的是反映了作曲家对时代的感触与体验。作品写得深沉凝重，初次欣赏犹如“笼罩在浓雾中的德意志风光”。在乐曲的晦涩难懂之中人们看到了时代的阴影。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封建专制重压在德意志大地上，知识分子和艺术陷于苦闷之中，此时创作的《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中不乏奋进的英雄气质，但最终仍然留下了疑惑和痛苦的期待。
交响音乐是作曲家的艺术创造。而作曲家离不开社会与时代，时代中的作曲家与时代本身发生着或密切、或疏离的关系。这关系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作品之中。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时代造就了音乐的风格与流派，同时，风格与流派又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而得以长存。
一位叫作迈耶尔的音乐学者指出，“艺术与音乐的美之所以永存不坠，只是因为它以完整的形式表现了当时社会问题中的现实的与生动的内容，从而帮助人们解决了人类一代又一代所共存的问题。对生活的爱好、悲伤、欢乐、人的尊严、爱情……这都是一些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最基本的情感或精神态度与精神活动，它们都是‘不朽’的，甚至是音乐艺术‘永存不坠’的内容与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