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之所以落得这样可怜和邪恶，正是由于滥用了自己的才能。你的悲伤、忧虑和痛苦，都是由你自己引起的。精神上的痛苦无可争辩地是你自己造成的，而身体上的痛苦，要不是因为你的邪恶使你感到这种痛苦的话，是算不了一回事的。难道坏人不是在毒害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吗？谁愿意始终这样生活下去呢？死亡就是解除你所做的罪恶的良药，大自然是不希望你始终都这样遭受痛苦的。
在蒙昧和朴实无知的状态中生活的人，所遇到的痛苦是多么少啊！他们几乎没有患过什么病，没有起过什么欲念，他们既预料不到也意识不到他们的死亡；当他们意识到死的时候，他们的痛苦将使他们希望死去，这时候，在他们看来，死亡已经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了。如果你满足于现在这个样子，你对命运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为了寻求一种空想的幸福，你却遭遇了千百种真正的灾难……
事实上，万物是有一个毫不紊乱的秩序的，普遍的灾祸只有在秩序混乱的时候才能发生，个别的灾祸只存在于遭遇这种恶事的人的感觉里，但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不是由大自然赐与的，而是由人自己造成的。
人的欲望仅为想象暗示的可能性所制约
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诸多区别，有些是智力上的，有些则是情感上的。情感上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人类的某些欲望与动物的不同，它是漫无边际的，永远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比如，蟒蛇吃饱了就去睡觉，一直睡到食欲恢复的时候——如果说别的动物不是这样，那是因为它们的食物不够，或是因为它们害怕敌人。
除了个别的例外，动物的活动是受生存和繁殖的基本需要的驱使，而人却不然。的确，大多数人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不得不辛勤劳动，以致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用于其他目的，但是那些生活无忧无虑的人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
当成吉思汗到处征战时，他并不缺少衣食和妻妾；牛顿成为三一学院院士之后，物质上的舒适得到保证，但他正是在此之后才写出《原理》一书；同样，释迦牟尼也并不需要创立佛教来摆脱贫困。这些都是杰出人物，但是除少数人之外，普通人也会有此种品性，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比如，甲夫人对她丈夫经营上的成功坚信不疑，因而没有上街乞讨之忧，但她希望比乙夫人打扮得好一点，虽然她可以用少得多的资金来避免患肺炎的危险。如果甲先生被政府授予荣誉，她也会像甲先生一样感到高兴。所以说，幻想中所想像的胜利是无止境的，而人们一旦把这些胜利视为可能，就会努力使其成为现实。
动物满足于生存和繁殖，人类则还要扩张，他们在这方面的欲望仅为想像暗示的可能性所制约。假如有可能，每个人都愿意成为上帝。
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这两种欲望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英国首相的权力多于荣誉，而英国国王的荣誉却多于权力。然而，一般说来，获得荣誉最简便的方法是获得权力。因此，总的说来，荣誉欲所引起的行为与权力欲所引起的行为是完全相同的。
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动机，这是不全面的。商品欲若与权力和荣誉分开，那将是很有限的，因为一般的能力即可使其完全满足。真正上乘的欲望不会为物质舒适的嗜好所左右，比如立法机关以贿赂方式攫为己有的权力，或藏有经专家鉴定的古代名家作品的私人画廊，这些追求的是权力和荣誉，而不是为了得到舒适的住处。
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是权力，它的涵义与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是能量相同。和能量一样，权力具有多种形式，如财富、军队、行政机关、舆论控制等。在这些形式中，没有一种可以视为隶属于它种形式，而且无一是源于它种形式的。
单独探讨某一种权力形式——比如说财富——的企图，只能取得部分成功，正如单独研究某一种能量形式将会存在某些缺陷，除非同时注意到它种形式才行。财富也许产生于军队或舆论控制，正如这二者也许产生于财富一样。
此外，还有一些人把宣传视为权力的基本形式。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意见，它在诸如“真理至圣，将来总会胜利”、“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类自古相沿的格言里已有具体体现。这种意见的真伪程度与上述军事观点或经济观点大体相同。
宣传如能造成一种近乎一致的舆论，就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是那些能够控制军事或经济的人，只要他们愿意，就会把这用于宣传的目的。我们再以物理学来作比喻：权力和能量一样，必须视为是能够不断地从一种权力形式转化为另一种权力形式，因此探索这些变化的法则，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广义地说，最渴望权力的人就是最可能获得权力的人。因此，在权力之门对所有人敞开的社会制度里，能够授予权力的职位，通常为那些好权之心非同凡响的人所占据。
权力的嗜好虽然是人类动机中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它分配得很不平均，而且受到其他动机的限制，如舒适的嗜好、娱乐的嗜好，有时还有赞许的嗜好。权力的嗜好在怯懦者身上伪装成服从领导的冲动，这扩大了胆大者权力冲动的范围。
一般说来，引起社会变革的人是那些非常希望这样做的人。因此，权力的嗜好是那些最终成为显赫人物的一个特点。当然，如果我们把它视为人类的唯一动机，那是错误的，但是这种错误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会使我们在探求社会科学因果规律时陷入歧途，因为权力的嗜好是产生社会科学所需研究的变革的主要动机。
罗素认为，社会动力学的法则只有以各种形式的权力为依据才能得以阐明。要发现这些法则，首先必需将权力的形式进行分类，然后再对组织和个人支配人类生活的方法的各个重要历史先例加以回顾。
那些其生活对自己、对朋友、对世界都有益处的人是为希望所激发、为快乐所支撑的人，他们通过想像看见了可能的事物，以及把它们变为现实的方法。在处理私人关系时，他们从不为可以失去别人的亲爱和尊重而耿耿于怀，他们只顾付出爱和尊重，而回报自然会不招自来；工作时，他们不会受嫉妒心的驱使，而只关心什么事是必需做的；政治上，他们不会耗费时间和热情来为本阶级或本国家辩护，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让整个世界更幸福、更少些残忍、更少些利欲之事，让更多的人摆脱压迫，自由发展。在这种精神主导下的生活，包含一种根本性的幸福，任何不利的环境都不能完全将它夺走。这些是福音书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先哲所提倡的生活方式。那些找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不再惧怕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最看重的事情并不受制于任何外在力量。
假如所有的人都鼓起勇气，并不顾一切障碍和挫折地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则世界的变革就不需要从政治和经济改革开始了：由于个人的道德已经发生变革，这类改革将会毫无阻力地自动发生。但是，尽管基督教义已被世界接受了许多世纪，可信徒们却信然受着像康斯坦丁大帝以前一样的迫害。
经验已经证明，很少有人能够穿透这些生命者表面的遭遇而看到那来自于信仰和创造性希望的内在快乐。就一般大众而言，要克服恐惧心理，光靠面对不幸的勇气和无畏是不够的，还必需根除造成恐惧的原因，把美好生活不再看作世俗意义上不成功的生活，并减轻那些不注意自我的防卫者所受到的伤害。我们考虑一下生活中所见的罪恶，就会发现它们大致有这样三类：首先是物质方面的罪恶，如死亡、疼痛、难以靠耕地为生等等；第二类是由于受害人在性格上气质上的缺陷造成的罪恶，如无知、缺少意志力、脾气暴躁等等，这可称作“性格的罪恶”；第三类是借助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集团的权力而生的罪恶，包括暴政、借助暴力或教育中的过度灌输而形成的对自由发展的干涉等等。这可称作“权力的罪恶”。
这三种罪恶之间倒不是泾渭分明的。纯粹物质的罪恶是一个界限，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否达到了它：我们无法消除死亡，但我们常常可以借助科学延缓它的到来，并最终可能达到保证绝大多数人都寿终正寝的水平；我们无法完全阻止疼痛，但我们可以通过让每个人都过上健康生活来无限地减轻它；我们无法让土地自己生出大量粮食，但我们可以减少劳动量、改进劳动条件，直至劳动不再成为一种罪恶。
不要让伪善者左右你的人生观
受到伪善教导的人们大都会有这种观念：“对人生不必下定义。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生，这样就可以，总之，一日度过一日，活着就可以。”因而，这些人终生不知什么是人生，也不知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而只是想着“我们是活的”。他们就像在海洋中飘浮的人，被海水冲至任何陆地都感觉似乎到达了目的地。无论你诞生的家庭是贫穷还是富有，总会受到伪善者的教导。当你还是婴儿或少年时，对人生不会感觉有任何矛盾，你不会被伪善者们教导，纵使受其教导，也不会当作生活的指针。可是，你会观察周围许多人的状况，从而将其当作唯一的范本来学习，而这些范本往往是很合乎伪善者的理论的。这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部分，即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而生活。
倘若你的双亲是贫穷者，你就会从双亲的生活中会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目的是尽量少工作，且又必须获取更多的面包与钞票，同时使动物性的自己尽量得到满足”。倘若你生于富裕家庭，则会感觉到，“人生的目的是追求财富与名誉，如此才能尽量获取快乐，并且开心地来消耗时间”。
对于贫者而言，了解知识是为了增进自己的福利；而对于富者，学习科学、艺术等知识虽然能因而了解科学或艺术的意义，可是，终究还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所以，无论你是贫者抑或富者，年龄越大越会感觉到支配社会人类的观念越强化。一旦你婚后有了家庭，那么想要获得动物性生活幸福的期待就会成为次要，而维护家庭的期望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一来，与他人的斗争越来越严重，结果，追求个人幸福的生活习性（惰性）越来越强。当你对于这种生活的合理性产生疑问时，也就是产生如下想法时：“这种必须始终保护着自己的子女、毫无意义的生活竞争究竟为何才存在？”，“对于自己以及子女而言，目前表面上的快乐终究会变成一场痛苦，而我们又何必如此苦苦追求着？”，一定会想到数千年前有一些先哲们早已对这些疑问给出解答，这些解答就是解释人生的定义，可是，事实上那些先哲对于人生的定义也并不了解。
由于伪善者的虚伪教导完全蒙蔽了人生的定义，结果，人们自然无法理解人生的定义。如果有人质问“人生竟是如此凄惨的吗？”，那么，伪善者必定会做出如下的回答：“人生本来就是凄惨的！这是应当的！也是经常凄惨的。人生的幸福并不在于现实的生涯，而应在于前世的生涯与死亡来世的生涯之中。”
可是，假如你对自己的生活稍有怀疑，很容易就能够了解那些人所说的是虚伪的，所以，对于这些人的回答内容并不需要详加考虑，就能知道是骗人的。
但是，我们还必须生存下去。人的生活从早晨起床之后到夜晚睡觉之前都有一连串的行为，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每天要做的很多行为都必须不断地选择。可是，伪善的人们对于人类的这些行为却并没提供任何指针。人对于自己的行为要进行选择时，必须有所指针，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必须服从生活指针，此时，我们对于自己的判断就不多加考虑了。这种指针完全无合理性的部分，可是，对于全人类的大部分行为却息息相关，也可以说，这种指针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习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人生意义了解得越少，就对这种习惯越接受，也能受到强烈的支配。对于这种指针，无法简单地以一两句话来表达，由于这些指针依时间与场所不同而往往不同。比如说，对中国人而言，就是重视于祖先的墓地或安置祖先骨灰的塔所供应的灯火；对回教徒而言，就是重视于圣地巡礼的这些事；对印度人而言，就是重视于有一定分量地惯用祈祷文句；对军人而言，就是重视于对军旗的忠诚与服从的荣誉心，等等。
从某一角度而言，这一切行为就好像在日常生活上必须摄取的餐食，也是教导自己的子女时的一种教养方式。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好像一种访问或作为住宅的一种装饰品，也正如对于丧葬、庆祝生产或结婚典礼的一定行事一般。简单地说，这一切构成人类全盘生活的数不尽的行事与行为。有时对于这一切的某项目就称为礼仪作法，有时也称之为习惯，有时又称为义务，有时甚至被称为神圣的义务。
大部分人对于人生，一方面听从伪善者的教导，另一方面仍遵守传统性的指针。可是，这些人始终不会了解自己的人生的合理性或意义，还照样按传统性的这一切行事，不但如此，甚至想从这些行事中寻找出合理的意义，比如内心想着“施行这些行事者一定有某种根据才会施行这些行事。”但是，其他的人大部分也都有同样的想法，也就是说，对于人生的合理的意义是一知半解，都处于同样的状态。
对于这些人来说，自己所施行的行事的意义越不理解，这些人反而更重视这些行事，又更带以严肃的气氛来施行这些行事。此时，无论是百万富翁或三餐不济的乞丐，都模仿着大家所做的事情，甚至将这些行事当作自己的“义务”，如此一来，更会轻易地想着“那么多的人而且自古就始终施行着，又有这么多的人这般重视。由此可见，这才是人生真正的事业之一”，因此，大家就对自己加压力地来理解。
结果，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成长，这些新人就会看到白发的年老者加入了被称为“人生”的这种动物性的生存复杂性，因而很自然地又认为这种复杂性的杂沓混乱的情况才是人生，是由于这些新人看到这些白发的老人受到大家的尊敬，所以，更会这样深信着，也因此更确信除了这种状况之外就无人生存在，如此，终于在真正生命的门口互相杂乱地检讨着，不久便离开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