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要求，全国每个村庄都要置鼓一面。凡到农忙时节，须指定专门人员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这个工作，一般由老人负责。懒惰不下田者，由老人督责。若老人没有尽职，导致懒汉生活困窘，从而铤而走险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则老人有罪，将受惩罚。
皇帝还要求每个乡村都要选派一位老人，每月六天，于暮霭四合时分，炊烟袅袅之际，在乡村街道上，摇着铜铃，大声朗诵宣讲皇帝亲自制定的六谕：——要孝敬父母，要尊重尊长，要友爱邻里，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乐业，不要为非作歹！
为了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朱元璋对他们的生产与生活做了相当细致入微的考虑与安排：“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粮和当差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麻烦。因此，你们务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丰衣足食。每户务必要按照国家号令，依法栽种桑树、枣树、柿子树和棉花。这样，每年养蚕生产的丝绵，可以丰衣；枣、柿子可以卖钱，遇到歉收年景可以当粮食。此事对你们老百姓有好处，乡村里甲老人务必要经常监督检查。若胆敢违背，家迁化外——流放到边疆去。”
这是朱元璋的一个极其有名诏令的部分内容。
当时，帝国政府作出了详细规定，每家农户必须按照一定数量与比例栽种桑、枣、柿和棉花。其中，枣、柿是如何解决了农民的零花钱问题并在灾年帮助他们度过饥荒的，我们不得而知。从常识判断，想必还是能够发生作用的。而另外两项——桑与棉，则对我国经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与其他许多因素缠绵交织后演变而成的，其演化结果，许多都与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之所以产生这种南辕北辙的结果，可能是出自下列三个原因——
其一，朱元璋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对变幻莫测的汪洋大海心怀疑虑，基本或完全找不到感觉；其二，与军事和政治领域不同，此人可能缺少经济上的洞察力与战略眼光，因此只能信守无商不奸之观念，坚持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其三，割据浙江、福建一带的方国珍、陈友定残部逃入大海，并与日本浪人联手出没在东南沿海一线。
因此，朱元璋在宋、元时期极其繁荣的国际贸易上大踏步后退。他多次下达严厉的禁海令，其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叫作“寸板不许下海”。其令人畏惧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在上文中动不动就看到的“家迁化外”——全家流放边疆和“族诛”——杀其全家等等之中感受出来。结果，导致曾经给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高度繁荣、生机、活力与利益的国际贸易急遽萎缩，蜕变成了无论以今天的眼光，还是以当日的眼光，看来看去，怎么看都是高度扯淡的所谓“朝贡”贸易。中国人特别自豪的郑和下西洋，可能就与这种“朝贡”贸易干系甚深。
此后的发展，肯定会令朱元璋于九泉之下痛心疾首。
正如我们曾经谈到过和今后会不断看到的那样，皇家与官府的高度垄断及其“朝贡”贸易，果然在未来的岁月里，有效地培养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走私贸易。后来真正称得上富可敌国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只不过是这场走私加海盗狂潮到了晚期的受益者而已。而发生在他们父子之前、在大明帝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其著名的东南“倭寇”之乱，在某种意义上说，差不多就是——简直就是这种垄断和“朝贡”贸易的直接产物。讨论上述种种事迹，大约需要厚厚几大本博士论文，在此从略。
现在，我们只需知道，当一个本来应该是自然发育成长的东西，被缺少知识的政治权力强行介入之后，会演变得有多么面目全非乃至不可思议。而且，这种东西几乎是必然地要回过头来削弱介入者的力量，进而形成敌对力量，对培育出这个怪胎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本身形成巨大的杀伤力。
知道了这些，九泉之下的朱元璋大约会无论如何也闭不上眼睛。
然而，朱元璋此时大力倡导的种植桑树，却在后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不论是“朝贡”贸易还是走私贸易，丝绸在数量和价值两个方面，都成为广受国外用户欢迎的最大宗华夏物产之一，而行销世界。一百五六十年以后，到大明帝国后半叶，即徐阶、高拱、张居正主政的隆庆年间，帝国政府正式开放海禁。其后，以丝绸、陶瓷为主的中国出口贸易，包括官方、民间、走私贸易在内，一度横扫世界市场，甚至在数年之间，曾经将世界当年白银产量的一半以上吸纳到了中国。其受追捧的程度，有如今日美国之英特尔芯片。朱元璋虽不是始作俑者，确也着实功不可没。
或许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白银滚滚流入浪潮，才使得后来的大清王朝臣民有能力购买并消费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满船满船的鸦片，支付那一次次没完没了的战败赔款。以中国自己的白银矿藏及其产量，断无此之能力。
另外一项堪称德政的，则是棉花及其棉制品的大面积推广与使用。
早在南北朝时期，棉花就已经传入我国。但直到宋朝晚期，并没有广泛使用。从当时的资料中判断，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布衣，其实指的是麻布。当时，南方地区过冬，用丝绵袍御寒；北方则主要是用毛皮所制之裘衣。棉布轻暖温柔，优点颇多。但非本土所产，因此罕见使用者。到了宋朝末年，棉布制品可能比羔羊皮、狐狸皮都珍贵。以至于只有横行天下的成吉思汗、忽必烈这个级别的人才穿得上。而且破了以后，还要多次补缀。可见其珍视程度。
从《农桑辑要》中我们知道，元代中后期曾经在中西亚地区引进棉花种子试种，感觉不错，开始推广。于是有了广受人们尊敬的老婆婆——黄道婆。
棉花在我国的大面积推广种植得益于朱元璋的大力推动。从而，使棉制品这种王公贵族的奢侈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在造福国民的同时，一个没有想到的副产品，还舒缓了松江府人民的苦难。
松江府治下，在今日上海的松江县。当年松江府管辖的范围为两个县，比今日的县治要大。前面曾经说过，此地过去是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切齿痛恨张士诚治下人民对张士诚的支持，曾有过“屠其民”的念头，就是想杀光苏州、松江一带的百姓。后来想想不对，勉强放弃了这个想法，但还是有一块块垒，梗在胸口下不去。于是，改为向苏州、松江地区征收高额赋税。
宋朝绍兴年间，松江税粮只有十八万石，朱元璋时期一家伙增到了九十八万石，加上其他杂费，总计达到了一百二十多万石。当时，全国年税粮总计二千九百多万石，苏州一个府需要交纳的是二百九十万石左右，占全国的百分之十。松江虽然不到苏州的一半，但号称天下赋税最重之地。原因是苏州府管辖着七个县，松江府只辖两个县，从农田面积上看，松江只有苏州的四分之一。这样重的负担，仅靠土地种粮已经完全无法支撑。于是，心灵手巧的苏州人向生产丝绸发展，苏州成为全国的丝绸制品中心；聪明能干的松江人则向棉制品进军，“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并进而形成了松江棉制品“衣被天下”的局面。
后来，我们在大明帝国军队装备清单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胖袄”一款，指的就是那肥大臃肿却温柔舒适的军用棉衣裤。
至此，朱元璋为我国乡村建设所倾注的心血，称得上是至矣尽矣。这可能是他虽然大批量杀人、却在当时与后世能够受到广泛赞誉的原因之一。
但是还不行。
作为农民，这些已经足够了，作为皇帝却还远远不够。朱元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终于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叫皇帝的心思。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执照之类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格甚至是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致入微。
——商人有商引，无引以奸盗论处。
——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
——人民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皆“迁之化外”——流放到边远地区，藏匿者同罪；对于此类人士，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连坐。